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稟留稿 清同光間寫本 (一)

諭稟留稿,多半是官員商紳家族所留公文手抄紀錄,因是第一手的資料且存世稀少,因此彌足珍貴。諭為上對下的告示,稟則為下對上的報告。本抄本厚達210頁,並於卷首黏附鮑槐記片單1張,書中並夾有附片3張,分別為鮑氏祖墳圖、為寬恩免傳准予銷案以免訟累事、選充地保以衛地方事等。時間起自同治10年至光緒28年間;地緣主要在浙江衢州、紹興二府下的諸縣城與上海間;事由則為鹽務訴訟館裡、宗族田產家財祭祀、與國家地方政事等。清文獻中,地方公文資料留存甚少,詳細內容多已不可考,因此本諭稟留稿也就彌足珍貴了。

留稿中詳細記載了同治光緒年間,浙江衢州府江山縣、西安縣等經商,包括鮑公益、鮑祥泰、鮑誠、胡義隆等等十數百人與官府間的往來公文,關於鹽業管理、訴訟、與利潤分配等事;也包括了浙東鹽務中紹興府的山陰、會稽、蕭山三縣。兩浙江淮地區是在清季中葉後,鹽業鹽務獲利最豐,糾葛紛爭與管理條例變更最劇之地。本寫本資料中,即有大量關於鹽務的累年訟案、管理等諭稟資料。

中國自古以來鹽業都是重事,攸關百姓民生與國家財政。明清後各項專賣捐輸條目繁多,學界已有長足的研究,也就不多贅言。基本上,清朝中期以前主要承襲明朝制度,即將特許鹽商編成綱冊,基本上是世襲壟斷的專賣集團把持,通稱綱運制或鹽綱。清道光、咸豐時,內憂外患、中外戰爭不亂,國弊民疲,加上私鹽買賣十倍於官鹽,鹽務管理更是朝夕更變。道光、咸豐間,江淮一帶已推動以票鹽法取代鹽引綱運制,官紳商民只須納稅後就可承運鹽務,逐漸消彌了鹽商的壟斷與財脈。惟到同治中期,江淮督撫曾令鹽商一次性鉅額捐輸以籌軍餉,並允以不再開放新商戶而恢復保障總商大戶的世襲壟斷。但到光緒朝時,又認為同治年間的捐輸,鹽商所換得的壟斷性鹽票獲利太豐,又再廣開鹽票捐輸自由買賣。其中關鍵在於鹽票價碼與市面行情間之差距究竟如何,經查許多研究論文中的數字,出入頗大、莫衷一是而無可比對。目前可考信史有故宮軍機處檔摺件中,同治年間任職江南道、京畿道監察御使的許廷桂,曾奏請敕兩江總督增添鹽引票等款修築隄工事的內容。該奏摺稱:「臣聞淮南票鹽每票一張私售銀八九千兩,各商獲利甚厚。前年協賑天津,酌添引票,各商納銀後摯,踴躍爭先。擬請速敕兩江總督查照,增添引票二百張,每張收銀六千兩,較私售票價減去三分之一,各商必樂從,一兩月間計可集銀百數十萬兩,儘速解赴河工以供修堤之用」。

明清時鹽商中有再分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其中當然以總其成的總商獲利豐厚,許多更是富可敵國、權傾一時的。也不知何故,明清時鹽商中以出身徽州所轄六縣的最多也最強,發達後多移居江淮富饒之地,揚州、杭州等處更是當時富商巨賈的首選。根據兩地地方志所記,出身徽州六縣的佔江淮鹽商的總商中過半甚至近三分之二。徽州鹽商中,有幾支大家,其中有鮑氏一族,百年來開枝散葉的在江淮鹽務上舉足輕重;先後有鮑志道曾為兩淮總商、鮑簡錫曾總理浙鹽、鮑紹翔先據西安鹽引,後再轉至浙西江山業鹽。據史料、地方志、族譜,與許多現在剖析教導經商之道的文案,多記載有關歙縣著名鹽商鮑尚志,安排其子鮑紹翔杭州學做生意後,於嘉慶道光年間,鮑紹翔在浙江江山縣經營鹽業富貴有成,而致“顧人多忌之,輒藉端欺陵,爭論不休者凡數家”,從縣衙、府道、到巡撫憲臺,大小官司纏訟十幾年未休,但鮑紹翔總是可以“先後曆十餘年而志未嘗稍挫焉”,鮑氏晚年曾示以兒孫“餘每逢強敵,必有相與成之者,天下事知非可以一手一足自持也,汝曹當深念之”。本手寫抄本中,許多都是衢州江山縣、紹興會稽縣中鮑姓某某等的鹽業事,與鮑氏某族人支系的田產祖墳祭祀等,頗有參考填補歷史資料價值。

