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桑輯要

《農桑輯要》七卷,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官修農書,對中國的農桑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畫時代關鍵作用。即便在全球角度,當時也是最為先進實用的農桑實務手冊。

該書至晚於至元十年(1273)已刊行頒布全國使用,曾刊刻萬本以上。但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令開設四庫全書館修四書時的500年後,傾朝廷之力,竟全國無所得元、明時期的遺本!只得從在《永樂大典》中已改為二卷的底本,重新校改並編回七卷本。該四庫本以武英殿聚珍版刊刻後,自此成為今日數十種通行本的底本,而不復見元時原貌。

1979年上海圖書館釋出元後至元5年(1339)《農桑輯要》七卷大字本影本,於是有了用以比對元刻本與清殿本差異的依據。其後陸續有些文章發表,也包括較早、較深入的如1988年繆啟愉校釋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與在此基礎上的2008年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譯注》等書。其間有些酌採校元本、與格致叢書胡文煥本等,做了比較與註解說明。近年隨著更多版本的發現與可及,就有了更多材料可以更全面與更深入的探究了。

一般在科學研究上,當只有兩個樣本時,僅能知道彼此的差異;須要有更多樣本,才能得到更多全貌。而且,

  1. 上圖的後至元本晚於最早成書的至元十年本之間達66年之久,其間該書已做過許多次的修訂重編,詳如文後說明。因此後至元本不足以當作校檢的依據。
  2. 先前文獻與繆、馬二書等,均是重新打字排印後至元本中的文字,七萬多字的原文繕打過程中或有誤植,且馬書更用簡體字更難以比對原文。繆、馬二書也都又自行更改了在後至元本中的目錄章節條目,使閱讀比對困難、且易生誤判,說明亦如文後。
  3. 北京圖書館2005年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系列中,《農桑輯要》七卷本,即是直接影印上圖後至元本,較能正確逐一比對原貌。該書首稱:「據上海圖書館藏元後至元五年刻明修本影印」,此句耐人尋味。目前只能確定該書前確實有(後)至元五年O月的字樣,但不知何時印刷、也不知所謂明修的程度到哪?先前各說與繆、馬二書,多未強調這是元刻明修本。
  4. 清殿本所從的《永樂大典》卷639、640現已佚失無存,也不知當時所據者為元何本、與為何要改成二卷本?
  5. 從勉強能上推到後至元五年本,到清修四庫殿本的450年間,竟無永樂本改版以外的其它本可考?
  6. 二十世紀後,更多的古籍與藏書被發現與公開,於是有了更早於後至元本,與介於元、清間的明本,能在校比研究間,起到更多更有意義的判別。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有杜善長序言的元延祐三年刊《農桑輯要》七卷大字本,早於後至元本。本人也幸得到一部書目中曾有明確記載,但卻不見於國內公藏中的,明張師說序、陳無私訂的《農桑輯要》七卷本(下稱明張陳本)。該書首尾完整,含序言、目錄。據著名中古農史農書權威日人天野元之助(1901-1980)稱,該明張陳本是據元本校刊覆刻,最較接近早期元刻本的。

因此,元延祐本、與明張陳本的現時可及,除得以在古籍校讎版本學上提供重要工具外,也能從中了解中國農桑的發展演變歷程。於是閒暇中對比了德國延佑本(依書影)、後至元本(依中華再造善本書影)、本藏明張陳本、與清殿本,主要四種本子間的差異,並旁對繆、馬二書與一些文獻。雖無直接證據,但從對比中的許多處的出入差異來看,明張陳本所據的本子,可能更早於延佑本、後至元,或至少是元朝某時期的不同版本。限於篇幅,謹先略舉其中一二以為此文。

背景概要

《農桑輯要》七卷的成書與演變過程,非常有趣也更有研究意義。在蒙古滅金取得中國北方之地,但尚未一統全國時,已深謀遠慮的擘畫了未來治國方略。修成《農桑輯要》一書並廣頒實施,確定未來國家經濟基礎,將不再保守堅持原來的草原遊牧,而是採用漢人的農桑定居。因書成初期,蒙元尚未滅宋,因此書中內容自然是以當時所領之地的北方作物為主。在統一全國後,就適時的陸續增補了許多內容包括南方作物等。因此,有元一朝,此書既做為官書,就自然會有多次的因時改版,以符合國情須求。

