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林則徐

關於曾經在我國印刷始史、或出版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幾種收藏零本說明中，在為我國研究中國西北史地學最早與完備的《朔方備乘》一書(存2卷一冊)時，發現作者何秋濤在短暫39年人生歲月中，曾在兵馬倥傯的時代短暫任職過太平軍戰亂正酣的安徽。習慣上總會對寫作內容中的觸及人地事物，也都去瞭解上下左右的時空背景。發現在咸豐3年的一年當中，曾任或曾署安徽巡撫的，竟有包括蔣文慶、周天爵、李嘉端、劉裕、江忠源、福濟等，罕見的多達6位！也因此又再對這些人逐一瞭解與研究，有些許心得寫於此。

本文是先對周天爵(1772-1853)戲劇性起落傳奇，所反映時代背景的研究。周天爵重要生平包括嘉慶16年進士，道光18年11月署理湖廣總督，道光20年11月遭革職遣戍發往伊犁，道光21年被赦免罪，道光22年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河道總督，道光23年又遭吏議，宣宗命其以二品頂戴退休，道光30年再起署廣西巡撫，咸豐1年加署理欽差大臣、總督銜、賜紫禁城騎馬，咸豐2年已高齡逾80歲僑居宿州時，再奉欽命協同安徽巡撫辦理團練防剿，翌年安徽巡撫蔣文慶戰死於太平軍攻陷省會安慶戰役後，旋署並即實授安徽巡撫加兵部侍郎銜，但不久周天爵也即病歿於軍中。朝廷追贈尚書銜，更破例特諡文忠給非翰林出身的周天爵！

要知著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中，左宗棠因戰功卓著，而為朝廷恩賞以非進士出身任東閣大學士；張之洞曾任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左、張死後都只有諡給較文忠級別為低的文襄。文忠諡號尊榮，功勳彪炳曾任文華殿大學士，死後並為清代漢人中唯一獲在京師建祠、並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的李鴻章，也只是諡到文忠。因此，周天爵的特殊際遇，就值得研究瞭解！

中國因幅員廣大，所謂的國家，長期以來都是由國與家的兩個不同力量在維繫，國與家在相互依賴又相互鬥爭利益的滾動式調整下平衡。咸豐年間國的軍事與統治力量疲憊，家的保甲團練興盛。江南多省尤其是安徽等地的各府州縣城，國的地方政權與軍事力量幾同虛設，太平軍經常能任意來去兵不血刃的不戰而克。這時地方搢紳的力量開始迅速崛起，團練勇也逐漸脫離了原來應屬於行政體系保甲制度的約束。朝廷於此，經常也是首鼠兩端，既須地方力量的保鄉護民，更畏懼不授管轄的地方勢力壯大。

在文宗顯皇帝實錄中，至少就有咸豐元年5月4日對團練的鼓勵如：”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編查保甲完竣。並將採取保甲說。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為除暴安良之善法｡該署撫刊有保甲章程｡以除暴為急務｡自不至文飾塞責｡惟保甲行於無事之時｡團練行於有事之日｡現當粵匪未靖｡保甲釐奸｡團練禦侮｡防守之道｡兩皆緊要｡著周天爵。鄒鳴鶴。督飭所屬實力辦理｡俾宵小無自潛蹤｡閭閻得以安堵｡儻奉行不力｡仍復視為具文｡如所稱賊黨勝而善類衰｡封疆大吏｡將何以辭其責也｡將此各諭令知之”。旋於咸豐2年正月19日又指陳練勇之憂：“諭軍機大臣等。據孫鏘鳴奏。廣西難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處｡其招募之廣勇。及各處壯勇｡均不受節制｡戰不向前｡處不安靜｡並有暗中通賊者｡閒與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潮勇｡尤節節滋事｡….向來召募鄉勇｡最難遣散｡現因兵力不敷｡不能不兼資練勇｡….｡萬一輕信誤用｡貽害無窮”。又在咸豐2年10月29日稱：”安徽巡撫蔣文慶。奏陳召募練勇事宜｡得旨｡安省所募之勇｡因兵力較單｡為不得已之舉｡然此事可少則少｡不過藉茲聲勢而已｡至通省營兵｡豈能盡不可靠｡惟在將領有出色之人｡尚可得力”。

咸豐元年太平兵患初起，朝廷已知國的正規力量難以為之周旋，因此破格徵召了許多或被罷黜或丁憂或休致的官員效力。這些回老家的在籍不在職官員，因十分熟悉地方事務與人脈交通情形，因此較能號召地方縉紳力量，因此也開始破格不需遵從清中期以前銓选制度中嚴格的密其回避。僅在咸豐2年中，就有5月命因丁父憂的前湖北巡撫羅繞典，馳往湖南幫辦軍務。8月命告養親老回籍的前刑部尚書尚書陳孚恩，幫同江西巡撫陸元烺辦理一切團練防堵事宜。11月命丁母憂的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幫同辦理湖南本省團練鄉民。12月命僑寓皖省的前任漕運總督、多省巡撫周天爵，協同安徽巡撫辦理團練防剿事宜。12月再命褫職在籍的前廣西巡撫鄒鳴鶴，赴江寧籌辦沿江防堵事宜。咸豐3年後，更派出許多在職京官回籍辦團勇。這些在職與不在職的簡派團練大臣，除原本就曾居要職，現更奉旨辦差，因此權力也開始擴張，朝廷也非常需要他們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因此常有破格恩給與撫卹。

