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比部詩鈔

《翁比部詩鈔》一卷全 (清)翁樹培撰 民國13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翁樹培(1765 -1809),清大興(今屬北京市)人,金石名家翁方綱(17331818)次子,清乾嘉間最著名的泉幣學家,以古泉範背文“宜泉吉利”中取“宜泉”自號。翁樹培乾隆52年進士,惜未得大年,詩傳與著作存世非常有限。本書一卷一冊,後有翁方綱追述愛子小傳,從中得知翁樹培進士後「改庶吉士、授檢討…嘉慶丁巳補刑部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見蒙恩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嘉慶己巳年即1809年,表示翁樹培未及得外放地方官即早逝,因生平都在刑部,故書名稱翁比部。書末再有吳興劉承幹於甲子重陽日跋,敘特編此冊是為了「俾學士父子(即翁方綱與翁樹培)一家之學,由余而傳或亦有翰墨夙緣歟」。

劉承幹(1881-1963)是民國以後的最大藏書家,更耗巨資於民國13年在於南潯鎮鷓鴣溪旁,建成一口字形西式藏書樓,再以前於1914年因捐資為光緒崇陵種樹而獲遜帝溥儀所頒「欽若嘉業」九龍金匾,取名藏書樓為嘉業堂。劉承幹的祖父劉鏞,因經營繅絲富甲一方;其父劉綿藻,光緒戊戌年進士。劉承幹本人亦為光緒31年貢生,其時僅年25歲,功名前程大有可期,惟旋科舉停廢、清室覆亡。因此既是書香門第、又因過繼大伯以承重孫繼承劉鏞的家財萬貫,加上自身學養俱豐,因此成就了嘉業堂的藏書刻書聚書60萬卷、20萬冊的偉業。嘉業堂的刻書精良,也是民國時之最佳。

劉承幹的祖父劉鏞曾聚財千萬兩白銀以上,時稱南潯四象之首,約當今日百億以上財富,因此可以如陳乃乾所說,其收書、藏書、刻書間頗有「海涵萬象之勢」。民國6年,中國近代藏書家、校勘目錄學家、近代圖書館的先驅繆荃孫(1844-1919 )晚年時「…近況漸艱,欲以所藏宋元槧本十餘種,讓售…」,劉承幹以15,000元大洋鉅資買下,可見其財力與氣魄。劉承幹雖富賈一方,但人均稱其仁厚,且對古籍文化的貢獻備受高度讚譽。劉承幹更曾細心的在豐富的日記筆記中,記載了幾乎每一書是何時經由何人何淵源所購花費若干的詳細資訊,當然也包括了刻書出版的點滴種種,這對現今研究當時圖書目錄與出版業的了解,幫助甚多。

嘉業堂以嚴謹態度刻刊叢書,每書除劉承幹皆有題跋外,更請名家學者於刊印前後再三校訂。嘉業堂實力雄厚,刻書非求營利,但求文化承傳;因此是不計成本的物超所值,遂成民國乃至今日藏書文化界的所重所珍。嘉業堂刻書的版片,也多悉用高級的棗木,紋理細密質地較硬,雖工序較艱但印成後精美;所選書也是罕傳秘笈及經世實用之書,又校讎審慎,民國間學人大儒均推崇甚高。魯迅就曾說過 “劉承幹…所獲既富,遂發刊輯叢書之願,擇孤本與罕傳之本,次第授梓,成叢書數種"、“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 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例如此書,若非劉承幹的發心斥資而傳,英才早逝的翁樹培著作可能就此散失無著了。

本書《翁比部詩鈔》是民國13年嘉業堂藏書樓竣工時,同年款署嘉業堂的刊刻本,又是初刻初印,品相完整精良,原裝書簽牌記,是非常難見的珍稀好書,許多公藏圖書館都列為善本。除為嘉業堂代表刻書外,也敘說了一段嘉業堂主人於文化圖書貢獻的故事。

