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

明代中期盛行覆刻宋本,吳中地區更是精華迭出,許多刻本的質量均遠甚於官刻,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是上比宋元的精善本,在極早時即已著錄於《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02035號、《中國古籍善本總目》P1200。本件雖僅存白棉紙線裝零本一冊卷36-39,但也彌足珍貴了。

本書為明嘉萬間據宋咸淳間廖瑩中世綵堂本覆刻,每卷末鐫“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牌記。版心雙魚尾,分別計大、小字數,下鐫“東雅堂”及刻工名。此冊刻工有:仁、何、准、信、奎;十足宋本風貌。收錄韓愈先生詩文集的書非常多,其翁書家均以此明中期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為校勘最精審,“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為多”、此後包括著名的清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韓集箋正》等,皆以此東雅堂本為據。

參考後記:此本版心雖有“東雅堂”,牌記“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的充分資訊;但此徐氏東雅堂刻書主人究竟是誰,就各有說法了。1. 目前圖書館與版本目錄學中,仍多著錄為明萬曆的徐時泰。此說源於清初著名校勘家陳景雲在《韓集點勘》中的說法,後沿用於四庫全書總目就再一直沿用至今,包括晚清民出許多的版本校勘大師,均未質疑。2. 但近來有許多研究論文據科舉職官錄等資料指出,此徐氏應為嘉靖年間的徐泰時誤為徐時泰。徐泰時為鼎盛於明中後期長洲徐氏家族之一人,該家族在嘉靖至萬曆年間,就曾出了徐履祥、徐申、徐泰時、徐元正等四位進士。3. 但東雅堂的主人又非徐泰時,而是同族中的徐封於嘉靖25年時建紫芝園之內堂名。4. 近也有說既非徐時泰,也非徐泰時,而是更早時於正德、嘉靖間的徐氏某人。此說所據是依版心刻工名,如李宗信、陸奎、陸淮、徐仁等都是正德、嘉靖早期間的著名雕版匠人,所鐫刻存世善本有從正德十年的《大唐六典》到嘉靖十年的《南監五史》等及十數部覆宋精刻本如《河東先生集》、《前漢書》、《資治通鑒》、《世說新語》等。

邊大綬虎口餘生 知不足齋叢書二

虎口餘生記也是記載明末清初的一個著名史事,大意是講明末李自成稱兵起事、勢如破竹,朝廷與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令時任李自成祖籍米脂縣令邊大綬,掘李父祖墳、壞其風水。明亡後,邊大綬雖一度為大順軍所俘,但李自成王朝旋即敗亡,混亂中邊大綬又傳奇逃生的虎口餘生記。

本書對於掘李祖墳的前後來龍去脈,有較詳細的記載;書中並收錄有邊大綬於事成的塘報稿。塘報主要為明朝時的軍事情報,清代自京至省各驛站也設有塘兵,後陸續為其它形式取代。從該塘報內容來看,其體例很像明清時的奏摺;該塘報稿文不長,但內容所載史料豐富,茲摘錄如下並據以衍伸說明一二: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個,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腕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六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峰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徙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由。鳥道峭嶇久絕人蹤,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窑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闔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窑中向火至天明,再撅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撅,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清初以來自民國間,關於李自成的種種傳說,一直都有戲曲小說的口書相傳不絕,更有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以下就三方面淺說一二

一、在史料文獻面

關於李自成起事前的少年時,塘報稿中的「幼曾為僧俗名黃來」,並曾「為姬氏牧羊奴」,這段文字大抵印證了一些史書及小說文本之言,並無大爭議出入。其後的李自成至抗明起義間的去向,在《明史紀事本末》、《豫變紀略》、《綏寇紀略》、《明季北略》與康熙時的《陝西通志》及《米脂縣誌》等許多資料中,多載李自成曾在設於米脂縣的銀川驛當差。但接下來李自成究竟為何原因?與何時?投身反軍,各書就眾說紛紜了。正史中的《明史》〈本紀〉中,於崇禎七年才開始紀錄有李自成事;在《明史》〈列傳〉中,也是崇禎六年後,才有李自成的征戰事紀,當時李自成已略成氣候了。目前許多人所查考引用的文史書籍、或網路訛傳包括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則都稱因驛站裁撤、生活艱苦,並在逼迫憤恨下,李自成殺了債主舉人艾詔與出牆的妻子後,在崇禎二年逃往甘肅從軍,旋又殺官後兵變起事云云,應都只是野史、不可盡信。本塘報稿中明確澄清了:1. 邊大綬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表示直至崇禎十五年時,艾詔還活得很好;2. 塘報稿中:「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較接近具體背景事實。因此並無崇禎二年李自成殺艾詔投軍落草之民間傳說事

明末天災頻仍導致人禍四起,氣象史資料也顯示崇禎八年起,中國面臨近小冰河間期的酷寒,加上陝北常年天寒地乾的三年兩旱的艱苦,又逢雖有弊端但卻是西北苦民賴以餬口的驛遞遭裁撤,導致其時據估計僅陝西(當時所轄包括今日甘肅和寧夏的一部分)一地,即有靠驛站苦差維生約四萬人,生活無以為繼、流民遍生,多就落草為寇去了,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明實錄》崇禎2年4月9日,「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言,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者十七八矣。臣世居衝途、兩令衝縣,曾備悉其弊」,因此請裁驛遞以除弊並籌餉,獲崇禎同意以「劉懋既受此委任當悉心振刷,務合爾疏十分減六之議俟。一二年弊清數,定破格優擢,不得牽狥情面、食言曠職、責有所歸」。於是崇禎三年起,就開始加速導致明朝覆亡原因之一的大規模裁撤驛站。《明史》〈列傳․流賊〉:「三年…是時…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當時的民變角頭是「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因此如塘報稿所稱:「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李自成)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符合史實。塘報稿中又有:「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一節,也符合如上正史所載:「九年春…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

裁驛所省經費其實有限,《明實錄》崇禎4年4月4日:「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以驛遞裁扣事竣上言,崇禎四年各省裁節銀共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有奇,此項即臣(陝西廵撫練國事)所請借抵新餉以寬民力者已蒙聖旨免編」。而先前驛遞花費,其實也多是貪官中飽私囊或吃空餉,苦民所得有限又何辜!《明實錄》崇禎7年5月20日,有載「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一闕兵…二曰闕餉……三曰闕官…;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逓,秦晉驛逓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邊大綬雖親自帶隊主持挖掘李自成祖墳,但生平史蹟並不豐,想是旋即明朝、大順都覆亡,清朝與此又無太多直接關係,所以資料相當有限。民間有許多將之寫為傳奇戲曲劇本,自然不可盡信。如於民國時董康收錄自元至清乾隆間近七百種戲曲劇目的《曲海總目提要》卷46的〈表忠記〉:「邊大綬…聞于朝廷,憐其孤忠,授官,仕至山西巡撫」。中研院人名權威,也稱據清乾隆27年刊本《任邱縣志》載,邊大授曾在清初順治朝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署山西巡撫,但起訖年不詳。但細想可知,邊大綬明末時僅官至縣令,未兩年充太原知府雖已屬勉強,但改朝換代之際並非罕見,可山西巡撫一職即便是署理職、未加兵部侍郎銜,也是從二品的封疆大吏,應無此可能的。因此就再查了清季職官表,順治年間山西巡撫各有其人,並無邊大綬者。複查乾隆27年刊本的《任邱縣志》:「(邊大綬)字素一號長白,崇禎己卯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國朝起用,補河南修武知縣,勸農興學著有勞績,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蒞政三年,執法嚴明民懷吏畏,以病告休。所著有虎口餘生錄行於世」,可知邊大綬未曾任過山西巡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中:「九年春…(李自成)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而《任邱縣志》所載是:「(邊大綬)崇禎己卯 (12年) 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兩者所載邊大綬起任米脂縣令時間不一。

二、在國學漢字中。

本書為叢書第五集刊刻在乾隆間,其中塘報稿中用「數塚而黑碗見…中盤白蛇一條…凡骨節皆綠如銅青…盡數伐」(如下圖中書影)。稍後,山西太原興縣人康基田(1728-1822)所著,上起唐堯,下迄明亡,計三十二卷的大型編年體山西通史長編《晉乘蒐略》,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嘉慶16年霞蔭堂版中,已做「掘」、「間」,邊大綬為邊大「受」(如下圖右書影)。網路中電子資料庫中的OCR辨識文,也多用「掘」、「間」。