當時的大約年代背景:

1234年,蒙宋聯軍滅金,蒙古草原帝國取得中國北方版圖;

1260年,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大汗,稱大蒙古國皇帝;

1264年,改年號為至元元年;

1265年,設勸農司,至元七年更名司農司;

1271年,至元八年,改大蒙古國為大元大蒙古國,定都於漢地大都,建立元朝;

1276年,至元十三年正月,攻陷臨安,南宋投降;

1279年,至元十六年,消滅南宋最後殘存勢力,統一全國。

《農桑輯要》一書早在至元年間即由專司農政的官方機構,廣採古籍內容編成,至遲在至元十年時,有正式紀錄的全書修成與刊印。元祖雖為蒙古人,但對中原文化與漢籍的熱愛及利用,卻也是很深入的,尤其是重視經世務實技術類之書與人才。元朝改行的三級科舉考試程式及主採朱熹之說儒學文化的制度精神,基本一直延續到明清直到1905年中國科考的結束。雖然元朝的科考起到了穩定漢人精英階層的作用,但元時更重視工藝技術人才,因此又有九儒十丐之諷。這些筆者在古籍故事系列孤本類中的《春秋集註》的書話,另有說明。

《農桑輯要》中,主要引用了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並有西漢劉向的《四民月令》、《禮記》中的《月令》、《周禮》、《大戴禮記·夏小正》、秦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十二紀》等等。

其中,《齊民要術》,北魏時期的原稿早已失傳,到宋仁宗時曾重新編校,形成了新的版本,並收入《太平御覽》中。日本現還有殘卷的北宋天聖年間崇文院刻本《齊民要術》,及南宋張轔的龍舒刻本,但在我國於元明間已全都散失了。在蒙元之初時,官方民間應仍有些較早的《齊民要術》版本流傳,又因《農桑輯要》中所引《齊民要術》內容多是全段或全篇引錄的,不同於其它農書的斷取。因此《農桑輯要》在某些方面,也能起到校補《齊民要術》的作用。中國古農書如《齊民要術》的重要性,早已是眾所週知的。即便在影響人類最重要的理論之一的達爾文的演化論中,也多次提到他參考了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在作物改良、育種與馴化等方面的經驗,起到了對他的演化論發想的助益。從字裡行間與內容來看,學界認為達爾文參考的中國古書,主要就是《齊民要術》、《本草綱目》,也有說《山海經》、《吕氏春秋·十二纪》等也有可能。

《農桑輯要》七卷本是現存的最早官修農書,其後則是清乾隆時的官修農書《授時通考》。雖然唐代的《兆人本業》、北宋《真宗授時要錄》應是更早的官修農書,但早已無從可考。

一般後朝修前朝史時,多無好話、吝於讚譽。但元初重農務本的功業,即便在明修元史中也稱:「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在《四庫提要》中也稱:「蓋有元一代,以是書為經國要務也」、「書凡分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十門,大致以齊民要術為藍本,芟除其浮文瑣事,而雜採他書以附益之」、「詳而不蕪,簡而有要,於農家之中,最為善本。當時著為功令,亦非漫然矣」。

《農桑輯要》曾刊印過上萬部,這在中國印刷史上也是罕見的。中國古籍通常僅印刊數百部,少有過千上萬的。雕版印書的一個特性是,刷印過多版面會磨損,因此數萬部的刷印過程中,在元時肯定也是要經過許多再鏤版重刻的。

在《四庫提要》中稱,「至順三年印行萬部」,但卻在修四庫時竟舉國無得元、明遺本,因此只好用已改動卷數的永樂大典記載為依據底本。但為顯示人臣的勤工與博學,於是引「焦竑國史經籍志錢曾讀書敏求記皆作七卷」為由,大費周章的改回七卷本,並改了一些文字內容。於是元《農桑輯要》七卷本雖得重現,但顯然已非原貌了。

曾經萬部的書竟然一無所存,其間原因耐人尋味。可能,一是在科考的年代,讀書人原本就不重視、甚至輕視實用務本技術類之書;二是既然改朝換代了,明朝自當推廣本朝的農書,不好意思再因循前朝教本了。