又,本書中更許多細目未見史料,例如光緒13年紹興府的「山會蕭三縣肩課改歸商邑更訂章程十三條開摺恭呈憲鑒」的詳細抄錄,其中包括「錢清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蕭山境內一千六百八十引;東江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會稽境內一千二百八十引….」等等具體數字與分配及管理規定,為多數現有關於清季浙東鹽業研究資料中所闕如的。

本書後段則為軍國大事抄件,包括有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候補道易順鼎上書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文等等的抄記,並有硃筆眉批。文中並抄有「上諭現在中外大開戰 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剿獲勝,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另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條),「上海道余(聯沅)現奉南洋大臣劉(坤一)、兩胡督憲張(之洞)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各國公通…」等多段記事。內容雖多與《西巡回鑾始末記》同,但文字與時間與該書及史料記載有些許出入,也可做為晚清更子國變的校考之用。

全晉天足總會名冊

女性平權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已漸開風氣,具體重要的表現在包括女子入學受教育的權利與不纏足運動的鼓吹。這兩項觀念風氣,經常須相輔相成。全國各地的鼓吹也多從女子學校發動不纏足,以做為表率,以求事半功倍。本件封面記:「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全晉天足總會名冊,山西公立女學堂印送」,即說明教育機構在推動社會運動風氣的重要,也是今日所強調的(大學)學校社會責任,於清末已是如此。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精品中,有一張「清末山西公立女學堂合影」,相片的說明簡介:「1907年《女學堂章程》正式頒佈。隨後,各地陸續興辦了一批公立和民立女學堂。這是1910年(宣統二年)創設於太原的山西公立女學堂師生合影」。但證諸本冊,早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刊印發時,封面已稱”山西公立女學堂”了。

山西雖有名聞天下的晉商,但普遍風氣相對沿海、口岸地區保守、尤其在鄉間農村。但天足運動與女學的推行,卻是發展的相當早,這其中,晉商組織與開明人士的支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有識之士,更是發揮了關鍵力量,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孟步雲(1867-1932),字履青,山西祁縣下閻燦村人,出身於商賈世家,光緒20年甲午科舉人。光緒29年即在祁縣創建山西第一個天足會,31年在隰州創建山西省第一所州立女子小學堂,33年在太原創建山西婦女天足總會。本《全晉天足總會名冊》的印發與全省召募之舉,或應即為孟步雲之善德。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禮,浙江省鄞縣人,出身於茶商世家,早年留學於英美兩國,是清末民初通曉洋務的國際關係學家、中國紅十字會之締造者。光緒28年年5月出任山西大學堂督辦,建設了今日山西大學的前身。山西大學堂的建立與西學引入及庚子事變後山西的復員等等,沈敦和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建功甚多,將再於其它藏品古籍故事介紹時說明。

天足運動與女學的關聯,可再證諸於在1907年夏創刊出版的《天足會報》,在第1期、卷首第2-3页,即刊有沈敦和撰文的天足會必需附設女學堂說:「深盼吾分會諸君子,無論如何困難,終以每分會一處,至少附設女學一區為要義…以作女學大興、纏足絕滅之先導」。

該期雜誌中,另有中國天足會總會辦事員銜名單,其中包括頭品頂戴記名海關道會長沈敦和、候選道副會長周萬鵬、候選縣丞華文書記管鶴、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南北洋海軍提督軍門辦事員薩鎮冰等等一批開明聞人。值得注意的是赫赫有名的海軍大將,在早兩年(1905)即已升任總理南北洋水師兼廣東水師提督,品秩與京官尚書、封疆總督等,都是同為從一品的重臣大員;但在全國天足總會中的職銜中願屈為辦事員,可見沈敦和等的實質影響力與天足運動的重要及薩氏的理想。薩鎮冰出身福州八大家族之一的薩氏,祖籍為山西代州,本藏名冊中的入會會員,也均為清季時同屬山西省直隸州代州的五台縣,其間或有淵源。另外天足總會中的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也是赫赫,曾任清華學校首任校長。