按今日寫作的「間」字,實簡化自古字「閒」。《宋本廣韻》:閒,隙也,近也。《康熙字典》:〔古文〕𨳡𨳢《唐韻》古閑切《集韻》《韻會》居閑切《正韻》居顏切,𠀤音蕑。《說文》:隙也。从門从月。會意,亦形。《徐鍇曰》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𨻶也。至今俗則專以「閒」字為閒暇用解,「間」字則為中間、離間等意思。至於「撅」字,《宋本廣韻》:撥物也;《說文解字》、《康熙字典》:从手有所把也。今則多以「掘」字替代。

本書為《知不足齋叢書》的一種,向以校籌精良、考據嚴謹著稱。從全書中包括前篇黃孝子紀程,都可見許多使用與現代書寫不同,而是能寫實的貼近當時的古字,例如以「畱」為「留」,以「㫄」為「旁」等,而且還很講究的區分了「道」、「依山𠊓水」的不同用字,所以本書也可當作是認識國字古文體的讀本材料。

此處仍要不厭其煩的強調,今日學者、世人,習以便捷的網路電子書資料庫為材料,無法或不願意查找比對原始紙本書文。如同在系列文章中所多次提醒的,其間之弊至少有:1. 電子資料所據文本的考據不一,經常只是手邊有的而非校籌精良的版本;2. OCR文字辨識上的差錯,更是比比皆是;3. 古體、正體、簡體字的時代意義,與轉換間的差別等,更是陷阱。雖然漢字簡化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但是在國學文字義理上,如只是常見的經由程式繁簡轉換而不逐字校對,就常鬧笑話而啼笑皆非了。常見的如後后、餘余、乾幹干、澱淀、範范、裏里、複復、藉借、夥伙等等的天差地遠,也是屢見不鮮。也因此,個人於中國古文學包括詩詞歌賦與文獻等,基本上是不看現代簡體出版品的。經驗中也經常見過許多優良文史期刊上的學術論文的失義,與古籍文獻文物商的論述失真,都是便宜行事或認知不深的錯誤!

三、在風水地理上。

李自成區區一芥草民,在明末平民起義的數百崢嶸頭目中,能在短短的十數年間脫穎而出,建大順、破北京、亡明朝,自然吸引了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其中李自成家族的祖墳遭掘,當然更是熱門題材。

其中關於李自成的祖墳所在地,塘報稿中竟也稱”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表示合於風水好地。塘報稿中:「…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風水地理上普遍有說祖墳上長有榆樹且茂盛者,是後代要發家聚財的跡象,但是如長在墳正中則不佳。榆樹有稱榆錢,榆錢是榆樹的翅果,外型圓邊薄中凸,像古時用的麻錢,又同諧音“餘錢”,所以是招財進寶的吉祥象徵。北宋文彥博的〈元巳阻雨〉,即有“欲買春花無定價,東風撩亂擲榆錢”,藉物擬境比情的抽象抒懷之美。徐志摩的新詩《月下待杜鵑不來》,其中也有“風颼颼,柳飄飄,榆錢鬥鬥”,後有趙兆編曲、費玉清演唱,也甚是好詞好歌!

塘報稿中又有:「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這句又衍生了更多風水天像之說。如《筠廊偶筆》、《在園雜誌》等都說,該白蛇即為小龍,代表子孫將稱王為帝;可惜修練未足,只有“頭角嶄然揚起三寸”,即被邊大綬等收入,所以是可惜了的白蛇頭角呈龍形而其身未變!風水地理上也有說“屍骨黃毛,後世成王”,李自成果然從闖將、到闖王、最後也稱帝!

個人也收有些星象命理奇書,只是為中國出版史上留些曾有的紀錄。基本態度就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李自成一芥鄉野,起事成功建立大順、稱帝入京、覆滅了延續276年的大明王朝、但旋又迅速敗亡於清軍並輾轉身死。究竟其祖墳遭掘一事,是幫助其清理墳上雜亂而能出頭得天下,又或是斬了白蛇損其王氣而不能持盈保泰,稗官野史自都各有其說了。

黃向堅萬里尋親 知不足齋叢書一

鮑廷博自乾隆41年始刻《知不足齋叢書》第1集,迄嘉慶19年過世,期間刻成27集;其子鮑士恭賡續遞刻,至道光3年共刻成全部30集,每集8冊,計收書207種,裒然距帙。《知不足齋叢書》的特點,是精選世所罕見、且流傳稀少、並首尾完整的孤本、珍本、善本。鮑廷博並都親自讎校,註明該書來源,向為士林及藏書家所重。且“自鮑氏之書行世後,後人踵事增華,相繼而起刊刻叢書之業,遂成風氣”!《清實錄》嘉慶18年6月25日:「諭內閣,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 …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

現代人藏書多數不會、實也困難去蒐購浩浩整部叢書,與大部經史類書。若能有一二冊代表各歷代著名的家刻精品,也是快事。本書即為《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之一冊,完整收錄黃向堅的尋親紀程,與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二事均發生於明末清初,一為家孝、一為國史,兩種都膾炙人口,並有多種小說戲曲形式流傳至今至。本冊即為較祖早的版本,著錄於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頁329, 536中,民間存本非常稀少。行款同該叢書,九行二十一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題「知不足齋叢書」。全書一冊,依序為黃孝子紀程序、黃孝子傳與黃孝子滇南尋親圖冊、黃孝子尋親紀程後、尋親紀程與滇還日記、虎口餘生記序、虎口餘生記一卷、塘報稿等多種,共72葉。因補充為文較長,同一冊中的兩故事,分兩篇撰刊。

黃孝子萬里尋親

黃孝子紀程二卷的大意,在《清史稿》〈列傳.孝義〉中,寫的最為詞簡而意備:「黃向堅,字端木,江南吳縣人。父孔昭,崇禎間,官雲南大姚知縣,挈孥之官,向堅獨留。鼎革後,孔昭阻兵不得歸,向堅日夜哭,將入雲南,親朋、妻子頗危之,向堅決行。至白鹽井,得父母並弟向嚴、皆無恙,留一年乃歸,時為順治十年。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吳人作樂府紀其事」。

百善孝為先,孝道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最核心的價值。黃向堅於時局艱險、路途危難中的萬里尋親,自是傳為佳話。此外,黃向堅也“善畫山水,師法王蒙,有黃公望筆意”。傳世黃向堅山水畫,至今仍常在拍賣會中得見。關於黃孝子紀程內容與黃向堅相關畫作,上文有記“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趙晟,在最近發表的論文中,統計黃向堅創作的《萬里尋親圖》繪畫系列作品計有39 件,並有長文逐一描述各作品的內容(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21 年第2 期129-161);中正大學中文學系的毛文芳教授,也有多篇關於黃向堅萬里尋親書畫圖文研究的論文發表;都可自其中瞭解更詳細。

在明末清初之際,仍是出行困難、旅遊不興之時,尤其是千山險阻、萬水難行的雲貴一帶,因此黃向堅所撰的紀程內容、與所繪山水畫的演繹,也常被視為大西南雲貴游紀的第一人。但據史料,其實在黃向堅之前,至少還有唐韋齊休於長慶年間從使雲南時所記《雲南行記》二卷,但約在明清之際亡佚。另有元大德年間郭松年所撰的《大理行記》等。明嘉靖年間楊慎被謫永昌(今雲南保山)時,撰有的《滇載記》、《滇程記》與《雲南山川志》等。

古時行旅困難,所須手續關卡憑證非常繁瑣。因此文人所紀,多是短日程、近路程的登山臨水,訪寺尋僧一類。北魏晚期酈道元(466-527)的地理名著《水經注》四十卷,經常被視為中國游記的先河,也是集地理知識與壯游見聞的傑作。唐宋後,受當時文風的影響,游記多已少了壯游的探險性質,以寫景、敘事、抒情的文學散文筆法為多。如被視為旅游文學先河與佳作的唐柳宗元(773-819),在貶放永州司馬時十年間所寫的《永州八記》8篇散文,及許許多多當時文人雅客的詩詞歌賦短文,記載了許多某地的風俗、人物、文化、山川等。“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701-762),是個例外奇人。據不完整的統計,李白一生漂泊或游旅近30年間,登臨了近百座山,跨越了至少18個省。李白雖未以游記成書,但若能將其有記錄的千餘首詩作,分門別類的集結整理並解說,應該也是旅游文學的曠世巨著。到了明朝後期,有了家喻戶曉、人稱東方游聖、集壯游與地理知識的專業游家徐霞客。徐霞客於30年間縱游舉國南北,足跡遍歷至少16省,撰成了享譽中外的60萬字地理名著《徐霞客遊記》。現今中國的旅遊日定在每年5月19日,也是緣於《徐霞客遊記》的開篇日。