古籍善本中卷帙浩繁大部類者,固然有泱泱磅礡氣勢的可藏諸名山;但現代多數人的時間、空間都相當有限,也多難典籍宏富的缥缃满架。這百年善本觸手猶新,名家刊刻、精美單冊詩鈔,更適合輕鬆入手與增添案頭間之幽雅。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一)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

緣起

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也將如大海潮汐般的來去聚散。2020-2021間全球大疫、出行受阻。日常的科研工作與國際來往交流等,頓下減少了許多。也因此,反倒有些時間將二三十年間的一些蒐集與心得,做一整理,以為換手之準備。

目前的網拍與網紅平台機制,確實增添了許多商品買賣間的便捷與流通。但在非新書方面,滿目拍品多是舊老二手書,而非專業所稱的古籍珍本。更有許多只是從它網轉貼倒賣的,或將新印古籍做舊或魚目混珠的偽充古籍珍善本。具知名度與專業的拍賣公司,倒是多有鑑別篩選而能貨真價實;但限於一般拍賣的圖錄篇幅常未能有詳細說明,較適合已在古籍蒐藏、欣賞領域有一定認識的群體。至於國學領域中許多學報專書的精彩論文,則確實常能見有精闢之論;但內容中許多如版本圖錄校勘等的專業論證,可能就只適合更小的族群了。

疫情的無常、與年歲漸長;曾經非常有系統與費時蒐集整理過的一些古籍文物,也到了出清換手的時候了。但不想只是草草甩賣了事,因此就從古籍故事的角度,藉由手邊藏書為題材,將一些所了解的整理分享,並為曾經有過留些記憶。

例如,在清末攝政王親弟貝勒載洵手書的《陸軍貴冑學堂筆記》中,查找了其中幾天載洵紀錄請假的緣由,於是更清楚的知道了當時的氣象、節慶、習俗典禮等,也經由文獻資料的查尋,補充了陸軍貴冑學堂的一些故事。又如,看到近些年拍賣會中幾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印本間拍價的懸殊,剛好手中也有一部經圖館善本專家看過是初版後印的,但內容特徵卻又介於其中。於是查閱了目前認為並著錄是初版的公藏,如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國圖、上海圖書館等的幾種版本,卻明顯可見彼此間的版式、內容存在的差異,加上中國雕版印書的特性實難嚴格精準的鑑別出第一次刷本,而認為所謂初版祖本或可求同存異的能有更寬廣多樣的存在。又如,在《華英字錄》一書,也認真的演習了該書提出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並分享予週旁的外籍訪問學者。在《蝶仙小史》一書中,則延伸了解了作者延清的生平,與蝴蝶在中國文學中出現的變化。如《虎口餘生記》中,藉由塘報稿,實例舉出紙本古籍在史實校考、漢字辨析的重要。於此等等,都希望能留有些故事,更希望這些書,都能找到欣賞喜悅或有淵源者。

系列中有許多的,是古籍類中開門見山的珍善品,如明清的內府刻本。原來數量就不過十部今僅存一二或孤存的內府寫本,例如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進呈慈禧專覽的治平寶鑑、大清皇帝實錄零本、宋元刻大藏經、科舉考試殿試冊原本與鄉會試原題、原墨卷等等。

因是生科農學的專業出身,數十年間養成系統性研究的興趣與習慣,發現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上,也能貢獻創見於一二。例如逐一比對藏本,發現一般學者通說宋元大藏經是每行17字,但比較本人所藏與中國國圖,及日本宮内庁書陵部所藏的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萬壽大藏本》、北宋末刊福州東禪等覺院、開元禪寺本等,都發現偶見的每行18字之處。《春秋集註、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明《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明《農桑輯要》等等,都是海內僅存、且未見於著錄!

不惑之年,學習建構網站,許多功能與編排、聯結等,都還在摸索學習中;且此為業餘興趣,未便全時關注,因此諸多未就緒,且也常修修改改的。於此種種不便齊中,歡迎同好交流與理解!