《農桑輯要》在明朝,嚴格說也僅重校訂刊過一次,即是本藏的張陳訂本!有說明朝曾有三種本子,包括洪武本、胡文煥本等,其實是勉強之說不精確的,具體說明如後。自元至清殿本間的版本,有好幾篇文獻多大同小異的因循人云,但存有不少偏失與錯誤。因此也再細察有關圖書,包括鄭振鐸的《西諦書跋》,日籍著名中國農史學家天野元之助的《中囯古農書》、《中國農業史硏究》、《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等的實本內容,歸納如下:

  1. 元至元十年(1273)本,最祖本、早已佚失、無存可考。
  2.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一統全國後的改版已是修訂本,印數為一千部。錢曾《讀書敏求記》的著錄即應為該時期的小字本。
  3. 元延佑元年間(1314-1320),因仁宗不喜小字本,詔令江浙省臣端楷書寫,在杭州多次印發,每次多達一千五百部,總數可能達萬部。此見於《中國古農書考》及許多文獻與個別書目中,但也多是傳載而未見實物。
  4. 英宗至治二年(1322 )印行了一千五百帙。明宗天曆二年(1329),又在杭州就原版印刷了三千部。文宗至順三年(1332),再印一千五百部。惠宗後至元五年(1339)再次重印,今上海圖書館藏本應即為此。
  5. 清江蘇寶應劉岳雲家藏某校元本,僅殘存卷二、三,且已於中日戰火時佚失;其後傅增湘、盧文弨等的校元本均屬同出此。
  6. 明洪武間本。此說經查閱《中國古農書考》,其實是高麗恭憋王二十一年在朝鮮慶尚南道開雕刊印的。先前多數文獻斷章取義的僅作洪武五年本,其實不能算是明朝的本子。
  7. 明陳無私訂本。前有張師說序,稱據元本覆刻,並以農桑通訣諸書為之少加校補,但不知所據是元朝的哪種本子。本書國內早已無公藏。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收藏本,是收輯在後來存古齋藏版的張師說《田園經濟》中的前二冊半中,而非如本藏單行印刷、九行二十字、四冊本。《中國古農書考》推想此明張陳校本是根據元刊本校刊的,也是最接近元本的。
  8. 明胡文煥本。胡本存有多種,但許多學者認為,實是翻刻自陳無私本。《中國古農書考》中更稱”盜用上述張師說序…錯字之多令人吃驚”。日本存本在胡文煥所輯的《格致叢書》冊76-78中。1998年版鄭振鐸《西諦書跋》中有:「胡文煥校補、明萬曆二十年文會堂刊本,得之於傳薪書店。附註:此則錄自《劫中得書續記》第三十七則。原書今不知歸何許」。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本在黃省曾著、胡文煥甫校《新刻農圃四書四卷》中,是十行二十字本。
  9. 此後便是清乾隆甲午年武英殿據珍版叢書冊617-620。再之後就是以此為底本的至今各種本。

元朝雖遊牧民族出身的,但是在農書的編修方面,許多至今仍是經典。有元一朝官修與民刻農書十餘種(有說數十乃至百餘種),其中綜合性的《農桑輯要》、《農書》等,不但在元初的十三世紀已編成,且在中國農書與中國農業上,都影響深遠。內容更突破了先前《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等範圍較侷限在如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技的,而是面向全中國範圍。

元在統一全國(1279)前就已至晚在1273年完成《農桑輯要》刊刻頒布。國家一統後,王禎在宣州旌德縣(今安徽旌德)、信州永豐縣(今江西廣豐)等縣尹任上,藉著“親執耒耜,躬務農桑”的南方中國農桑經驗,在《農桑輯要》基礎上,约在元大德四年(1300),寫成浩浩13萬餘字的《農書》,並有許多插圖闡述農業機械,成就了全球農書史的卓越領先。可惜得是,今通行的以四庫系統殿本為基礎的《農書》,也是如同《農桑輯要》般,是重新自《永樂大典》整理組成的,而非原貌。