黃孝子萬里尋親地來回二萬五千里紀程,從游紀角度來看,也是豐富精采的。為了尋親,路程在季節不佳、年頭不安、地方不靖的環境下完成,倒也無心插柳的成就了一篇非典型安逸舒適的遊記,記錄了從浙江、江西、湖南、廣西、貴州等地而至雲南的點滴,更描繪與提供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因去返程時的心境與路況熟悉不同,且去時又是生死未卜,因此上卷尋親記程的路線雖可以勾勒,但程站卻有不清。下卷為自滇還鄉,就是逐日而記,內容雖簡但較能考據了。以下略從山川紀聞與情境描述等的角度,摘舉文中片段來補充略說一二。

文中起自“ 順治辛卯臈月朔拜墓辭家…登舟瞬息天”,也不知為何選在農曆12月初一出發,往後就是嚴寒難行再加冰雪泥濘的季節。旅途中,“過貴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合下數十大灘,轉上水、抵鄧家埠,適羣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佳水悉成苦況!"此說路程前段在浙西贛東一帶、又是行舟,地面也算平靜,因此進展也快。途經丹霞地貌、峰林景觀聞名於世的道教四聖山之一龍虎山後,不月即抵南昌一帶,然後捨舟就路。那時已順治8年底,江西省城旁仍“羣盜焚劫、煙燄未息”。中國古時的許多年代,地頭不安寧是經常事,況又是朝代更迭時。其後許多紀錄,或可做為當時治權於地方實質性研究的佐參資料,如文中“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邅囘不前”,便水驛之南岸則是“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目草迷,多漲沙、多流潦、多獸跡”,在鮎魚坡則“聞炮聲,遙望烽煙,知秦關不遠”。到了平越府,則“山勢巍峩,路紆折如羊腸,兩㫄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每受苗害,選山之最銳者設哨備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足骸骨枕籍,商旅絶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劓鼻之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其後,“次關嶺連峯橫絶…休白口坡。自進關來,凡過郡縣衞所開路廣闊,每十裡玄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卽係姦細,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壑陡峙,鐵索架橋素稱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也”,此處之描素,同《滇志》所記載,明代時從湖南境沅州至雲南昆明的入滇古驛道情境,“關嶺,其東路尤為險絕,途中有白口坡…,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栗汗”。

文中也可見當時西南偏鄉地風土世俗與自然生物,例如在曉上桃子巖時見“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在渡大溪三道碕岸沅靖粤西之界,“有異花紅紫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入西溪柳寨時,雖是語言隔閡但少數民族長久來的好客傳統已見一般,“俱係苗地,苗民椎髻懸環、語言鴃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畱客作供;具釀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經見者”。

黃向堅的尋親去程,備極艱辛、前程未卜,如在出豐城臨江界時已是“人在途時遇雨雪,踵趾破裂、痛楚頻頻,倒地身如泥塗,自顧堪憐,往往僵臥道㫄”,而“前途戰爭靡息、行旅久絕,路有虎狼之虞,身有疾病之憂”。於寓湘潭縣城外時,“左足血瘀腫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幾廢”。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時,“四望荒山,田多草萊、髑髏徧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圍亦可駭”。因此去時紀程應非當下寫成,也因此路途中的些許站程行止或有可做為再研究的材料。例如,“(順治九年)初九日,踔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的一段,快速帶過。但且其間旅次順序,似與今日相關地理位置有所不順通,或許當時道路交通的狀況、兵災盜匪的阻撓或地名變更等的混淆。

但文中簡短帶過“蔴哈葛鏡橋犵狫寨對岸,削壁陡絕,鐫神畱宇宙四大字在上”,則可能是聽聞而未實際登臨。神留宇宙的石刻,在今日貴州平越縣南二里的仙影崖,上有張三豐遺影,與明郭子章於明萬曆31年所題該四字。郭子章(1543-1618),江西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於萬曆27年授右副都御史、貴州巡撫後,翌年即平滅了盤踞播州29世800餘年的楊氏土司於萬曆24年時任世襲播州宣慰使土司楊應龍所發起波及四川、貴州、湖廣多省的叛亂。一般史稱此為平播之役,與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合稱萬曆三大征。郭子章“治黔十年,穩定黔疆,振興文教,政績卓異,被譽為黔中名宦之冠”。明代是全真道傳入西南地區的重要時期,據稱張三豐是在貴州平越高真觀悟透成仙之道,因此民間有稱張三豐是「武當山得道,福泉山成仙」。犵狫是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麻哈州則是明清兩代貴州的一個土司治理地區。葛鏡橋現今也還在,位於中國貴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教場村,橫跨麻哈江的一座三孔石拱橋,始建於明萬曆46年,民間於2006年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時艱辛困難的工程,民間總會有神蹟之說的,稱張三豐感於葛鏡的積善造橋,於是以法術將豆腐點化成石料,幫助葛鏡屢次失敗後的建成。村寨地名或會更迭,但舊橋與舊石刻,應無遷移。以現今地圖來看,不論是從距離或方向而言,從葛鏡橋是看不到每字只有50公分見方的神留宇宙刻字的

今日的旅游行程與景點,許多都已大眾化的平凡無奇,於是也興起了重走古書中故事路線的游風。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章回小說中路線,距離現在年代已太久遠,不只地理上滄海桑田的更動,情節中也是杜撰許多而不可憑。因此,黃向堅的萬里尋親往返路線,倒是可參考的壯游路線。

游紀經常是歷史、地理、博物學中的重要參考材料與佐證。因為這些周邊旁物,經常不是游紀主人為文的主旨,順筆寫下與無心紀錄的,多數偽假的也較少。個人看行旅記事的文章與相片,更喜觀察主題外的風土人情與生物自然,也常有意外收穫。事實上在今日網路的普及與寫真,全球許多新物種的發現,也是生物學家們,透過第三人在社群媒體分享的相片與記事而循線追索確立的

《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間的異同

康熙十八年《芥子園畫傳》刊行後,起到了中國繪畫的推廣普及與平民化的功能,三百多年來因此書直接、間接成就了一批藝壇大師,至今仍是許多國畫初學者的重要教材與摹本。在古籍的研究與收藏,精善本與初版祖本,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也是拍賣會上的亮點,雖然就內容而言未必須如此。在近幾年古籍拍會中,宣稱初版且也都或有不同專家背書、或流傳有緒載錄、或名家收藏鈐印的《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本,其間落槌價竟可差到數十倍!!雖然即便同書同版本在時間極為接近的不同拍場中,也經常會有難以預測的從天價爭奪到乏人問津的流拍。

《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究竟哪種版本是最初祖本原版,百數十年來許多專家的見解考證結果並不一致。其中各有所見的,基本多從書體、鈐印、版框、錯訛字等來論定何為初版,但彼此間的見解論證又相互存有矛盾。不同於現代的印書有標著年月日與第幾版第幾刷的資訊,中國古籍則基本闕如最多是能有個牌記但也多不詳盡;因為雕版不拆架隨時可刷印或修改,因此也無從記載是第幾版第幾刷。例如都是宋本的《東都事略》,在臺灣中央圖書、日本宮內廳、日本靜嘉堂分別藏有一本,但是比對三本圖像則存在稍有差別,明顯並不是一版,學界也無從判定熟先熟後。也因此,近世許多學者也提出所謂中國古籍的版本特色,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存在著"同一版本、不同印本"的事實現象。因此除非官方刻書、或民間著名大家的收藏與出版,能留有詳細的書體特徵與可信的早期文字紀錄之外,如擬從數百年的後世來探索,在實務上與科學上,都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目前中外學者,討論比較的聚焦在公藏的部分,多數、曾經、或現在被認為是康熙十八年初版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之鄭振鐸本(鄭本)、上海圖書館顧炳舊藏本(顧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哈佛本)、美國Nelson Art Galler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另有公認質量上乘,但多數不認為是康熙初版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日本大東急文庫本等。另外上海有正書局在1934年,根據早先所得據稱是康熙原版,彩色影印出版的《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及江西美術出版社於2011年影印出版在日本的陶湘舊藏本(陶本),是在無法取得古籍原本的狀況下,多數學者公認最佳、最接近康熙原刻初版,並據以研究比對的參考材料。