華英字錄 晚清西人創新的漢字檢索法

《華英字錄》光緒6年 天津新海關書信館波列地藏版 26.5×16.5

書前有浮貼英文說明一張。書前後內頁糊硃砂紅紙、書皮與硃砂紅紙間夾有西文報紙墊頁,為初印祖本,現已幾無存世。經查全球公藏圖書worldcat系統,僅有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存有,近十餘年拍賣會中也未見

晚清時的西學東漸,與西方人對漢字語的學習、華英互翻等,主要靠傳教士與洋人掌控的中國海關西人兩種力量推動。中文漢字一字一形又多義的特徵,讓以拼音語系為基礎的西方人,在學習上相當困擾。尤其是對單字的查詢,不像拼音語系可依abcd的順序查找。

在許多形式的華英字典中,供職中國海關的義大利人波列地 (P. Poletti) ,以拼音語系的有順序為啟發(如在浮貼在書前的英文序言中所稱:just as Ab comes before Ac in our dictionaries),別具創意的提出了漢字雙部首查詢法,將《康熙字典》中繁雜的214個部首,簡化成17類編碼,並將每個字拆分為主部首與次部首,以蘇州花碼進行順序編碼,創造了漢字快速檢索方法,並於光緒6年印行了的本書《華英字錄》。《華英字錄》做為最初的推廣試行,印發量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由香港別發、天津高林等洋行,售予在華洋人學習漢字,也因此如今存世無幾,殊為珍貴。在此基礎上,於光緒10年起的擴增本《萬字典》系列,有稱 (華英) 萬字典、萬字錄等等的各種書本,就有了許多書局印行的多種版本直到民國年間與近代都有。基本上光緒6年的是概念祖本,單字檢索列表與精簡讀音、釋義;光緒10年後的則是字典形式了。

雙部首法可以形象觀念來看圖識字,不必計算即便中國人也經常算不清楚的筆劃數與讀音。例如本站"故紙拾珍"的”故”字,拆解後第一部首為編號65的”攴”,第二部首為編號30的”口”,因此立馬可從上圖中的索引表,找到如圖中的讀音ku、音調4、與英文意思cause, old。在1887年6月2日的申報(#5073)即有「天津新海關書信館內布列地君所著,其檢字之便易,實無出其右。布烈地君自云,如有比此書查字更快者,願送銀一百兩,斯亦可見其大凡矣。本館亦以此書爲最便後學,蓋卷帙不多而字音字義可一望而知,行見藝林中,當家置一編矣用,特預誌數言以作左劵」。《申報》於晚清時在西學中傳的貢獻,佔有非常重要與領導的地位,特為文背書,可見此法之優。即便於今日來看,波氏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也是相當便捷的。本人非文史專業,並不知今日的華語文教學的方法與材料,不敢多言。但週邊校園內,經常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訪問學者,曾展示給好幾位沒學過漢字也非文史專業的同行朋友們試查,全都稱讚這個方法的快速方便,許多更掃描成電子檔(已無著作權問題),以便隨身攜帶查找生活路邊所見漢字,而迭有驚喜,更都驚訝這本薄冊已經存在140年的歷史了!

關於波氏的個人資料非常稀少,也幾乎沒有專文記載生平。在升天入地求之遍的一番功夫後,於晚清洋人主持的中國海關"Service List, 1888″資料中,找到:P. Poletti 於1876年9月開始供職於Amoy (即廈門,非今日所拼音的xiamen,係取音於早期葡萄牙人初登陸時所聽到當地人對此地的閩南語發音),於1881年4月起擔任Revenue Department中的In-door Clerk。這個職位在該職員名錄中,排序極尾、還在四等幫辦之後,屬於最末班的小職員。可能也是這種人微言輕的世俗,使得波氏的創意與著作,並未得到如其他當時在華的幾位著名西洋傳教士般的回響。另一方面,本書初期是做為海關內部與在華洋人,及涉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人員溝通使用。直到1907年上海美國長老傳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印行的《華英萬字典》前斐頁中,仍有作者題書 ”TO SIR ROBERT HART, bart., g.c.m.g.,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HIS WORK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AUTHOR”。另外,在本《華英字錄》一書的封面底有”by P. Poletti, Tientsin”等字,可知其時作者已在天津新關服務,又因為中國曆與西洋歷的時間差,其時應在中歷的光緒6年底、即西歷的1881年初。