《農桑輯要》與《農書》一直到至晚明嘉靖時,仍存有元刻元印本,也因此在今日的版本考校上,形成了四庫體系與嘉靖體系二類。《農書》原書中分三個部分:《農桑通訣》、《農器圖譜》以及《穀譜》,可能最早時是獨立的。本藏明張陳本前張師說序言就提到:「世乏善本哉,若農桑輯要一書,輯者既不詳,翻者亦不校,恆多闕畧,致害兼該。玩索者既畫於中途,流布者自難於遠到,不幾於愈久而愈失耶?余是以徧覓農桑通訣諸書,為之少加校補潤色」。這段話也可看出,到明嘉靖時《農桑輯要》與《農桑通訣》仍存有元本。

在對四種本子的比較上,先說在篇章方面。

清殿本更動了元本的卷篇章節已是眾所週知的。例如將在元本中卷二的耕墾篇置為卷一,下分耕地、代田、區田三章。卷三栽桑篇、卷四養蠶篇、卷五瓜菜篇與果實篇等等,也都調整了。

但前人文獻中因未見過元延佑本、與明張陳本,可能也沒有完整的後至元本書影,因此未發現的差異、與推論可能失真等,仍存在有許多。甚至在繆、馬二書中,自行更動了目錄條目,雖繆書有詳盡說明,但對未能細讀細察者,易產生誤解。以下舉幾處為例:

一、 清殿本在卷二均列在目錄與內文,都有〈論九榖風土及種蒔時月〉、〈論苧麻木棉〉二章。但在延佑本、後至元本中,則其實並未見此二條於目錄中,而是在卷二終了之後,再增列的六頁〈論九榖風土時月及苧麻木棉 孟祺〉。而本藏明張陳本中,則甚至在目錄與內文中,都沒有收此二章;在卷二本文到最後的「皆免飢殍」即止,頁末左下接有一「終」字。對此的合理解釋,應是最早的版本中,可能根本未收錄此二條。到延佑本時新增了這兩條;但為方便沿用原來書版二未改目錄,是再另補鏤版刷印該二條裝訂補充於內文中的。證據之一是,延佑本中總標題的條目文字,與後來清殿本的不同。再則從客觀因素來說,至元十年即當南宋咸淳九年時,元軍取得襄樊之戰的勝利,意義上才算是過了天險長江。(在金庸射鵰三部曲中,武林俠侶郭靖和黃蓉兩夫妻死守襄陽城數十年的小說背景即指此)。因此之前,蒙元僅據華北之地,因此官方農書應無推廣南方作物的理由與篇章。到延佑年間,孟祺等增添內容向北方推廣原在南方成熟的作物,也是與時俱進的合理。再到了後至元本《農桑輯要》一書已成熟時定型時,就正式納入目錄中了。也因此,很有可能明張陳本稱所據的元本,是更早於延佑時的本子,成書時蒙元推廣的農桑要領仍主要在華北地區。

二、在後至元本原目錄中有「辛膻腥麝香等物」單獨條目,其文字內容在本文比較的四種本子間,均併入在雜忌章節中。但繆、馬二書目錄中卻直接將此條刪除。繆本有解釋說,該條是後來補頁者乖謬的將這七字添加於目錄中以補空行。但此說將造成既知後至元本是明補修本,但又如如判斷哪些是補修的。馬本則甚至未解釋而照繆本刪除。本藏明張本則是同延佑本般,辛膻腥麝香等物是併在雜忌中,並無單列目錄項。延佑本與明張陳本,養四眠蠶單為獨篇,後接蠶事雜錄篇(內有稙蠶之利、晚蠶之害、十體、三光、八宜、三稀、五廣、雜忌等8章節)。在後至元本,該8章節是置於養四眠蠶篇中,而無另起蠶事雜錄篇。延佑本與明張陳本在此篇目相同,但明張陳本的說明文字不同於其它三本,也應是另有所據其它元本。至於內文,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均為:忌酒醋五辛膻腥麝香等物…忌不淨潔人入蠶室。明張陳本:忌酒醋五辛膻麝香等物…忌不潔淨人入蠶

三、在延佑本,修治蠶室等法中,作「炙倉」。後至元本、清殿本中,均作火倉。而明張陳本的目錄與內文中,則無此單獨章節,內容是放在蠶室章中,但簡化了許多。在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中,蠶室章中的「務本新書蠶屋北屋…卻用磚坯蓋塞了泥封固密」這段文字,未見於明張陳本中。因明張本目錄頁面完整,內容語氣連貫,無脫頁空白行,因此該段文很可能是在早期的初版時較簡約,其後增修時添加了許多說明,而分量增加了,所以單獨列為新條目。