清中期以前對大臣的諡號規定非常嚴謹，成書於乾隆52年的《欽定皇朝通志》，即有：”按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諡請旨定奪，予諡者交內閣撰擬諡號、工部給碑價、翰林院撰擬碑文。二品以下無諡，其有諡者系奉特旨或效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仰見我國家獎勵臣工之意”。但隨著時代變遷尤其是咸同起的戰亂頻仍，朝廷的許多制度開始彈性化，包括任官資格、官制、獎賞等等(散見另文)。191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晚清遺老徐珂(1869-1928)彙編，共分92類13,500餘條約300萬字，對研究清代文史頗具價值的《清稗類鈔》中就記載有：《給諡鄭重》條的”國朝優恤臣鄰，恩禮醰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開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兩宮垂簾訓政，凡階一品者皆予諡，後遂為定制”。此處所謂易名之典，即死後獲立諡，後人多改尊稱其諡所以稱為易名，語出《禮記．檀弓下》：「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清稗類鈔》中在《擬諡》也說明了給諡的嚴謹過程：”臣下諡典，由禮部奏准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簽，令兩侍讀司之。凡奉旨給諡者，侍讀遵諭旨褒嘉之語，得諡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諡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欽定。惟「文正」二字則不敢擬，悉出特恩”。這裡其實也說明了，能得到何種等級的諡號，經常也會受當時內閣大學士是哪些人的影響，因為上呈皇帝的諡文選單是由他們擬定的。當然大學士會揣摩上意，有時皇帝也會直接跳過程序，給予特諡。而特諡，其實並不限於以往所稱的只有文忠，包括其它諡號也在範圍之內。例如《清稗類鈔》中在《特諡》條：”凡逕由上諭發表，曰加恩予諡某某者，謂之特諡，如張之洞之文襄，孫家鼐之文正等是也”。本文中的周天爵也是由皇帝直接跳過內閣特諡，但《清稗類鈔》未在此條舉出。在另條《諡重文字》中，則有以稀見特例舉出：”國朝諡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若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諡文。惟康熙丁未，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卜，亦不由玉署而來，予諡「文忠」，實為異數。其後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為僅見”。文中金甌之卜指拜相，語出《新唐書•崔琳傳》：”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文中的玉署則為翰林院別稱，語出唐吳融《聞李翰林游池上有寄》詩：”花飛絮落水和流，玉署詞臣奉詔游”。

一般認為諡號尊榮排序的前三名為文正、文貞、文忠。其後的文榮、文肅、文穆、文憲、文敏、文清、文襄、文靜、文和、文達、文懿、文定等等的高低，則有不同說法。一般也都知有清一朝獲諡文正的只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8位。但獲諡文貞與文忠者，則未有定說，網路文章中各有出入。因此查找了宮中檔與人名權威資料庫等其中的內容，得知獲諡文貞的，有清一朝也只有王崇簡、陳廷敬、李光地、張玉書、何桂珍、張錫庚、崇綺、熙源、志銳等9位。獲諡文忠的，也剛好只有索尼、傅恒、林則徐、周天爵、胡林翼、沈兆霖、駱秉章、文祥、李鴻章、榮祿等9位。以上未計由明入清的南明王朝部分如楊廷麟、陳永華等的文正；梁朝鍾、路振飛等的文貞，與姜曰廣、吳貞毓等的文忠；及清遜帝溥儀於民國年間諡文貞的如朱益濬、張人駿；及諡文忠的如梁鼎芬、升允、陳寶琛等入。

再仔細分析清朝10帝之中給諡文正、文貞、文忠的次數，咸豐並未較多。8位獲文正的僅杜受田1位；任內未給文貞諡；9位獲文忠的也僅林則徐、周天爵2位。胡林翼雖死於咸豐11年8月，但咸豐帝已於稍早7月崩於行在承德避暑山莊，所已算是同治的。

杜受田(1788-1852)是咸豐帝帝師，在道咸兩朝歷任過工、吏、刑、禮四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咸豐2年7月死於視察山東江淮災區途中的淮安清江浦，死後諡文正，恰符慣例禮法、也是實至名歸。杜受田與林則徐(1785-1850)及周天爵(1772-1853)，生卒年代幾乎相近。杜雖生年晚，但因科舉成績優異，發展較為順遂。杜在道光3年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傳臚，選庶吉士留翰林，散館授編修任山西學政，旋於道光15年即進京直上書房授皇子讀書。在杜的推薦與影響下，咸豐帝特別重用林、周兩位道光時期的重臣。