這本書的發行單位,可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過程。眾所周知,中國的海關制度於清季時建立並掌控於洋人,其後再由海關總局發展建立全國郵政度。光緒4年3月9日在津海新關開辦的天津海關書信館,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郵政機構,不同於千百年來主要傳遞公文書的中國傳統驛站系統。同年8月15日,天津海關書信館發行了中國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至今都是集藏郵界的天價珍稀品。其後,天津海關書信館改名為天津海關拔駟達局 (Customs Post Office),再於光緒23年更名為天津大清郵政局。光緒32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並於宣統3年接管郵政,從此脫離海關成為獨立的系統。據查全球公藏圖書目錄worldcat,出版項中登載為天津海關書信館者,也僅此一書!

蝶仙小史

蝶仙小史 二卷 附來蝶軒詩一卷 (清)延清 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2冊 特殊金玉夾頁,線裝 19×12.7。

特色摘要

  1. 流傳稀少,近於海內孤本;
  2. 最祖本,也是宗教西學外較早期的排印本;
  3. 首尾有稀見的編輯者延清的朱印鈐章「錦官堂藏書印」、「鐵君」各一;
  4. 少見的以特定生物-蝴蝶為主題的詩詞專輯;
  5. 金鑲玉裝的內層夾紙,為不多見的寫抄本再利用;寫抄者不確定何人,內容多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清延清所輯《蝶仙小史》的最早的版本,即為本藏的光緒23年《蝶仙小史二卷來蝶軒詩一卷》鉛印本2冊(9行24字)。後有光緒25年《蝶仙小史彙編二卷》刻本2冊本(10行25字),及《蝶仙小史彙編六卷》刻本5冊本等三種。從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可得知《蝶仙小史》存世極稀,全國普查中的公藏,僅存二十套左右,本藏的最祖本光緒23年鉛印版,更僅有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有存,也未見於各拍賣圖錄中。海外目前僅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光緒25年的六卷本及光緖33年後刻的蝶史楹聯、鐵樓楹帖等綜合集本。