至於研究初版的代表性學者,海外有美國的裘開明博士,與日本的古原宏伸等;在中國,則當然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大師了。裘開明博士為著名的美籍華人圖書館學家、漢和圖書分類法發明者,曾擔任中日古籍典藏質量甚高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裘式利用了扉頁的書體風格、版框高度、鈐印位置等,考據比較了在美國Harvard University, Nelson Art Gallery,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三處,典藏可考的三部一般認定是《芥子園畫傳》初集的最早版本,以英文寫作長篇論文並附書影比較,於1951年發表在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 1951, Vol. 5, pp. 55-69。該文其後多為《芥子園畫傳》初集版本研究的對比論證引述材料,不論是否同意裘氏的論點。日人古原宏伸則在2003年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的《中囯画論の研究》一書中,有大篇幅的《芥子園畫傳初集》解題一文,也是佔學界一派重要說法。但古原宏伸對於該書有如徐悲鴻先生見解般的許多尖銳批判,因此其論證也引發了許多不同意見與爭論。

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多在主人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及錯訛字比對這兩方面,也都有立論有據的精闢見解,但其中卻也見解不一。

其中關於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個人以為可能不好就因此據以來判斷版本。就好像我們現在經常會收到許多作者題簽的贈書,除非有加註日期、版本的說明,否則最多只能說那是作者認可的正版書,但無從據以就認定那一定是最初版或哪一版的。同樣的,沒有作者或出版商簽名蓋章的,也大多可能是正版原版第一版的,只是來源管道不同,不能也就據此來說是翻刻盜版的。

關於鈐印章判別的文章相當多,於此僅舉一例就部分論者所以判別的卷一李漁序言末尾處的鈐印與否,比對公開資源可及的三種本來略加說明。圖中左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標注康熙18年的原版、圖中右為同館藏但標注為嘉慶22年本、圖中中為本人所有的原刻後印本*。在圖左哈佛本可見有“李漁之印”、“湖上笠翁氏”兩方手鈐朱印。圖右則是有刻於板上隨書刷印的陽文“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陰文“白髮少年場”兩方印。裘開明博士定為美國公藏中最祖本的Nelson Art Gallery本,與據康熙原本彩色影印的有正書局本本,則就都是同圖中本人所有本相同的格線中段留白。有些學者據以此判定先後,但從此比較來看實在真不好說。非常可能原版原先就是刻意留白的,好讓書主人隨書手鈐朱印以示珍重,這在舊時中國刻書也是常見的。也有可能是其後印量大,為求方便而補鑲於版上兩印文,但後續刻版轉移他人或其它原因而被移除。

至於用錯訛字來推斷先後或正版翻刻,就更可能更有討論商榷餘地了。我們在一般寫作出版的常識經驗中,都是初版初稿經常會有錯訛字,後版才再有校正與勘誤表。因此,錯訛字的未校正反而有可能是最祖本。校正勘誤後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原版主人所為,或翻刻者的粗糙所致,這在古籍版本中都是經常所見的。其實古時文人於書畫中的錯訛字,是屢見不鮮的;除為避諱、為炫耀耍帥、或暗喻的故意外,更有許多是明顯的疏忽錯訛。中國古籍中原刻初印本文字有訛、奪、衍、倒之病的,已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多例。例如在林堯叟的《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現存世最祖的宋本中,在兩岸與日本藏有有十行本與十四行本兩類。目前學者都認為十行本的刊刻較十四行本為早,但十行本的不嚴謹規範及錯訛字,卻又都較後刻的十四行本為多。例如十行本中音註的墨圈,或有或無;十行本中在隱公元年吴的注文下,將自大伯作吴,誤為自大伯祚吴,如此等等。另外,個人也收有民初藏書家徐世章舊藏並鈐印兩方的元刻元印《太平廣記》零頁一張,內容為杜牧十年之約尋春已遲的軼事,該頁尾有附田「畫」詩如圖。其中田畫之人,今多做田「晝」,但在古籍版本與史料中,田畫、田晝多有混用。例如元脱脱的《宋史》中為田晝;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中前為田晝、同書後録卷第六又作田畫。因此錯訛字有時反是較早本之證,未便就是翻刻

目前的研究論文中,以錯訛字比對,可能未便周全之處大體有:

  1. 統整各家所見,陶本、顧本、與最近橫空出世創下拍賣天價的容庚本較似同,但鄭本與之異同錯訛字將近40處,因此認為國圖所藏的鄭本非祖本。但學者又同時肯定陶本與顧本中,卷二中的第32, 33頁碼連碼錯誤,導致實為40頁但頁碼最後虛編到41頁的錯誤,是刻工疏忽,主人無暇一一校點所致,所以就是為原刻初版的證明。同樣有錯訛疏失,但卻有厚此薄彼的推論?頁碼疏失是原刻無心之過、錯訛字卻就是翻刻粗糙?而且,如果單以此論頁碼錯編為證,翻刻的的蘇州文光堂本,在卷二該處也留有編碼錯誤,但文光堂本卻不修正其它錯訛處?
  2. 容庚本中列舉了7處文字與陶本、顧本同,不同於國圖的鄭本;但陶本中的卷三第一頁的“刃”字,在容庚本圖錄中的刃字右邊也多了一點,較似國圖鄭本及美國哈佛本中的多了一捺但磨損成點?另經比對,容庚本與三種美國公藏中定為康熙本的書體字型也都不盡相同。
  3. 基本上,在多處不一致的文字中:陶本、顧本可歸為一類;哈佛康熙本、國圖鄭本極近似為一類;容庚本兼有二者但多似陶、顧本;哈佛所藏的另一種嘉慶本則與以上各本的異同均有較不一致的或有或無,例如卷3第1頁、卷4第23頁同鄭本;卷5第21, 27頁同陶、顧本;卷5第13, 14頁又與上述兩類皆不同。

因此,所謂《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的本身,可能就有好幾種同時存在的印本形式,理由在於除上述各所謂的祖本間存在差異外,該書的成形過程、與中國古籍雕版刻書的特性也是可能原因。1. 一般所認知,《芥子園畫傳》的刊刻印行是因緣際會而成書,李漁見婿沈因伯以家藏畫稿請王氏兄弟增補之書,"而不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缺陷事哉?急命付梓“,又是厚達五冊200多頁的刻版,錯訛難免;2. 出版後一時風行,後也有二、三集跟進,但時間跨距太長,市場需求又急切,因此修修補補的,包括版頁鏤字抽換、鈐印變更等等的,也是在所難免;3. 有些學者認為主事者恐未擁有或親見過書中的原畫,僅憑有限的二手材料,其間沿用誤植處,不論有無心或有意,都會表現在書中的錯訛;4. 中國木刻雕版的書籍印製中,刊刻時的一頁多版以方便印印刷,尤其是餖版套印的實際需求,及刻版後的版頁抽換或鏤字挖補更改等,都是容易也是常見的。

現今歐美日主要圖書館、博物館的重要典藏,大多都已製成高清的數位影像檔並開放公眾可及,加上影像比對辨識的科技高速進展,許多文書已可倆倆比對到是否出自相同,並可非破壞性的分析紙張油墨等。筆者曾據以比較公開資源中的其中一二與個人藏本,發現其間相當發散,各版本間各有同異並存。初步結果顯示,幾個不同藏本間雖有些頁面看似不同,但經影像數位分析,顯示僅是比例改變與油墨濃淡的同版源,原因可能是木質雕版固有的熱漲冷縮、潮濕乾燥的特性所致,也與刷印年代前後及不同刷工的手法有關;因無其它祖本的實務比對,從公開的數位影像間接比對的結果,也不能就此定論。

基本上,筆者認為本文中所提到的幾種公私藏本與拍品,都非常可能是初版祖本的一種,只是印行先後與印刊人的不同,其間或有幾處的版頁抽換與修補填字,但卻都更彌足珍貴的提供了相互比較參酌的材料。事實上,目前各學者所持包括鈐印、錯訛等共計五十餘關鍵比對處,在幾種可稱康熙初版中,每部五卷二百多頁中,幾乎沒有一部是能完全符合各家之說的,都有相同與不同之處。因此,個人以為只要能與某些初版的重要特徵關連到即可了。如定要強相比較高下先後,嘗試定某於一尊,可能就治絲益棼了。這其中的珍稀初本,當然也應包括全球公認最權威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兩館至今仍標示該館藏為康熙十八年的版本。更且,中國國圖的還是國學大師鄭振鐸的舊藏本,哈佛燕京的康熙本,在目錄上標示有張大千先生的題簽,都可視為最祖本之一而並存,而與各公私藏本間相互輝映