在1922年2月22日申報第二張國內要聞·山西通信中記者歐滄所撰《模範省除三害之優劣點》:「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何謂三害?男子髮辮、女子纒足、男女喫鴉片是也;除三害…斯三者皆山西最有成績之事,亦即閻氏最得意之筆。……今歲舊曆新正,省垣老少婦女均出游逛,記者從未見有纒足者。或謂纒足之禁雖由閻氏法令嚴厲,而社會方面勸導以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該文頗長,詳細說明並分析了山西在民初時期,對於除髮辮與喫鴉片的禁絕,多是以懲罰方式遏止,但在去纏足方面,則多是以獎勵方式誘導,尤其是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 雖在上文所稱「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但山西一直有著新潮與舊傳統的衝擊交輝。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全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就占有超過十分之一;全中國現存4座唐代木構建築全都在山西,元代以前的木構建築數量也是全中國之冠。山西晉商,名滿天下;民風純樸、講信重義;但庚子事變中拳匪教案之亂,也屬山西較為慘烈。山西在清朝時,即繼1895年開辦的北洋大學堂、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之後,在1902年由教案賠款中建立了山西大學堂,直至清末民初仍是中國唯三的官辦大學機構。山西可能相較貧脊,但也因此在農民、農村、農業上,能生於憂患的而常有突破,例如曾經的「農業學大寨」的山西昔陽大寨公社,及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山西太谷的杜潤生(1913-2015)都是!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一)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

緣起

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也將如大海潮汐般的來去聚散。2020-2021間全球大疫、出行受阻。日常的科研工作與國際來往交流等,頓下減少了許多。也因此,反倒有些時間將二三十年間的一些蒐集與心得,做一整理,以為換手之準備。

目前的網拍與網紅平台機制,確實增添了許多商品買賣間的便捷與流通。但在非新書方面,滿目拍品多是舊老二手書,而非專業所稱的古籍珍本。更有許多只是從它網轉貼倒賣的,或將新印古籍做舊或魚目混珠的偽充古籍珍善本。具知名度與專業的拍賣公司,倒是多有鑑別篩選而能貨真價實;但限於一般拍賣的圖錄篇幅常未能有詳細說明,較適合已在古籍蒐藏、欣賞領域有一定認識的群體。至於國學領域中許多學報專書的精彩論文,則確實常能見有精闢之論;但內容中許多如版本圖錄校勘等的專業論證,可能就只適合更小的族群了。

疫情的無常、與年歲漸長;曾經非常有系統與費時蒐集整理過的一些古籍文物,也到了出清換手的時候了。但不想只是草草甩賣了事,因此就從古籍故事的角度,藉由手邊藏書為題材,將一些所了解的整理分享,並為曾經有過留些記憶。

例如,在清末攝政王親弟貝勒載洵手書的《陸軍貴冑學堂筆記》中,查找了其中幾天載洵紀錄請假的緣由,於是更清楚的知道了當時的氣象、節慶、習俗典禮等,也經由文獻資料的查尋,補充了陸軍貴冑學堂的一些故事。又如,看到近些年拍賣會中幾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印本間拍價的懸殊,剛好手中也有一部經圖館善本專家看過是初版後印的,但內容特徵卻又介於其中。於是查閱了目前認為並著錄是初版的公藏,如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國圖、上海圖書館等的幾種版本,卻明顯可見彼此間的版式、內容存在的差異,加上中國雕版印書的特性實難嚴格精準的鑑別出第一次刷本,而認為所謂初版祖本或可求同存異的能有更寬廣多樣的存在。又如,在《華英字錄》一書,也認真的演習了該書提出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並分享予週旁的外籍訪問學者。在《蝶仙小史》一書中,則延伸了解了作者延清的生平,與蝴蝶在中國文學中出現的變化。如《虎口餘生記》中,藉由塘報稿,實例舉出紙本古籍在史實校考、漢字辨析的重要。於此等等,都希望能留有些故事,更希望這些書,都能找到欣賞喜悅或有淵源者。

系列中有許多的,是古籍類中開門見山的珍善品,如明清的內府刻本。原來數量就不過十部今僅存一二或孤存的內府寫本,例如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進呈慈禧專覽的治平寶鑑、大清皇帝實錄零本、宋元刻大藏經、科舉考試殿試冊原本與鄉會試原題、原墨卷等等。

因是生科農學的專業出身,數十年間養成系統性研究的興趣與習慣,發現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上,也能貢獻創見於一二。例如逐一比對藏本,發現一般學者通說宋元大藏經是每行17字,但比較本人所藏與中國國圖,及日本宮内庁書陵部所藏的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萬壽大藏本》、北宋末刊福州東禪等覺院、開元禪寺本等,都發現偶見的每行18字之處。《春秋集註、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明《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明《農桑輯要》等等,都是海內僅存、且未見於著錄!