本書前後有輯錄主人延清的藏書鈐印兩方,也是稀見,應是詩人延清於成書後所留珍本,做為自留傳家與贈送摯友之用。延清(1846-1917),字子澄,蒙古鑲白旗人,是清中晚期的著名詩人。由榮蘇赫等所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為目前最完整與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學史》中,將蒙古文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1840到1918間定為近代文學。該書特於第十二章漢文創作中第五節,以11頁(609-619)的篇幅,專章詳述「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延清」,並譽為「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不僅在清末民初、而且在整個近代的蒙古族漢文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是一位創作數量最多(一千數百餘首)、反映現實最深入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蝶仙小史》的主題與成書之由,也是在古籍中所稀見的。自清乾隆年間,太常仙蝶一事,仙蝶已在京官文人間沸沸揚揚的傳為祥瑞之兆。延清於光緒19年夏於家中見巨蝶飛入連二日,恰好是日延清愛子彭年入試奏捷適得功名,於是興起「彙集國朝各家著述及名流題詠釐為二卷,恭錄禦製詩冠諸首顏之曰蝶仙小史,附拙作來蝶軒詩於其後,亦藉以志其梗概雲」。在友人曹允源的出版序中也說:「子澄水部自甲戌通籍跧伏郎署二十年,癸巳夏有仙蝶來翔室中,未幾得真除,於是有蝶仙小史之輯」,意思是說延清在同治十三年登甲戌進士後,一直當著小郎官,仙蝶來後,旋獲真除主官;父子倆代,分別進爵登科,所以視為吉慶之兆。按,延清在文學上赫赫有,著述文藝資料豐富,但在仕途上的經歷過程,史料不多。只知在進士及第後,長期在工部的屯田司、都水司、寶源局等轉遷任職。由本書序言資料,可補其生平經歷一部分。文中「水部」一詞,雖在魏、隋朝時,指掌管水政的獨立主官,但唐以後水政併入工部,鮮有再稱水部的;水部在清代則是各部屬官的通稱,有時也是屬官對其長官的自稱。因曹允源生年與登科均較延清晚十幾年,進士後除短暫任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外,生平都在外省地方任官,未曾直屬一直供職京官的顏清,因此此處水部應為抬格尊稱年兄,也可知在光緒19-22年間,延清應任職於工部都水司。延清以為官清廉著稱,於見仙蝶入堂後,確實也開始仕途順遂了。清實錄紀:「光緒26年2月23日諭內閣…工部寶源局…監督延清…均著交部議敘,以為潔己奉公者勸」。又據大公報天津版光緒31年4月13日:「上諭恭錄奉旨翰林院侍講學士著延清補授欽此」,宣統3年10月28日:「邸抄奏派補選文職六班,派出善佺、恩祥、恩華、誠璋、延淸」,此時延清已是官至二品的重臣大員了。

至於延清看到的是什麼蝶,就說不清楚了。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對生物的描述,多較抽象與意涵化,因此多難精準辨識到種的階層。因為延清在序中有具體講到「巨蝶飛來、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鬚綴雙珠,兩翅中各有一圓圈作太極圖形,蝶背細毛蒙茸,金翠掩映,翅之四圍亦隱隱現五彩色。僕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飛去。翌日午忽又飛來,諦視之仍前蝶也,迴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因此該蝴蝶是大型種、四足、不易捕捉,所以從生物學的知識來判斷,基本上可以限縮到鳳蝶總科中的蛺蝶科下的一種。因為一般蝴蝶都同昆蟲般的有六足,但蛺蝶科的前足萎縮貼附身驅,一般人看似四足。另外從地點、時間等來判斷,作者在自序中結尾「蒙古延清識於崇文坊之寓廬」,也就是在北京東城,這也符合嚴謹的京師八旗住所劃分中的鑲白旗居東之制,而崇文坊也是傳統官宦居所之在。至於時間為:「癸巳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楣,十三日午始晴。書室中忽有巨蝶飛來」,即西曆的1893年7月25日下午。以這些線索與背景知識,推測應為大紫蛺蝶的雌蝶。此推斷亦符合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楊宏編著的《北京蝶類原色圖鑒》,「蛺蝶科…已發現在北京地區有58種,占北京已知蝶類的l/3…其中最大的為大紫蛺蝶」,「大紫蛺蝶…翅展80~115毫米…雌蝶全翅面暗褐色…成蟲5~7月出現。此種蝶為大型美麗的蛺蝶,被日本選為國蝶。雌性體明顯大於雄性,飛行迅速而有聲,常徘徊於樹梢不易捕捉」。但因為昆蟲較易隨地理環境與氣候季節等演變而改變外型,因此在沒有相片、模式標本、或宮廷畫家的西方寫實素描等參考資料之下,憑藉文學與書畫的描述,最多也此能推斷於此而無法更精準論定的。

蝴蝶早見並多見於中國文學詩歌、戲劇傳說中,從莊周夢蝶到梁山伯祝英台的化蝶飛,歷朝不輟。至清乾隆御題詩詠北京太常寺仙蝶,並印發賞賜內外大臣後,更是被引申為祥瑞之兆,一時間官員爭相進表題賀,文人著書作畫的傳為風氣。到光緒時,延清有系統的收錄了清朝關於蝴蝶的詩詞,輯成《蝶仙小史》,也或許是古籍中的唯一專輯。編成後,延清循文人雅例,分送好友長官,其中一位信勤(字懷民,滿洲鑲黃旗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撫,綏遠城將軍),於收到後,回贈一幅著名書畫家張士保,於同治4年所繪的太常仙蝶圖已為酬和,也可見《蝶仙小史》的價值與延清的份量。