*後記,早期收有的《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曾經兩岸專家看過,推定是原刻原版,但為後印,以致部分頁面因版面磨損而模糊,較似中國國圖的康熙本。另有二集八卷,為金陵文光堂版。三集四卷中,草蟲花卉譜二卷為金陵文光堂版;翎毛花卉譜二卷則不好判斷係原版或金陵文光堂版。專家所推定其中的初集五卷為原版的理由,除版面行款特徵外,也從市場現實經驗面來看。因早在康熙中晚期時,《芥子園畫傳》即已有翻刻本梓行,且其中有許多極接近原版或更佳的品質。本人所有的初集五卷中,許多頁面已是字跡模糊難辨,但仍然刷印刊行,其間原因就頗值得推敲。因為在該書後印的同時期,已有品相較佳的商品。理論上除因家族藏版或供留存或供比對或供研究等原因之外,刻版磨損的成書除非是原版外,在當時應難有市場競爭性而不會刷印的。但時至今日的數百年後,許多這種原刻後印或孤零散本,在當時的商品性較低的刊本,反而成為圖書版本校勘研究中的一種新興題材

翁比部詩鈔

《翁比部詩鈔》一卷全 (清)翁樹培撰 民國13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翁樹培(1765 -1809),清大興(今屬北京市)人,金石名家翁方綱(17331818)次子,清乾嘉間最著名的泉幣學家,以古泉範背文“宜泉吉利”中取“宜泉”自號。翁樹培乾隆52年進士,惜未得大年,詩傳與著作存世非常有限。本書一卷一冊,後有翁方綱追述愛子小傳,從中得知翁樹培進士後「改庶吉士、授檢討…嘉慶丁巳補刑部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見蒙恩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嘉慶己巳年即1809年,表示翁樹培未及得外放地方官即早逝,因生平都在刑部,故書名稱翁比部。書末再有吳興劉承幹於甲子重陽日跋,敘特編此冊是為了「俾學士父子(即翁方綱與翁樹培)一家之學,由余而傳或亦有翰墨夙緣歟」。

劉承幹(1881-1963)是民國以後的最大藏書家,更耗巨資於民國13年在於南潯鎮鷓鴣溪旁,建成一口字形西式藏書樓,再以前於1914年因捐資為光緒崇陵種樹而獲遜帝溥儀所頒「欽若嘉業」九龍金匾,取名藏書樓為嘉業堂。劉承幹的祖父劉鏞,因經營繅絲富甲一方;其父劉綿藻,光緒戊戌年進士。劉承幹本人亦為光緒31年貢生,其時僅年25歲,功名前程大有可期,惟旋科舉停廢、清室覆亡。因此既是書香門第、又因過繼大伯以承重孫繼承劉鏞的家財萬貫,加上自身學養俱豐,因此成就了嘉業堂的藏書刻書聚書60萬卷、20萬冊的偉業。嘉業堂的刻書精良,也是民國時之最佳。

劉承幹的祖父劉鏞曾聚財千萬兩白銀以上,時稱南潯四象之首,約當今日百億以上財富,因此可以如陳乃乾所說,其收書、藏書、刻書間頗有「海涵萬象之勢」。民國6年,中國近代藏書家、校勘目錄學家、近代圖書館的先驅繆荃孫(1844-1919 )晚年時「…近況漸艱,欲以所藏宋元槧本十餘種,讓售…」,劉承幹以15,000元大洋鉅資買下,可見其財力與氣魄。劉承幹雖富賈一方,但人均稱其仁厚,且對古籍文化的貢獻備受高度讚譽。劉承幹更曾細心的在豐富的日記筆記中,記載了幾乎每一書是何時經由何人何淵源所購花費若干的詳細資訊,當然也包括了刻書出版的點滴種種,這對現今研究當時圖書目錄與出版業的了解,幫助甚多。

嘉業堂以嚴謹態度刻刊叢書,每書除劉承幹皆有題跋外,更請名家學者於刊印前後再三校訂。嘉業堂實力雄厚,刻書非求營利,但求文化承傳;因此是不計成本的物超所值,遂成民國乃至今日藏書文化界的所重所珍。嘉業堂刻書的版片,也多悉用高級的棗木,紋理細密質地較硬,雖工序較艱但印成後精美;所選書也是罕傳秘笈及經世實用之書,又校讎審慎,民國間學人大儒均推崇甚高。魯迅就曾說過 “劉承幹…所獲既富,遂發刊輯叢書之願,擇孤本與罕傳之本,次第授梓,成叢書數種"、“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 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例如此書,若非劉承幹的發心斥資而傳,英才早逝的翁樹培著作可能就此散失無著了。

本書《翁比部詩鈔》是民國13年嘉業堂藏書樓竣工時,同年款署嘉業堂的刊刻本,又是初刻初印,品相完整精良,原裝書簽牌記,是非常難見的珍稀好書,許多公藏圖書館都列為善本。除為嘉業堂代表刻書外,也敘說了一段嘉業堂主人於文化圖書貢獻的故事。

古籍善本中卷帙浩繁大部類者,固然有泱泱磅礡氣勢的可藏諸名山;但現代多數人的時間、空間都相當有限,也多難典籍宏富的缥缃满架。這百年善本觸手猶新,名家刊刻、精美單冊詩鈔,更適合輕鬆入手與增添案頭間之幽雅。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二)

今日稱古籍者,常有與善本連用為一句成「古籍善本」,這其中是可以有多重見解的,且會隨時代而有不同。古籍較易理解,年代夠久即是,今日許多公藏單位與民間交易,已將1949年前的書籍文獻都列入古籍之列,有些有再分一般(或普通)古籍,與善本古籍。但何謂善本?就複雜多義了,端看從哪種角度出發理解。

善本最早應指可信度高的本子,宋以後到民國初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善本常是指文學上校勘精良的本子。但隨著年代演進,多數古籍的內容與校勘業已完成大概,且有精良的新印本;因此明末清初起,善本逐漸也開始從文學價值的定義,到晚近今世更是尤為著重在文物珍稀性價值的定義。

善本一詞,至遲在成書早於《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名相王溥修成的《五代會要》三十卷中的後跋,即見有「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度沿革燦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版於吳,而五代會要未甚傳。彥博家藏善本比至蜀,請官參用正史考覈訛謬、且刻以傳。慶曆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事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文彥博題」。可見當時的善本之說,應是用於考據校正的信本

二十世紀晚近學者中,學習歷史出身、文學史大家、後成古籍善本校勘一代宗師黃永年先生(1925-2007),對於古籍文獻與時俱進的看法,就頗值得參考的。據傳黃永年先生,於195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論文講唐代河北藩鎮,就敢挑戰當時如日中天的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1890-196)的看法,而為學界所矚目。做為中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古籍組委員的黃永年,在晚年演講訪談時,多次提到現今善本的觀念,應可分為文學校勘性的、及文物歷史性的,而不須拘泥於「三條九性」之說其中,文物性善本的範圍,更會隨著時代的推移而逐漸擴大,且是今日古籍藝術市場中的主要定義,即珍稀性。黃永年先生的舉例十分貼切,例如從文學校勘角度來看,南宋建陽坊所刻錯字多的就不能稱善本,可今天如中華、商務、再造善本等書局,即便是新印但卻是高品質的點校本,於文學上就是善本。再從文物性來看,南宋時建陽坊本滿大街,當時既無文學性更無文物性,可是到了明清時,宋、元本別說是足本了,即便是南宋建陽坊本的零本殘頁,也都是金價難求了。許多國學大家也認同,宋元本的國寶價值,至今幾乎完全在於文物歷史性了。若論內容與校籌,許多宋元明初的大部類書叢刻等,固然是廣搜博採,然而百腋之裘,僅嘗一臠,究未能窺其全豹,且更常每書僅其鱗爪,文字舛譌,訛奪混淆。

時至今日,許多明本已擠身等價宋元本之列,清本也由於清初本的毀禁,清中後期本的毀於戰亂,而也都稀少難求了;許多民國時期的精刻印本,如今也早在文物藝術市場中列為善本了。晚清民初版本目錄學權威大家葉德輝先生(1864—1927),就曾多次在他至今仍為古籍研究所經常引用的《書林清話》、《郋園讀書志》等書中,也多次提到明清本的優越性,“自康雍乾嘉以來,累葉承平,民物豐阜,士大夫優遊歲月,其著書甚勇,其刻書至精,不獨奴視朱明,直可上追天水”。葉德輝先生的藏書,“旁及輿地、星命、醫術、堪輿、梵夾,無不貫通”,也如在本人前篇所提現代藏書可關注的方向。由於古時圖書稀少且流通有限,許多是倚賴心記傳抄的,因此錯誤自然會經常發生。所謂"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晉師三豕涉河"“狀月牡丹"等的謬誤荒誕,也就屢見不顯了。