不惑之年,學習建構網站,許多功能與編排、聯結等,都還在摸索學習中;且此為業餘興趣,未便全時關注,因此諸多未就緒,且也常修修改改的。於此種種不便齊中,歡迎同好交流與理解!

清末山東籌備地方自治寫本史料

宣統二年《山東全省籌備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一覽表》《山東全省州縣自治研究所學員姓名冊》寫本兩冊,並有《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為詳記關於清末新政地方自治辦理情形之原始檔案文獻,即非僅有,也是罕見!

晚清地方自治之推動,實際施行僅約兩年餘,清朝即覆亡,因此存世資料非常有限。省一級的自治諮議會資料,因多有報告存查中央及省轅,故記錄較多也較完整。但至州縣地方的最初級的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則多無直接文獻史料;現今多數學術探討所言之州縣自治有關的人地事物,多從當時的報章雜誌、及各地方志中採擷的片段資料,並無完整直接依據,且期間多有出入。本件二冊,詳記「山東通省一百七州縣於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完成設立自治公所,與除歷城縣外全省設立一百六處自治研究所,學員四千五百三十九名。除將學員姓名繕造清冊一併呈報外,並將籌備研究兩所開所日期、職教員姓名、及籌辦經費志表繕呈」。

本件的藝術性在於全本館閣體精寫,工整端正、書法畫線一絲不苟,白棉厚紙、書面綾布綾籤精美線裝,並記錄「宣統二年八月二七日到」。書內首頁記始末摘要,末頁蓋有關防,顯為山東省向朝廷報告存檔的原始進呈本。

時已清末,翌年清亡,包括地方自治等新政,當然也煙消雲散或改頭換面了,因此存世實體可信文獻,又為進呈宮中存檔者,並有章程摺與附單文件,珍貴與完整應是極稀。

清末民初所實行的地方自治,在省一級推動的迅速,但到了地方層級,則因種種原因,推動較慢,甚至到清朝覆亡,也未及能在全國範圍內完整實施。因各省督撫直接往來溝通於中央,加以人才匯集,因此省諮議會的設置,除迅速外且史料充分。立憲中擬建立的地方自治,包括州縣的上級自治、和城鎮鄉的下級自治兩級,但史料文獻多闕,較無從考。

在省一級方面,清末於各省設諮議局,作為省議會的預備,是籌備憲政重要的一部分。光緒34年6月,憲政編查館奏定諮議局章程及諮議局議員選舉章程,並明定辦理期程。各省督撫承命後,均積極辦理籌辦處,並多以藩、學、臬三司為總辦,並由督撫親自直接領導;除向朝廷表達辦事效率外,亦向民間與革命黨展現開明革新之意;側面激勵之原因,也因前年安徽巡撫恩銘遭革命黨人徐錫麟認為改革緩慢推諉而將之刺殺身亡案,撼動震攝了高級官員。各省籌辦地方自治均慎重其事,設機關、編預算、定期程。慎重其事,機關並有向朝廷請領獲頒的關防大印以資為憑。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檔案中即有:宣統元年11月24日硃批吉林巡撫陳昭常奏報刊發吉林諮議局關防一顆事,宣統2年2月19日河南巡撫吳重憙奏請刊發河南省地方自治關防一顆摺片等。但現今存世史料中,鈐有地方自治機關關防大印的文獻實體信物中,本件應是即非僅有也是罕見的

諮議局章程規定,各省諮議局的議員人數,以各省學額總數百分之五為準,及漕糧每三萬石加一名。惟清末在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之亂後,全國兵荒馬亂運輸疲弊,除江浙兩省仍有漕運米糧外,其餘全國包括山東省的漕糧已完全改折換算銀兩徵收,故悉以學額為準,訂為一百名。根據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清宮軍機檔案,宣統元年10月28日山東巡撫孫寶琦,曾奏報山東諮議局第一屆開會閉會情形,奏摺除敘開議事由外,當然也要歌功頌德,內容略有:「山東諮議局於九月初一日開會,並舉議長翰林院編修楊毓泗…至九月二十日閉會。朝廷宣布立憲甫及三年,今竟得以通國各省普開議會,官紳互相砥礪共謀國民之幸福,進行不可謂之不速,若非…皇上繼述先志堅定不撓何克有此,此誠中國人民之慶。臣仰蒙恩命忝撫東邦目睹諮議局之成立,歡忻何極…」。

