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然辯證法看儒學經典四書

《監本四書》 清直隸官書局刊本 十九卷  1函6冊 (宋)朱熹集 竹紙 線裝 半框17.3×13.7。牌記:光緒乙巳年正月直隸官書局刊。鈐印:陳康白印,並有陳康白圈點批註。是書內收儒家經典《大學》、《中庸》一冊,《論語》十卷二冊,《孟子》七卷三冊。

陳康白(1898-1981)是中國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自德國哥廷根大學研究有機化學返國後,歷任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院長,中原軍區軍工部部長。新中國建立後,從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化教育辦公室副主任,到建設哈爾濱工業大學成今日國際一流名校,中國科學院秘書長,直至國務院參事等。陳康白嗜書如命、並精研馬列主義;曾在1944年隨新中國開國上將王震南征過汾河時,在騾子墜河後捨命搶書;於此王震曾贈詩:「死也不丟竹杆子,誓與馬列共生死」。

陳康白是新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開拓者與實踐者。1958年陳康白主持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自然辯證法班的學習計劃,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系統掌握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與研究骨幹。陳康白將中國古典經學文化中的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結合,提出科學家應成為革命通人,即既精通專業技術,又能運用辯證法洞察社會規律。他主張自然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在中國古代經典書籍中的自然觀中已有樸素萌芽,但需轉化為現代科學實踐,直接影響了後續中國科技哲學對東方自然辯證法的系統梳理。本書中有多處陳康白先生圈點與眉批,並有許多以馬列社會主義,及唯物、實踐、辯證、合作社等觀點,來註釋四書中的章句,誠為稀有文物。

本書是見證陳康白以自然辯證法剖析中國傳統儒學四書精神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書中多處經陳批註,茲僅列數則:《大學章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陳康白圈點並批註「要用讀黑格爾邏輯學的精神來讀」。「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則僅圈點「致其知在格物」六字,並批註「唯物主義」。《論語·八佾》「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批註「責備自由主義」。《孟子·萬章下》「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批註「辯證法」。《孟子·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批註「合作社的限制」。於此種種數十則,可進一步瞭解陳康白的思想邏輯。

《四書》全稱《四書章句集注》,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注釋。宋以前《五經》立於學官,唐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官定的經書注釋。宋時程、朱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作為經書,與《五經》並列。光宗紹熙元年朱熹刊刻其書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四書名稱從此確立。元皇慶二年定考試課目必須在四書內出題,並以朱熹的集注為根據,其後一直到明清相沿不改,是為近六百年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圭臬。清初以內府所藏宋淳祐六年丙午補刻燕山嘉氏宣城大字本等,與繼承明北京國子監的板片等相互校考,校訂了十三經。查公藏目錄,名稱《監本四書》的本子並不多,官方或準官方的刊本更是稀缺;直隸官書局刊刻名《監本四書》的也僅此一種。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直隸官書局所刻於光緒乙巳年正月的《監本四書》,也可能是晚清最後一部準官方刻印的經部書籍。同年稍晚,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一摺….。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大約也再無由準官方刻印四書五經等的需求了。

雪泥鴻爪

百千年來的中國科舉雖在1905年廢止了制式科考,但至今兩岸乃至鄰近華人國家中,從小讀書考試升學到任公職等等,仍多是照著指定教科書教材課綱的記憶考試。如同我們多數不會留存伴隨我們讀書學習過程中無數的課本、考卷般,科舉時代的課卷試本等實本材料今也不多見了。謹於此分享一些曾經所有。

殿試卷

路峙應咸豐九年會試中式應咸豐十年庚申恩科殿試原卷,紙本 1冊22折。封面有朱筆第三甲第三拾伍名字樣及禮部之印、尾有印卷官封,冊頁黏糊處及背有“彌封官關防”封條,禮字一百八十三號騎縫碼號等。真本原件殿試卷相當稀少,本件各處關節具全,更如卷前出身交代處的紙丁孔、各黏糊處的關防、騎縫等,及卷背的考官評分等等具在。嘉慶十四年進士路德,曾主關中、宏道、象峰、對峰各書院,與其子孫路慎莊、路慎皋、路桓、與本卷主人路峙等五人先後皆中進士,是關中書香世家之一。殿試卷評分高低依序為以圈、尖、點、直、叉作記,路峙這份考卷的得分並不理想,八位中有七位給點,一位給尖,因此落到三甲。

這份殿試卷中含有兩個隱藏版的科舉歷史文獻中的重點,殊為難得珍貴的文物!