中國古文經常是用字簡單又多意義,加上各時代背景的解釋用法不同甚至迥異,又沒有標點句讀段落的區隔,以致造成今日許多學者強行解釋,而成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莫衷一是。尤其是所謂版本先後的問題,清中期以前上溯明元宋的本子,其實多數都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證據其版本先後,學界與拍賣行業經常也是各說各話。在收藏時,只要能把握沒有可證明是偽造做古做假的特徵,即可概括認定。就如同時至今日已是精確無比的科技,在親子鑑定上,也只能說99.99%無法排除親子關係,而無法說100%肯定一定是。也因此,若從文學與校勘性的角度來看,許多傳統善本所定義的版本、朝代界限,或是足本等的要求,於今已不足行的了。古籍的文物歷史價值與在圖書出版史上的代表性,可能更是重要的。

舊時代的中國較重視技藝而偏廢科學,許多傳統工藝品與器具的精美,至今難模擬再生;許多中草藥與醫者,也確實活人無數,但也多無所傳。這些精湛技術的本身經常是密而不宣,而且沒有科學上講求的”能讓第三人可經由相同條件得到一致結果” 的可重覆性。在藝文鑑賞論斷方面,舊時的中國更經常是靠菁英學者「觀風望氣」的「眼力」,一言以定真偽高下;追問之所以,則回以抽像的神、韻、玄、秀等不著邊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描述;再問,則責以資質駑鈍不堪教化而去。確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期以前,學問知識是壟斷在老師、學者手上的,公共圖書館資源也不發達,因此都是所謂大師們說了算。但事實與真實卻絕非如此。現在圖書資訊與公共資源非常普及,加上數位化與人工智慧的加持,許多過往須在校園殿堂中學習的,已經可以在網上遠距自學了,即便是在科學領域上的許多原理與實驗,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的著名大學與研究中心,也提供了超越課堂上單獨教師能力可準備的影音模擬教材,學習起來事半功倍。教育部2021年11月的高教創新電子報中,有一篇「Google破壞大學學位計畫-是機會還是威脅?」的文章,就值得閱讀。事實上,如Google等平台工具加上近年的如ChatGPT等AI工具,早已取代了絕大多數人的許多傳統生活與學習的經驗,例如即時線上導航取代了紙本地圖、線上翻譯取代了查找字典等等的。先進的科儀如高階多光譜掃描等非破壞性的檢測紙質文物的油墨、染料、紙張等,也已成熟的可取代經驗感官來判別年代真偽。

但是在許多的研究領域、與專業族群中,傳統工具、方法、與實務經驗,仍然會是長久存在的並能補科技的漏差。但這些須倚靠實體書本累積過眼經手的訓練,幾已不復存在今日的課堂中了。如今於古籍版本的判斷鑑別上,個人所接觸中與許多現今的藏書大家所推崇的頂尖者,多是上世紀改革開放後在國營古舊書店工作的師傅們,他們的功力遠勝於學院派中的大多數,這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新中國的社會體制。1956年由北京的88家古玩店,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北京市文物公司開始,1958年上海也將相關行業緊縮為古玩市場、國營舊貨商店、古籍書店等9家商店。大約同時期,天津、廣州等重要文物聚散地,也陸續完成文物商店的整編。1960年國務院批發的《關於改變文物商業的性質和管理體制的方案》,將全國各地的文物商店,一律改變為實行企業經營管理的國家事業單位,自此全國文物有系統並大規模的集中起來了。文革期間,更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物向國家集中的歷程;於古籍善本面,更可能遠超過乾隆修四庫開館徵集民間圖書的質與量。雖然文革後清退了許多,但仍有許多珍品仍在國營文物體系中。這些文物後來也直接供應並成就了於今在全國各地博物館、圖書館中的豐富珍貴館藏,也是一種貢獻。由於實體真品文物豐富多樣、又與市場緊密結合、加上國有體制的工作保障:因此在半世紀間,造就了一批學有素養、業有專長的文物鑒定人才。國有古籍書店,更是養成了一批經年累月與古籍為伴、經眼過手間即知來歷的佼佼者;個人的藏書啟蒙與學習,也多是來自京滬兩地古籍書店的老師。但在上世紀末,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後,民營拍賣公司逐漸崛起,國營文物商店的家家底也日漸稀少,逐漸形成了今日以拍賣公司主導的局面。

現在的學生乃至一部分的專業研究者,甚至幾乎沒有摸過實體古籍,學的多只是書上的口訣,殊為可惜!雖然圖館公藏仍有許多藏書,但不是嚴格限制翻閱,就是要戴上手套隔靴搔癢的意會,或偶爾的展出也是只能隔著玻璃櫥櫃看。其實許多於圖書版本上有代表性的本子,至今仍相當普遍且不貴,仍可以輕易在坊間購得一系列並整理成實體教材。相比於從事科學領域的研究教學,經常能有數百成千萬乃至上億經費,購置儀器設備,且未多年即能再獲汰換更替,真是天壤地別的差異對待。於此,其實只要有心,公私部門撥補少許經費,就能輕易解決的了。在大陸就有許多類似科普的文普教育活動,提供能親手觸摸、親身體會的學習場域;京滬寧等的幾家書店,除平常開放開架古籍,也定期辦有民眾體驗活動。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現在是高手在民間;藉由傳播科技,更可以穿越時空的跨域交流。跑江湖與賴以維生的書販,與精研學術的專家,都是可以學習與知識的來源。就如以城市交通管理而言,學者專家高瞻遠矚的規劃固然重要,但可能遠不及整天在街上跑出租車的司機更瞭解該城市的實際交通狀況。如果學者官員與商賈小民能共同參與,就更能調合兼顧理論與實務了。每個行業領域都有其擅場,就像洪亮吉在(1746-1809)《北江詩話》卷三中說的「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掠販家,其實於版本珍善的鑑別功力,可能勝過收藏家、考訂家、校讎家、賞鑒家。許多學者也認為洪亮吉的原意,對這所謂的藏書五家,只是描述舉例,而並沒有高下之分的。

在今二十一世紀多元價值共榮並存的今天,各行業的人都可以欣賞與交換跨行的嗜好。現今網路資料發達,檢索幾家著名古籍拍賣會的圖文說明,與一些著名學者專家文章,就可以在相對比其它同時代古文物便宜好幾個零的價位下,開始擁有百年以上古籍而進入收藏之列了。

(更新於2022.02.01)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一)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

緣起

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也將如大海潮汐般的來去聚散。2020-2021間全球大疫、出行受阻。日常的科研工作與國際來往交流等,頓下減少了許多。也因此,反倒有些時間將二三十年間的一些蒐集與心得,做一整理,以為換手之準備。

目前的網拍與網紅平台機制,確實增添了許多商品買賣間的便捷與流通。但在非新書方面,滿目拍品多是舊老二手書,而非專業所稱的古籍珍本。更有許多只是從它網轉貼倒賣的,或將新印古籍做舊或魚目混珠的偽充古籍珍善本。具知名度與專業的拍賣公司,倒是多有鑑別篩選而能貨真價實;但限於一般拍賣的圖錄篇幅常未能有詳細說明,較適合已在古籍蒐藏、欣賞領域有一定認識的群體。至於國學領域中許多學報專書的精彩論文,則確實常能見有精闢之論;但內容中許多如版本圖錄校勘等的專業論證,可能就只適合更小的族群了。

疫情的無常、與年歲漸長;曾經非常有系統與費時蒐集整理過的一些古籍文物,也到了出清換手的時候了。但不想只是草草甩賣了事,因此就從古籍故事的角度,藉由手邊藏書為題材,將一些所了解的整理分享,並為曾經有過留些記憶。

例如,在清末攝政王親弟貝勒載洵手書的《陸軍貴冑學堂筆記》中,查找了其中幾天載洵紀錄請假的緣由,於是更清楚的知道了當時的氣象、節慶、習俗典禮等,也經由文獻資料的查尋,補充了陸軍貴冑學堂的一些故事。又如,看到近些年拍賣會中幾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印本間拍價的懸殊,剛好手中也有一部經圖館善本專家看過是初版後印的,但內容特徵卻又介於其中。於是查閱了目前認為並著錄是初版的公藏,如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國圖、上海圖書館等的幾種版本,卻明顯可見彼此間的版式、內容存在的差異,加上中國雕版印書的特性實難嚴格精準的鑑別出第一次刷本,而認為所謂初版祖本或可求同存異的能有更寬廣多樣的存在。又如,在《華英字錄》一書,也認真的演習了該書提出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並分享予週旁的外籍訪問學者。在《蝶仙小史》一書中,則延伸了解了作者延清的生平,與蝴蝶在中國文學中出現的變化。如《虎口餘生記》中,藉由塘報稿,實例舉出紙本古籍在史實校考、漢字辨析的重要。於此等等,都希望能留有些故事,更希望這些書,都能找到欣賞喜悅或有淵源者。