至於下一層的地方自治,本件依據即為光緒34年12月發佈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本藏《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內有上諭、奏摺、自治章程、選舉章程四部分31摺頁,厥為詳盡。書內首為「監國攝政王鈐章,光緒三時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議憲政編查館奏核議民政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並另擬選舉章程一摺… …軍機大臣署名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傅霖那桐」,次有憲政編查館五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大學士世續、大學士張之洞、協辦大學士鹿傳霖、大學士那桐,依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奉旨依議奏摺詳敘原委史末,再即為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與城鎮鄉地方選舉章程。章程中定凡府廳州縣各官衙所在地稱城,其他市鎮村莊屯集人口五萬以上者稱鎮,五萬以下者稱鄉。惟中國幅員遼闊,偏鄉州縣擬辦自治實際上有人才與經費的現實困難。山東巡撫孫寶琦曾於宣統2年4月28日奏請變通地方自治章程,因茲事體大直至宣統2年7月20日由領班軍機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領銜,包括另外四位軍機大臣兼憲政編查館大臣的多羅貝勒毓朗、大學士鹿傳霖、署大學士那桐、協辦大學士徐世昌、及御前大臣民政部尚書和碩肅親王善耆、民政部左事郎兼署步軍統領烏珍等一干皇親重臣具款奏為議覆,其內容略謂:「孫寶琦奏…內地情形人民程度上有不免窒礙之處,縷陳可慮,四端謂宜就目前各廳州縣籌備公所改設聽州縣自治會,萃一邑之人謀一邑之事,其市鎮人口滿五萬以上者亦可先行舉辦,此外各鄉均宜從緩,應俟教育普及、實業發達,然後體察形勢、酌量財力,逐漸分設鄉會。伏讀宣統元年十月十三日欽奉上諭立憲要正無取虛文粉飾徒事鋪張… …欽此。地方自治為憲政之一端,自當因地而施,以期實事求是。各省地方果有實在窒礙情形,應准該省督撫將一省之中何府何廳何州何縣,一府廳州縣中之何城何鎮何鄉臚陳實在情事並緩慢自治緣由奏明請旨辦理,庶於循名責實之中、兼寓通變達權之用,而於憲政進行仍無阻滯庶為妥善所有」。

在訓練自治人才方面,由省籌辦訓練種子人員。依據宣統元年2月16日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報籌辦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事由所載:「於上年冬間即擬定自治研究所章程,計東省一百零七州縣,每處選派二人到省入讀所研究… …業餘本年二月初一日開課… …一俟養成此項自治人才略有基礎再推行…」。如同在省由督撫親辦地方自治,州縣公所與自治研究所,也多由知縣親自主持或委任相當層級人員主辦。例如省治所在的濟南府歷城縣自治公所所長汪懋琨,曾任上海縣知縣累遷正三品高官;光緒30年山東奏准開設海外通商並自定章程,為時任巡撫周馥借重上海經驗,延攬汪懋琨返鄉出任新設立的山東商務總會總理,並於通志局編史修志。惟目前所見地方志等文獻史料,均無記載汪懋琨也曾任家鄉故里歷城縣的自治公所所長事,這也正是本件所載近五千人姓名所在等原始資料,可做為補足史志不足的可貴之處。

本件還記錄有各自治公所的籌辦維持經費來源,詳查各有不一,有公產籌措或私產籌捐,顯見晚清當時國家到地方的財政十分紊亂,也沒有中央財政預算統一劃編地方自治所需。掌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履康,曾於宣統2年07月07日奏請變通擬定國家及地方稅年限並懇將國稅提前規定以促自治而立主商事摺,但似也無濟於事。本寫本中的資料豐富,可見當時山東財政東挪西湊之一端;例如僅省轅濟南府中,就有:歷城縣由該縣關廂(城門外大街與附近居民地區)及洛口(曾是濟南的一個中要碼頭)糧行籌撥;章邱縣來自該縣糧銀票底籌撥;鄒平縣由該縣城鄉籌捐;淄川縣由該縣屠戶山果羊羢白條各行及官中廟產籌捐;長山縣由該縣學堂存款內借支;新城縣按該縣糧銀附捐;齊河縣由地方舊存項下挪用;齊東縣由肉槓牙行罰款戲會等項籌捐。至於自治研究所則多為省籌辦處統一發給補助費湘平銀壹佰兩外,其餘也由自治公所撥支。進呈朝廷的公文書講究用字嚴謹精準,本冊中經費來源僅濟南一府下,就有籌撥、籌捐、附捐、挪用、發給、借支、撥支等等不同名目,而來源更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此也更是本文獻可做為了解清末地方實際財政、及各地方商業百行興衰研究的另一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