一是本科爲清文宗三旬萬壽恩科,因此在正文結尾處鈐蓋”壽”字朱印。

二是中式會試但參加下一科殿試的實物史料。包括一些學者在內的一般多誤以為舉人入京會試中式後,就可直接參加殿試得取進士功名。但其實自康熙50年年順天科場案後,會試中式的貢士,還需經過一個覆試程序,才能參加殿試的。雖然至清中後期,會試後的覆試基本流於形式,貢士很少會遭淘汰。但還是偶有因故被停考罰科、或丁憂或其他理由返鄉、或主動保留到下一二屆再參加的。其中最有趣的,應是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清光緒16年中式庚寅恩科貢士,但到光緒18年才於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理由在蔡元培《自寫年譜》稱是:”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試”。更多的說明,請見本古籍故事系列中的《朔方備乘》一文。

鄉試卷》二種

  1. 清光緒五年,山西代州五臺縣儒學應試附學生員田榮祖寫本,紙本 1冊44折。此本極完整,前後有第壹場、東場芥字五十號、前後與每6半葉黏貼處的彌封關防、盈字六十二、山西省布政司等印;內有完整的出身交代、草稿、正文等三部分;後有朱筆祈縣書手崔志善等。
  2. 第二場五經試卷謄錄朱卷,紙本一冊。前有監試等關防三枚,第十五房、巳二十三號等印記,後有掌卷所、對讀所、謄錄所、彌封所等印。

鄉試是科舉中的最基礎,中試後而成舉人更是功名的起點。但完整的鄉試卷保留存世至今的卻非常稀少,公藏與拍場也僅是偶一為見。

鄉試第一場考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考五經文各一篇;第三場考策試題五道。三場下來共計十四道題龐大數量的答卷,閱卷官員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是不可能一一詳讀的,因此往往首場四書文即定勝負。

由於四書文的問答之間,已有既定的代聖賢立言公式,因此考官可以很安全快速的做出評分。到了第二三場考試的流於形式,則已是士子通知、心照不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閱卷的時間壓力外,考官對答題內容更是戒慎恐懼。考官或因不諳天南地北五花八門的策題內容,擔心出錯而輕則因未察考生文章的杜撰臆造而落為笑柄,重則更恐因未察答題內容的妄議不軌、或涉忌諱,而落得失職丟官甚至問罪的下場。

其它包括鄉試硃卷、寫本硃卷、殿試策、欽命論疏詩題、御覽硃卷、辛卯科十八省正副榜同年全錄、課卷、學憲觀風試卷、歙縣學光緒十六年新進文童三十二名榜單、探杏譜、國朝湖州府科第表不分卷等數十種將陸續增補。

欽定本朝四書文

清乾隆間《欽定本朝四書文》白棉連紙 線裝 一函八冊全

實施千百年的科舉進仕,影響中國人的思惟、文化,與社會結構及變遷甚鉅甚大。今日常說的”考試引導教學”,其實在從來的以前都是如此的,尤其是國家考試。也於是從有考試以來,就一直有各式各樣的參考書、題庫與範本等等的,以幫助應考人。科舉時代的寫作範本,大致有三類:1. 官方頒行以規範當時讀書人應有的正確思想:2. 書院、書商等收集的材料彙編成書;3. 登科學子尤其是進士及第後,本人與官府鄉紳等刊刻的應考答作文,做為光宗耀祖及酬謝應答的單行本。