歷來詩詞中講到蝴蝶的不在少數,但沒有完整的收錄與比較。雖然各版本收錄詩數不等及有些重複,但《全唐詩》57,000多首,《全宋詩》254,240首,應已是至今較完整的斷代詩詞收錄。本文使用了”全唐詩、全宋詩分析系統”,瞭解到在《全唐詩》中,共出現蝶字計有557個,且不出所料的李商隱以30個排名第一,其次有溫庭筠的19個、白居易的15個;以佔比詩人的詩數來說,也是李商隱在《全唐詩》收錄的全616首中有30首用了「蝶」字的4.87%排名第一,其次為溫庭筠429首中19首的4.43%、及司空曙的175首中7首的4.0%。到了《全宋詩》時,「蝶」字共出現計有2271個,佔全時期收錄詩量比例為0.89%,略少於《全唐詩》時的0.97%。在《全宋詩》中喜用蝶字佔比高的前3位詩人分別是朱淑真338首中23首的6.8%、劉辰翁214首中11首的5.14%、與張玉孃119首中6首的5.04%。在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中,蝶字用的其實並不多,蛾字在《全唐詩》為441個更少,還要扣掉如蛾眉等的非指生物的形容詞。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當然是以植物類的如花、草、林等的統稱比較多;動物中則以「馬」出現最多,在唐、宋詩中分別出現5788, 16362次。《全宋詩》收錄量約為《全唐詩》的4.5倍,其間各種動植物等生物名稱,在《全唐詩》與《全宋詩》中出現的比例與排序差異不大。比較特別的有「梅」在《全唐詩》中出現1087次,但在《全宋詩》中出現12829次,百分比頻率達2.6倍,或許宋人較愛梅吧;其餘宋詩中出現較唐詩中頻繁的生物,還有牛、菊等等的,詳細分析於另文中。

至於蝴蝶二字稱呼的由來,應是本於中文造字六書的要義,而非是一般所見以「胡」、「番」等命名外來物種。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蟲部卷四十蟲之二卵生類下;「〔釋名〕𧌄蝶,𧌄音葉。蝴蝶〔時珍曰〕蛺蝶輕薄夾翅而飛枼枼然也。蝶美於鬚、蛾美於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為胡也」。所以蝴蝶二字是以虫字旁示意為昆蟲,再以特徵鬚鬍、與翅如薄葉,形容成昆蟲名。在古籍經典中,有作「蝴蝶」或「胡蝶」的不同寫法。由於現存的古書,都至少已是唐宋以後的物品,無法判斷先秦至漢隋間的書寫用字,除非求諸甲骨鐘鼎金遺物。在公藏文物中,最早的一件是東魏元象二年(539)的〈東魏正信佛弟子居士趙融率鄉賢道俗二千餘人造三級浮圖凝禪寺碑記〉,其中就用「蝴蝶」二字如圖。另一方面,由於東魏(534-550)是分裂自鮮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北朝時期的第一個朝代北魏(386-534),標準的五胡十六國政權,該時期的用字應也不會自稱為外來胡。凝禪寺位在河北省元氏縣白婁村,當時屬東魏所轄範圍,於元初燬於火,碑石也斷為二,重見於1920年的考古發現。在該碑未毀前的拓片中,包含以蝴蝶等昆蟲描繪人生的一段話,非常有深意,也謹抄錄為結束語:「觀世之歸死也。何異飛蛾之夕火焉。慘隼羽之度牖。悼蝴蝶之變靈。怨蟬啼之漏促。悲霜蔕而淚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