又,在火倉章中,「此火既熟絶無烟氣一兩月不」。後至元本此處字作字,清殿本作字。繆書中稱,一兩月不滅不可能,應該是如清殿本中將此字改為減字才對。在未有其它參考本存在的當時做此推論,也是繆氏用功見解之深所在!現有可查的延佑本中,也作滅字;但明陳張本則是減字。因此可能最初版時是正確的減字,到延佑、後至元某時刻工疏忽改減為滅而錯傳。也因此,火倉中這兩項間接證據,似又可再次推斷,很有可能明張陳本稱所據的元本,是更早於延佑時的本子。

四、在古籍流流傳刊刻的過程中,許多個別字會做更動。有些是將早期所用的古字、異體字的改成當時的通行的今體字;有為避諱;也有刻工錯手;也有經過考量後所校正的更正確用字。在以上四種版本間,如此不一的地方有許多,也是可以逐一研究的課題,本文也僅先舉其中一二。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卷七尾〈歲月雜事〉篇中,「八月收薏苡收角蒿收韭花收胡桃收棗開蜜下旬造油衣收油麻秫江豆備冬衣刈莞葦」;但明張陳本中「葦」作「」。「蔁」較「葦」罕見,應非刻工錯刻;加上全書其它應作葦處如葦簾等,明陳張本中也均作葦,所以應該此處就是蔁

更具體的證據:在《農桑輯要》七卷中的卷六中,已有「葦〈荻附〉新添葦四月苗高尺許選好葦連根栽成土墩如椀口大於下濕地内掘區栽之縱横相去一二尺〈欲疾得力則密栽〉至冬放火燒過次年春芽出便成好葦十月後刈之」,也就是說:蘆葦在四月份長到一尺多高時,選擇好的蘆葦連根拔起,種成像碗口大小的土堆。在濕地上挖坑種植,坑與坑之間相隔一到兩尺。想要蘆葦長得快且茁壯,可以種得密一些。到冬天時,放火燒過。第二年春天,蘆葦發芽,就會長成好的蘆葦。到十月份就可以割了。既然在教導種植時,已說了十月收割,怎會又在此說「八月…刈莞葦」?

複查﹝元﹞俞宗本撰田家歷中,與本書同為「蔁」。說文解字玉篇曰:蔁、桺根,卽蔏陸也,是古書上說的一種草,當不同於葦。

葦,蘆至老熟時稱葦,一般與蘆葦合用,屬於禾本科蘆葦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學名Phragmites australis。葦雖在中國廣泛分佈,但特別常見於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等濕地地區。

蔁,則屬於豆科胡枝子屬,多年生草本或半灌木狀植物,學名Lespedeza spp。蔁在中國主要分佈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地方。常見於山地、草原和荒地上,主要生長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用於牧草、綠肥、防風、固沙、和生態修復等方面。

五、另外,在卷三中〈論桑種〉:「博聞録白桑少子壓枝種之若有子可便種須用地隂處其葉厚大得繭重實絲倍每常」。這句話的意思是:白桑樹很少結果子,需要壓枝繁殖。如果有了種子就可以直接種植。種植時需要選擇陰涼的地方,這樣桑葉會長得又厚又大,結出的蠶繭又大又重,絲的產量比平時高出一倍。德國延佑本、後至元本與清殿本等均作「絲倍每常」。本藏明張陳本為「絲每倍常」,也較符合原書已無存的校元本中所記載!


國內已無公藏存本的明張師說序、陳無私訂的《農桑輯要》七卷本,雖無法斷定其所據的是何時期的元本,但從許多的編排與文字內容,可以看出不同於元延佑本與後至元本,一些間接的理由,顯示很可能是更早於現存的其它版本,謹此分享。

《臺灣史》

或許因為資料蒐集困難,或因政治意識形態左右,目前在臺灣所見的絕多數關於戰後以來臺灣史研究的回顧,僅採集在臺灣正式出版的內容。因為主客觀限制,這般限縮文獻來源的前提設定,多也並無爭議。但在1945到1949年這段不長的時間,臺灣史的專著論說也不多,又是重要轉折期的論著,似應納入研究範圍之內。