為規範時文(又稱制藝、四書文、八股文等)寫作,引導讀書人思維,並做為官方儒學的理論建設,清乾隆皇帝於甫登極時,即敕令方苞選擇明清時文,編選成《欽定四書文》。其中明朝時文,按年代分作化治文、正嘉文、隆萬文與啟禎文四集;清朝時文則收錄順康雍三朝另編為一集,集中每篇時文後均有評語。此《欽定四書文》後更收錄於《四庫全書》中,且為四庫中唯一收錄的科舉範文集,也是有清一代唯一的官方對時文的指導書。

《欽定四書文》編成時原並未分卷,計共選明朝時文486篇,清三朝時文297篇,於乾隆5年由武英殿刻刊並頒行天下。後於編入《四庫全書》時,全書又再分為41卷。因《欽定四書文》卷帙浩繁,除少數供典藏外,存世的多是以化治、正嘉、隆萬、啟禎、本朝等分為五集刊印流通。其中,《欽定本朝四書文》存世流通非常有限,除故宮級的四庫寫本外;印本大致有乾隆5年武英殿本或同行款體例的模刻本,及光緒間的版本其中以光緒2年崇文書局的為代表。從雅昌、孔網等拍賣資訊可知,近十餘年來未見有足本的《欽定本朝四書文》。

本拍品《欽定本朝四書文》即是清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時文選的單印集,內容包括目錄、大學(冊1)、上論(冊2, 3)、下論(冊4, 5)、中庸(冊6)、上孟(冊7)、下孟(冊8)等不分卷8冊,492葉,開本28.2×18.2cm。這未分卷、冊數、開本、行款等等的特點,都符合初編成時乾隆早期版本的體例。本拍品8冊除第一冊前半的上部有水漬,及少數頁面有文字拖曳與刷痕外,其餘品相均完好。圖中分別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標示為「光緖二年夏月崇文書局開雕」;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標示為「武英殿, 清乾隆5年」;與本書等三種,並列以為比較。另外在放大圖中也可看出,普大東亞圖書館定為武英殿本的刷印,也有小字模糊與拖曳重疊的瑕疵,也或許該本其實為後印、或其實也是翻刻而失察。相較於本拍品的同頁處,字跡印刷就爽朗秀麗更多了。當然本拍品中也有好幾處,尤其是時文後的評跋,見有拖曳與刷痕。三百年的故紙,總是難以說定高下優劣的。

四書文的重要性,在許多研究科舉的文章與清人小說筆記中,都有一致共識:即科舉考試雖然科目繁多,但首場四書題已是決定的關鍵。在清代科舉制度中,鄉、會試都是分三場考試且內容一致。尤其自乾隆中起至光緒科舉改制與最終廢止間,鄉會試的三場都是第一場考四書題3道、詩題1道,第二場考五經題5道,第三場考策試題5道。三場下來14道題龐大數量的答卷,閱卷官員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是不可能一一詳讀的,因此往往首場四書文即定勝負。另一方面,由於四書文的問答之間,已有既定且幾乎不變的公式,考生僅能在有限的300到700字間”代聖賢立言”,這讓早已讀爛經書的閱卷考官,可以很安全的做出所謂的公平評分而不出差錯。演變到後來,尤其是第三場的試策,已是流於形式了。原是為了考察考生對時務的瞭解與對策、規劃,試策應是最能看出為官治國撫民的能力才華。但也因考生可超出四書五經範圍的自由發揮與申論,而多數考官其實並不具備天南地北範圍的策題中的相關知識;唯恐閱卷時的疏漏間,輕則因未察考生文章的杜撰臆造而落得成為笑柄,重則更恐因未察答題內容的妄議不軌、或涉忌諱,而落得失職丟官甚至問罪。因此,由於第三場試策的自由度太高、考官風險太大,所以多數考官與士子間,逐漸形成虛應故事的默契,只要語氣平順不驚即可,甚至到晚期經常可見”將原題所問,竄為所答,敷衍成篇”的荒謬空文。 “清真雅正”,是優選時文的條件。撇開以昨非今是對科舉八股的各種批判,《欽定四書文》的選文均須符合方苞所稱「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為宗」,因此也是今日對國文學習寫作的好範本。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一)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