系列中有許多的,是古籍類中開門見山的珍善品,如明清的內府刻本。原來數量就不過十部今僅存一二或孤存的內府寫本,例如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進呈慈禧專覽的治平寶鑑、大清皇帝實錄零本、宋元刻大藏經、科舉考試殿試冊原本與鄉會試原題、原墨卷等等。

因是生科農學的專業出身,數十年間養成系統性研究的興趣與習慣,發現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上,也能貢獻創見於一二。例如逐一比對藏本,發現一般學者通說宋元大藏經是每行17字,但比較本人所藏與中國國圖,及日本宮内庁書陵部所藏的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萬壽大藏本》、北宋末刊福州東禪等覺院、開元禪寺本等,都發現偶見的每行18字之處。《春秋集註、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明《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明《農桑輯要》等等,都是海內僅存、且未見於著錄!

不惑之年,學習建構網站,許多功能與編排、聯結等,都還在摸索學習中;且此為業餘興趣,未便全時關注,因此諸多未就緒,且也常修修改改的。於此種種不便齊中,歡迎同好交流與理解!

華英字錄 晚清西人創新的漢字檢索法

《華英字錄》光緒6年 天津新海關書信館波列地藏版 26.5×16.5

書前有浮貼英文說明一張。書前後內頁糊硃砂紅紙、書皮與硃砂紅紙間夾有西文報紙墊頁,為初印祖本,現已幾無存世。經查全球公藏圖書worldcat系統,僅有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存有,近十餘年拍賣會中也未見

晚清時的西學東漸,與西方人對漢字語的學習、華英互翻等,主要靠傳教士與洋人掌控的中國海關西人兩種力量推動。中文漢字一字一形又多義的特徵,讓以拼音語系為基礎的西方人,在學習上相當困擾。尤其是對單字的查詢,不像拼音語系可依abcd的順序查找。

在許多形式的華英字典中,供職中國海關的義大利人波列地 (P. Poletti) ,以拼音語系的有順序為啟發(如在浮貼在書前的英文序言中所稱:just as Ab comes before Ac in our dictionaries),別具創意的提出了漢字雙部首查詢法,將《康熙字典》中繁雜的214個部首,簡化成17類編碼,並將每個字拆分為主部首與次部首,以蘇州花碼進行順序編碼,創造了漢字快速檢索方法,並於光緒6年印行了的本書《華英字錄》。《華英字錄》做為最初的推廣試行,印發量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由香港別發、天津高林等洋行,售予在華洋人學習漢字,也因此如今存世無幾,殊為珍貴。在此基礎上,於光緒10年起的擴增本《萬字典》系列,有稱 (華英) 萬字典、萬字錄等等的各種書本,就有了許多書局印行的多種版本直到民國年間與近代都有。基本上光緒6年的是概念祖本,單字檢索列表與精簡讀音、釋義;光緒10年後的則是字典形式了。

雙部首法可以形象觀念來看圖識字,不必計算即便中國人也經常算不清楚的筆劃數與讀音。例如本站"故紙拾珍"的”故”字,拆解後第一部首為編號65的”攴”,第二部首為編號30的”口”,因此立馬可從上圖中的索引表,找到如圖中的讀音ku、音調4、與英文意思cause, old。在1887年6月2日的申報(#5073)即有「天津新海關書信館內布列地君所著,其檢字之便易,實無出其右。布烈地君自云,如有比此書查字更快者,願送銀一百兩,斯亦可見其大凡矣。本館亦以此書爲最便後學,蓋卷帙不多而字音字義可一望而知,行見藝林中,當家置一編矣用,特預誌數言以作左劵」。《申報》於晚清時在西學中傳的貢獻,佔有非常重要與領導的地位,特為文背書,可見此法之優。即便於今日來看,波氏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也是相當便捷的。本人非文史專業,並不知今日的華語文教學的方法與材料,不敢多言。但週邊校園內,經常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訪問學者,曾展示給好幾位沒學過漢字也非文史專業的同行朋友們試查,全都稱讚這個方法的快速方便,許多更掃描成電子檔(已無著作權問題),以便隨身攜帶查找生活路邊所見漢字,而迭有驚喜,更都驚訝這本薄冊已經存在140年的歷史了!

關於波氏的個人資料非常稀少,也幾乎沒有專文記載生平。在升天入地求之遍的一番功夫後,於晚清洋人主持的中國海關"Service List, 1888″資料中,找到:P. Poletti 於1876年9月開始供職於Amoy (即廈門,非今日所拼音的xiamen,係取音於早期葡萄牙人初登陸時所聽到當地人對此地的閩南語發音),於1881年4月起擔任Revenue Department中的In-door Clerk。這個職位在該職員名錄中,排序極尾、還在四等幫辦之後,屬於最末班的小職員。可能也是這種人微言輕的世俗,使得波氏的創意與著作,並未得到如其他當時在華的幾位著名西洋傳教士般的回響。另一方面,本書初期是做為海關內部與在華洋人,及涉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人員溝通使用。直到1907年上海美國長老傳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印行的《華英萬字典》前斐頁中,仍有作者題書 ”TO SIR ROBERT HART, bart., g.c.m.g.,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HIS WORK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AUTHOR”。另外,在本《華英字錄》一書的封面底有”by P. Poletti, Tientsin”等字,可知其時作者已在天津新關服務,又因為中國曆與西洋歷的時間差,其時應在中歷的光緒6年底、即西歷的1881年初。

這本書的發行單位,可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過程。眾所周知,中國的海關制度於清季時建立並掌控於洋人,其後再由海關總局發展建立全國郵政度。光緒4年3月9日在津海新關開辦的天津海關書信館,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郵政機構,不同於千百年來主要傳遞公文書的中國傳統驛站系統。同年8月15日,天津海關書信館發行了中國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至今都是集藏郵界的天價珍稀品。其後,天津海關書信館改名為天津海關拔駟達局 (Customs Post Office),再於光緒23年更名為天津大清郵政局。光緒32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並於宣統3年接管郵政,從此脫離海關成為獨立的系統。據查全球公藏圖書目錄worldcat,出版項中登載為天津海關書信館者,也僅此一書!

蝶仙小史

蝶仙小史 二卷 附來蝶軒詩一卷 (清)延清 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2冊 特殊金玉夾頁,線裝 19×12.7。

特色摘要

  1. 流傳稀少,近於海內孤本;
  2. 最祖本,也是宗教西學外較早期的排印本;
  3. 首尾有稀見的編輯者延清的朱印鈐章「錦官堂藏書印」、「鐵君」各一;
  4. 少見的以特定生物-蝴蝶為主題的詩詞專輯;
  5. 金鑲玉裝的內層夾紙,為不多見的寫抄本再利用;寫抄者不確定何人,內容多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清延清所輯《蝶仙小史》的最早的版本,即為本藏的光緒23年《蝶仙小史二卷來蝶軒詩一卷》鉛印本2冊(9行24字)。後有光緒25年《蝶仙小史彙編二卷》刻本2冊本(10行25字),及《蝶仙小史彙編六卷》刻本5冊本等三種。從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可得知《蝶仙小史》存世極稀,全國普查中的公藏,僅存二十套左右,本藏的最祖本光緒23年鉛印版,更僅有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有存,也未見於各拍賣圖錄中。海外目前僅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光緒25年的六卷本及光緖33年後刻的蝶史楹聯、鐵樓楹帖等綜合集本。