本書民國37年上海中華書局發行,作者李震明的《臺灣史》,就是被忽略的一本重要參考著作。李震明此書,除親自到臺灣游歷考察撰寫外,也符合學術著作的多有考證與新發現的史料、並附中外文參考書目,另有地圖兩幅與大事年表。

在編輯大意:「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我以歷史地理見學的目的而赴臺灣。週歷山前、山後,搜集資料,草成台灣地理,台灣史兩稿。恰巧遇到二、二八事件,叫我對臺灣社會、民族、歷史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但是臺灣史稿也在這次變亂中諸付劫灰了。本書是第二次稿。初稿據友人批評,考證的地方太多了,不適合一般閱讀之用。所以再稿除必要的考證外,不再多費篇幅。但新發見的史料,則儘量採用。……本書無宣傳作用,無褒貶作用。不提倡何種主義,不強調英雄言行。只客觀的忠實紀述過去的史事」。

本書在第七章日本佔領時代中,第二節的台民之反日運動,用了27頁長篇考證論述,並將之分為民主國軍游擊時期、中國革命影響時期、世界革命影響時期。其中,更是以十餘頁篇幅,圍繞在臺灣民主化重要歷程的臺灣文化協會的前後史料紀錄。

這種在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的見解分期,完全符合今日研究臺灣在日據時期,先是武力反抗、後遭鎮壓剿撫、再後是同化與文化自主間的擺盪。其間的文化思惟變遷,又深受中國民主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與世界革命等等的影響。在日據時期影響深遠並及至其後的臺灣文化協會,基本上即為承接大正3 (1914)年12月20日在台北創立的台灣同化會;及1920年1月11日受梁啟超新民思想影響,在日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政治運動團體新民會。關於其間種種,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專著與史料,但李震明的《臺灣史》中內容並未多以為引述。

圖片說明:《臺灣史》與《論說》。梁啟超倫理思想代表,通稱新民說20節,深遠影響國民思惟,並認為是推動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建設之一。這些文章於1902年開始陸續發表於《新民叢報》第1-12號的《論說》專欄中。作者收有前12節的抽印本,印刷風格形式與傳統古籍有顯著不同。

諭稟留稿 清同光間寫本 (一)

諭稟留稿,多半是官員商紳家族所留公文手抄紀錄,因是第一手的資料且存世稀少,因此彌足珍貴。諭為上對下的告示,稟則為下對上的報告。本抄本厚達210頁,並於卷首黏附鮑槐記片單1張,書中並夾有附片3張,分別為鮑氏祖墳圖、為寬恩免傳准予銷案以免訟累事、選充地保以衛地方事等。時間起自同治10年至光緒28年間;地緣主要在浙江衢州、紹興二府下的諸縣城與上海間;事由則為鹽務訴訟館裡、宗族田產家財祭祀、與國家地方政事等。清文獻中,地方公文資料留存甚少,詳細內容多已不可考,因此本諭稟留稿也就彌足珍貴了。

留稿中詳細記載了同治光緒年間,浙江衢州府江山縣、西安縣等經商,包括鮑公益、鮑祥泰、鮑誠、胡義隆等等十數百人與官府間的往來公文,關於鹽業管理、訴訟、與利潤分配等事;也包括了浙東鹽務中紹興府的山陰、會稽、蕭山三縣。兩浙江淮地區是在清季中葉後,鹽業鹽務獲利最豐,糾葛紛爭與管理條例變更最劇之地。本寫本資料中,即有大量關於鹽務的累年訟案、管理等諭稟資料。