細查資料，又發現林、周兩人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竟然有著許多共通點。1.都是嘉慶16年(1811)的同榜進士；2.都曾任封疆大吏；3.也都曾遭革職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4.也都又再復起任地方督撫大員；5.又再都告老返鄉；6.大平軍起後，又再都受咸豐帝命於退休中抱病、抱老再起；7.然後又再都病歿於軍次之中；8.咸豐帝於兩人死後，也都諡予文忠、開復任內一切處分、並恩蔭其子。

但咸豐帝對兩位歿於王事的功臣，加恩撫卹的程序與強度並不同。對林則徐是合乎慣例，對周天爵則是破格。

道光帝在30年正月於圓明園去世，咸豐帝繼位，命道光29年9月返閩退休養病的林則徐病中復起，但在路上不堪顛頗，林於道光30年10月19日病死於廣東潮州府普寧縣。可能因當時咸豐帝繼位未久，因此給諡程序仍完全依傳統體制。道光30年11月先由禮部上奏請旨定奪稱應否與諡，咸豐帝硃批著與諡後，12月內閣再撰擬文忠、文襄、文毅、文肅四字進呈，咸豐帝圈文忠。這些程序完全同於上文中引述的《清稗類鈔》所紀載。

查清內府朱絲欄寫原纂進呈本中：”林則徐浮見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林則徐…力疾從公，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加恩晉贈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赴。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女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賜祭葬予賜文忠”。由此可知，林則徐係翰林出身(二甲第4名)，加恩後官至一品，因此禮部循例請旨並獲文忠之諡，也符合”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之體制。

但周天爵非翰林出身(與林則徐同科，三甲129名，該年三甲計142名)，且死後咸豐帝又跳過內閣擬請程序，直接破格給諡文忠，實為罕見。清國史館傳稿在〈周天爵列傳〉中：“周天爵山東東阿人，嘉慶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選用”，可知周未曾入翰林，理應不得諡文字。又，”周天爵…著追贈尚書銜、照尚書例賜恤，並著加恩諡文忠，無庸俟內閣照例擬請。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赴。應得恤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候補守備周光碧，著俟服闋後，以都司升用，以示朕篤念耆臣，逾格褒忠至意。尋賜祭葬如例，子光碧，山東候補都司，光岳，(文)舉人＂。到了民國時期清史館本傳稿在協修姚永樸編撰的〈清史臣工傳 周天爵列傳〉中，則稱：”周天爵…九月卒於軍，遺疏入。贈尚書銜、賜祭葬，諡文忠。故事非翰林不得諡文。天爵未交閣議，由特給，異數也”。

查找研究史料，經常會有在蛛絲馬跡中有所發現的歡喜。在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中留存的清朝國史館傳包中，有多本名為周天爵列傳的傳稿。逐一比對各本，發現內容文字間有著些許差異，如編號4822最末寫「文舉人」；在1879號最末雖仍寫「文舉人」，但在「文」字上畫圈；在1357號卷114最末，則只寫「舉人」。又再按各傳稿封面留存的訊息，查找各傳稿關係人先後順序。傳稿4822號有前纂修官錢桂森纂輯，提調官何廷謙覆輯，總裁賈、倭，副總裁朱、愛等閱的字樣，應為最早本約在咸豐10年，因其中錢桂森係於咸豐9年起任國史館纂修官、何廷謙於咸豐2年起任國史館提調、賈楨與倭什琿布則於咸豐10年起任國史館總裁。而傳稿1357號卷114本，前有前纂修官楊泰亨校輯，總裁寶、沈，副總裁毛、宗室靈等閱的字樣，應為較晚本，因楊泰亨於光緒15年始任國史館編纂。在這些不同傳稿本間，文舉人與舉人，僅是一字之差，清國史館也斟酌再三。也可知清國史館的嚴謹或繁複，對一個臣工的紀錄內容，也需經好幾回合、前後可達數十年間的校對修改繕寫後，始再進呈存史。

林則徐、周天爵兩位人生際遇相仿，今人仍多知林則徐而較陌生於周天爵。林則徐後人也多活躍於文史資料中，周天爵的後人則少有紀錄。查到的文獻檔案中，只有咸豐2年5月13日時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欽差大臣的賽尚阿具奏”為請將聞風脫逃之湖南提督余萬清查辦以肅軍法事(附件:報守備周光碧患病懇請回籍調理片)”中，有：”山東候補守備周光碧前奉諭旨發往廣西軍營聽候差遣，於上年八月到營，歷經奴才委令監造礟位，並各處防堵。自逆匪竄出永安，復令帶勇清查州屬地方，事迄回省。茲該守備到粵以來，即不服水土，感受風濕，時常患病，現在病勢日增，醫治不能速效，懇請回籍調理。應准其回擊調理，一俟就痊，仍歸山東原省候補”。清朝綠營官階品秩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及百總。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周光碧於咸豐3年由父蔭由守備升都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