本書前後有輯錄主人延清的藏書鈐印兩方,也是稀見,應是詩人延清於成書後所留珍本,做為自留傳家與贈送摯友之用。延清(1846-1917),字子澄,蒙古鑲白旗人,是清中晚期的著名詩人。由榮蘇赫等所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為目前最完整與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學史》中,將蒙古文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1840到1918間定為近代文學。該書特於第十二章漢文創作中第五節,以11頁(609-619)的篇幅,專章詳述「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延清」,並譽為「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不僅在清末民初、而且在整個近代的蒙古族漢文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是一位創作數量最多(一千數百餘首)、反映現實最深入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蝶仙小史》的主題與成書之由,也是在古籍中所稀見的。自清乾隆年間,太常仙蝶一事,仙蝶已在京官文人間沸沸揚揚的傳為祥瑞之兆。延清於光緒19年夏於家中見巨蝶飛入連二日,恰好是日延清愛子彭年入試奏捷適得功名,於是興起「彙集國朝各家著述及名流題詠釐為二卷,恭錄禦製詩冠諸首顏之曰蝶仙小史,附拙作來蝶軒詩於其後,亦藉以志其梗概雲」。在友人曹允源的出版序中也說:「子澄水部自甲戌通籍跧伏郎署二十年,癸巳夏有仙蝶來翔室中,未幾得真除,於是有蝶仙小史之輯」,意思是說延清在同治十三年登甲戌進士後,一直當著小郎官,仙蝶來後,旋獲真除主官;父子倆代,分別進爵登科,所以視為吉慶之兆。按,延清在文學上赫赫有,著述文藝資料豐富,但在仕途上的經歷過程,史料不多。只知在進士及第後,長期在工部的屯田司、都水司、寶源局等轉遷任職。由本書序言資料,可補其生平經歷一部分。文中「水部」一詞,雖在魏、隋朝時,指掌管水政的獨立主官,但唐以後水政併入工部,鮮有再稱水部的;水部在清代則是各部屬官的通稱,有時也是屬官對其長官的自稱。因曹允源生年與登科均較延清晚十幾年,進士後除短暫任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外,生平都在外省地方任官,未曾直屬一直供職京官的顏清,因此此處水部應為抬格尊稱年兄,也可知在光緒19-22年間,延清應任職於工部都水司。延清以為官清廉著稱,於見仙蝶入堂後,確實也開始仕途順遂了。清實錄紀:「光緒26年2月23日諭內閣…工部寶源局…監督延清…均著交部議敘,以為潔己奉公者勸」。又據大公報天津版光緒31年4月13日:「上諭恭錄奉旨翰林院侍講學士著延清補授欽此」,宣統3年10月28日:「邸抄奏派補選文職六班,派出善佺、恩祥、恩華、誠璋、延淸」,此時延清已是官至二品的重臣大員了。

至於延清看到的是什麼蝶,就說不清楚了。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對生物的描述,多較抽象與意涵化,因此多難精準辨識到種的階層。因為延清在序中有具體講到「巨蝶飛來、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鬚綴雙珠,兩翅中各有一圓圈作太極圖形,蝶背細毛蒙茸,金翠掩映,翅之四圍亦隱隱現五彩色。僕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飛去。翌日午忽又飛來,諦視之仍前蝶也,迴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因此該蝴蝶是大型種、四足、不易捕捉,所以從生物學的知識來判斷,基本上可以限縮到鳳蝶總科中的蛺蝶科下的一種。因為一般蝴蝶都同昆蟲般的有六足,但蛺蝶科的前足萎縮貼附身驅,一般人看似四足。另外從地點、時間等來判斷,作者在自序中結尾「蒙古延清識於崇文坊之寓廬」,也就是在北京東城,這也符合嚴謹的京師八旗住所劃分中的鑲白旗居東之制,而崇文坊也是傳統官宦居所之在。至於時間為:「癸巳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楣,十三日午始晴。書室中忽有巨蝶飛來」,即西曆的1893年7月25日下午。以這些線索與背景知識,推測應為大紫蛺蝶的雌蝶。此推斷亦符合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楊宏編著的《北京蝶類原色圖鑒》,「蛺蝶科…已發現在北京地區有58種,占北京已知蝶類的l/3…其中最大的為大紫蛺蝶」,「大紫蛺蝶…翅展80~115毫米…雌蝶全翅面暗褐色…成蟲5~7月出現。此種蝶為大型美麗的蛺蝶,被日本選為國蝶。雌性體明顯大於雄性,飛行迅速而有聲,常徘徊於樹梢不易捕捉」。但因為昆蟲較易隨地理環境與氣候季節等演變而改變外型,因此在沒有相片、模式標本、或宮廷畫家的西方寫實素描等參考資料之下,憑藉文學與書畫的描述,最多也此能推斷於此而無法更精準論定的。

蝴蝶早見並多見於中國文學詩歌、戲劇傳說中,從莊周夢蝶到梁山伯祝英台的化蝶飛,歷朝不輟。至清乾隆御題詩詠北京太常寺仙蝶,並印發賞賜內外大臣後,更是被引申為祥瑞之兆,一時間官員爭相進表題賀,文人著書作畫的傳為風氣。到光緒時,延清有系統的收錄了清朝關於蝴蝶的詩詞,輯成《蝶仙小史》,也或許是古籍中的唯一專輯。編成後,延清循文人雅例,分送好友長官,其中一位信勤(字懷民,滿洲鑲黃旗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撫,綏遠城將軍),於收到後,回贈一幅著名書畫家張士保,於同治4年所繪的太常仙蝶圖已為酬和,也可見《蝶仙小史》的價值與延清的份量。

歷來詩詞中講到蝴蝶的不在少數,但沒有完整的收錄與比較。雖然各版本收錄詩數不等及有些重複,但《全唐詩》57,000多首,《全宋詩》254,240首,應已是至今較完整的斷代詩詞收錄。本文使用了”全唐詩、全宋詩分析系統”,瞭解到在《全唐詩》中,共出現蝶字計有557個,且不出所料的李商隱以30個排名第一,其次有溫庭筠的19個、白居易的15個;以佔比詩人的詩數來說,也是李商隱在《全唐詩》收錄的全616首中有30首用了「蝶」字的4.87%排名第一,其次為溫庭筠429首中19首的4.43%、及司空曙的175首中7首的4.0%。到了《全宋詩》時,「蝶」字共出現計有2271個,佔全時期收錄詩量比例為0.89%,略少於《全唐詩》時的0.97%。在《全宋詩》中喜用蝶字佔比高的前3位詩人分別是朱淑真338首中23首的6.8%、劉辰翁214首中11首的5.14%、與張玉孃119首中6首的5.04%。在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中,蝶字用的其實並不多,蛾字在《全唐詩》為441個更少,還要扣掉如蛾眉等的非指生物的形容詞。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當然是以植物類的如花、草、林等的統稱比較多;動物中則以「馬」出現最多,在唐、宋詩中分別出現5788, 16362次。《全宋詩》收錄量約為《全唐詩》的4.5倍,其間各種動植物等生物名稱,在《全唐詩》與《全宋詩》中出現的比例與排序差異不大。比較特別的有「梅」在《全唐詩》中出現1087次,但在《全宋詩》中出現12829次,百分比頻率達2.6倍,或許宋人較愛梅吧;其餘宋詩中出現較唐詩中頻繁的生物,還有牛、菊等等的,詳細分析於另文中。

至於蝴蝶二字稱呼的由來,應是本於中文造字六書的要義,而非是一般所見以「胡」、「番」等命名外來物種。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蟲部卷四十蟲之二卵生類下;「〔釋名〕𧌄蝶,𧌄音葉。蝴蝶〔時珍曰〕蛺蝶輕薄夾翅而飛枼枼然也。蝶美於鬚、蛾美於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為胡也」。所以蝴蝶二字是以虫字旁示意為昆蟲,再以特徵鬚鬍、與翅如薄葉,形容成昆蟲名。在古籍經典中,有作「蝴蝶」或「胡蝶」的不同寫法。由於現存的古書,都至少已是唐宋以後的物品,無法判斷先秦至漢隋間的書寫用字,除非求諸甲骨鐘鼎金遺物。在公藏文物中,最早的一件是東魏元象二年(539)的〈東魏正信佛弟子居士趙融率鄉賢道俗二千餘人造三級浮圖凝禪寺碑記〉,其中就用「蝴蝶」二字如圖。另一方面,由於東魏(534-550)是分裂自鮮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北朝時期的第一個朝代北魏(386-534),標準的五胡十六國政權,該時期的用字應也不會自稱為外來胡。凝禪寺位在河北省元氏縣白婁村,當時屬東魏所轄範圍,於元初燬於火,碑石也斷為二,重見於1920年的考古發現。在該碑未毀前的拓片中,包含以蝴蝶等昆蟲描繪人生的一段話,非常有深意,也謹抄錄為結束語:「觀世之歸死也。何異飛蛾之夕火焉。慘隼羽之度牖。悼蝴蝶之變靈。怨蟬啼之漏促。悲霜蔕而淚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