目前所查過的公私館藏目錄與文獻資料,均未見有此版本的著錄。
是書為明中期四川官刻本,白棉紙精印,明代舊裝,明代書簽書目簽均保存完好,書中版心刻工皆為當時良工,為不可多得之罕見的明代傳刻代表本。存45, 46二卷一冊,卷前有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宛陵徐元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豫章陳瑫同校。10行22字,四周雙欄,白口,雙魚尾,版心有刻工名。


查詢全球公藏圖書館中有相同校編者,且行款、年代相似也稱《新刋憲臺攷正OO》的,在中國國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中,都相同的只有《新刋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二十卷, 外紀二卷, 總論一卷、與《新刋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 》二十一卷,二種。哈佛大學藏有另一名為《新刋憲臺攷正綱目點音資治通鑑節要會成》二十卷,是明隆慶己巳3年敬賢書堂刊刻,不著撰人,唐順之删定,張謙厘正的。凡例題:翰林攷正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端下題:書林余應陽刋行。12行26六字, 四周單邊, 白口, 雙魚尾。臺灣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中有《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四周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中縫上記性理大全幾卷,中記篇目名,下記葉次。11行24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實為福建坊刻《御製性理大全》本、且品相差也是殘卷與補抄。至於文獻中主要記錄有,徐元太於萬曆19年在四川巡撫任上刻宋江贄撰《新刊憲台考正宋元通鑒全編》20 卷,《外記》2 卷,《總論》1 卷等,萬曆43年刊自輯20多年心血編成的比喻彙編《喻林》120卷,今都藏國家圖書館。



因此,這冊《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雖是零本,但未見公藏、不見著錄文獻,在版本目錄學上,有較大的補足空白的價值!
此本為徐元太(1536-1617)自校自刻之書,徐元太為萬曆間要員,並在程朱理學上頗有建樹。徐元太又作徐元泰,字汝賢號華陽,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宣城古稱宛陵,今安徽省下轄的地級市,嘉靖44年進士。萬曆13年朝廷命時任順天府府尹的巡撫四川徐元太,以討平蜀酋擁衆殺掠變亂,累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四川至萬曆17年。明實錄中記有:”萬曆14年10月,敘征勦松茂番蠻功廵撫徐元太,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廵撫、仍廕一子”。萬曆20年2月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徐元太為戶部左侍郎。6月命戶部左侍郎徐元太總督倉塲,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書中卷前校刊人銜名中,另有天雄赫瀛、豫章陳瑫。赫瀛字登甫,是直隸大名府濬縣人,萬曆2年甲戌科進士。陳瑫則是江西南昌縣人,豫章指南昌地區爲南昌古稱。
徐元太與赫瀛同校並刊印《新刋憲臺攷正OO》系列書刊,也是其來有自。據考《明實錄》,在萬曆10年時,徐元太任陝西按察使,而赫瀛也在萬曆10年至13年時為廵按陝西御史。萬曆13年徐元太巡撫四川時,赫瀛又任四川廵按御史。憲臺始置於漢朝,是御史大夫官署。明代時從三品的巡撫亦稱為大憲台,惟其後多以撫臺、撫軍、部院、帥、中丞、撫憲、撫院等稱巡撫。明清時巡撫也多加有兵部與御史銜,如此時的徐元太,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銜。因此書名《新刋憲臺攷正OO》。
赫瀛的傳世資料非常有限,在今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山石窟上的題字「麥積奇觀」,應即為此人。麥積山的佛教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與重慶大足石刻齊名,均為極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麥積山石窟第四窟中的壁畫、造像、建築等,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四窟第四龕(七佛閣與牛兒堂隧洞上方)龕楣,有「麥積奇觀」 摩崖刻石四個大字,落款「天雄赫瀛書」。
早期史料並不知赫瀛其人,例如在民國馮國瑞編撰《麥積山石窟志》〈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章節中有:"麥積奇觀。四字在七佛閣中間,苐四洞之上頂額,每字大可二三尺,嵌以赤金,遠視更顯。書法挺勁如始平公,旁題天雄赫瀛書,不審何代人也”。此處的始平公,指在洛陽市南郊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上,刻於北魏孝文帝太和22年的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書家多認為其書法藝術是龍門二十品中的第一珍品。書家稱此石刻已無古板隸書形,也一反南朝的靡弱書風;書法雄重遒密,有漢晉雍容方正之態,開北碑方筆的典型,而富有陽剛之美。直至近期仍有一些麥積山石窟研究文獻,稱此為某天雄軍節度使所書。其錯置原因,可能赫姓稀見,沒有收入在《百家姓》中,誤以為是唐朝時少數民族的某天雄軍節度使。
此處的赫瀛,應是萬曆年間本書的同校者;其名前冠天雄,也是很有意思的多重巧合。唐大中、咸通年間,在河隴地域設置天雄軍節度使府、歸義軍、涼州節度使府三個高級軍政權力機構。赫瀛為河南濬縣人,麥積山在甘肅天水,赫瀛也在萬曆10年至13年時為廵按陝西御史,這些地方都曾屬天雄軍的範圍。赫瀛籍隸的直隸大名府,在唐天寶初曰魏郡,乾元初置魏博節度,亦曰天雄軍。天雄軍節度使府的治所所在秦州,雖史有不同之說,據《兩唐書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可能在今甘肅秦安縣的秦州,甘肅天水市下的秦州區,但都轄有麥積山石窟的所在之地。
中國傳統朝廷對百姓教化與讀書人的思想,都有規範限制,並昭示與宣講國家準則。明代開國之初,即確立了尊崇程朱理學的政治意識形態,”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成祖永樂13年(1415) 8月,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等人,奉旨纂修撰成刊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賜天下。前者蒐羅宋儒對五經、四書的詮釋;後者雜抄宋儒對於性理方面的詮釋。此書同頒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府州縣學,遂成此後國學與讀書人的思想標準。
清聖祖康熙時,詮擇《性理大全》一書成《性理精義》十二卷:“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覧,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歴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初一日”,此後《性理精義》為清代重要的教材與科考思想標準。
因未見著錄,筆者也比對了本藏與中國國圖所藏善本書號A00894,著錄稱:內府明永樂13年、10行22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週雙邊的《性理大全書》書影,發現其中存有一些異同。二者款式大約相同,兩本行字數也相同。但本藏為白口,雙魚尾,版心有刻工名。較訝異的是著錄為內府本且頒賜天下的,則似不應出現在許多處有每行23字的不整齊。本書既稱新刊憲臺考正,在行字數方面,確實均已整齊較正,但與永樂內府本的文字間有多處增減字。於此不一一列舉,歡迎有興趣的讀者聯繫索要本藏與比對書影。另書中內容文字有些也與今通行本不同,例如國圖永樂內府本與本藏,在卷45頁3均為:”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但在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本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的書影,此處曰做者,於文義上來說顯然應是四庫本誤繕。四庫全書成於文治武功均為鼎盛的乾隆時期,對抄寫繕謄規定也極為嚴格,如”總裁錯至三次,分校、覆校錯至兩次者,均交部察議”。但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其實仍經常會有訛錯、別字、顛倒詞彙者,此將於另文中再述。
本人剛好也藏有一部清康熙54年內府原刊原裝本,1函5冊開花紙線裝的《御制性理精義》十二卷,可與此未見著錄的《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零本相輝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