中國自古以來鹽業都是重事,攸關百姓民生與國家財政。明清後各項專賣捐輸條目繁多,學界已有長足的研究,也就不多贅言。基本上,清朝中期以前主要承襲明朝制度,即將特許鹽商編成綱冊,基本上是世襲壟斷的專賣集團把持,通稱綱運制或鹽綱。清道光、咸豐時,內憂外患、中外戰爭不亂,國弊民疲,加上私鹽買賣十倍於官鹽,鹽務管理更是朝夕更變。道光、咸豐間,江淮一帶已推動以票鹽法取代鹽引綱運制,官紳商民只須納稅後就可承運鹽務,逐漸消彌了鹽商的壟斷與財脈。惟到同治中期,江淮督撫曾令鹽商一次性鉅額捐輸以籌軍餉,並允以不再開放新商戶而恢復保障總商大戶的世襲壟斷。但到光緒朝時,又認為同治年間的捐輸,鹽商所換得的壟斷性鹽票獲利太豐,又再廣開鹽票捐輸自由買賣。其中關鍵在於鹽票價碼與市面行情間之差距究竟如何,經查許多研究論文中的數字,出入頗大、莫衷一是而無可比對。目前可考信史有故宮軍機處檔摺件中,同治年間任職江南道、京畿道監察御使的許廷桂,曾奏請敕兩江總督增添鹽引票等款修築隄工事的內容。該奏摺稱:「臣聞淮南票鹽每票一張私售銀八九千兩,各商獲利甚厚。前年協賑天津,酌添引票,各商納銀後摯,踴躍爭先。擬請速敕兩江總督查照,增添引票二百張,每張收銀六千兩,較私售票價減去三分之一,各商必樂從,一兩月間計可集銀百數十萬兩,儘速解赴河工以供修堤之用」。

明清時鹽商中有再分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其中當然以總其成的總商獲利豐厚,許多更是富可敵國、權傾一時的。也不知何故,明清時鹽商中以出身徽州所轄六縣的最多也最強,發達後多移居江淮富饒之地,揚州、杭州等處更是當時富商巨賈的首選。根據兩地地方志所記,出身徽州六縣的佔江淮鹽商的總商中過半甚至近三分之二。徽州鹽商中,有幾支大家,其中有鮑氏一族,百年來開枝散葉的在江淮鹽務上舉足輕重;先後有鮑志道曾為兩淮總商、鮑簡錫曾總理浙鹽、鮑紹翔先據西安鹽引,後再轉至浙西江山業鹽。據史料、地方志、族譜,與許多現在剖析教導經商之道的文案,多記載有關歙縣著名鹽商鮑尚志,安排其子鮑紹翔杭州學做生意後,於嘉慶道光年間,鮑紹翔在浙江江山縣經營鹽業富貴有成,而致“顧人多忌之,輒藉端欺陵,爭論不休者凡數家”,從縣衙、府道、到巡撫憲臺,大小官司纏訟十幾年未休,但鮑紹翔總是可以“先後曆十餘年而志未嘗稍挫焉”,鮑氏晚年曾示以兒孫“餘每逢強敵,必有相與成之者,天下事知非可以一手一足自持也,汝曹當深念之”。本手寫抄本中,許多都是衢州江山縣、紹興會稽縣中鮑姓某某等的鹽業事,與鮑氏某族人支系的田產祖墳祭祀等,頗有參考填補歷史資料價值。

又,本書中更許多細目未見史料,例如光緒13年紹興府的「山會蕭三縣肩課改歸商邑更訂章程十三條開摺恭呈憲鑒」的詳細抄錄,其中包括「錢清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蕭山境內一千六百八十引;東江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會稽境內一千二百八十引….」等等具體數字與分配及管理規定,為多數現有關於清季浙東鹽業研究資料中所闕如的。

本書後段則為軍國大事抄件,包括有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候補道易順鼎上書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文等等的抄記,並有硃筆眉批。文中並抄有「上諭現在中外大開戰 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剿獲勝,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另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條),「上海道余(聯沅)現奉南洋大臣劉(坤一)、兩胡督憲張(之洞)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各國公通…」等多段記事。內容雖多與《西巡回鑾始末記》同,但文字與時間與該書及史料記載有些許出入,也可做為晚清更子國變的校考之用。

全晉天足總會名冊

女性平權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已漸開風氣,具體重要的表現在包括女子入學受教育的權利與不纏足運動的鼓吹。這兩項觀念風氣,經常須相輔相成。全國各地的鼓吹也多從女子學校發動不纏足,以做為表率,以求事半功倍。本件封面記:「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全晉天足總會名冊,山西公立女學堂印送」,即說明教育機構在推動社會運動風氣的重要,也是今日所強調的(大學)學校社會責任,於清末已是如此。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精品中,有一張「清末山西公立女學堂合影」,相片的說明簡介:「1907年《女學堂章程》正式頒佈。隨後,各地陸續興辦了一批公立和民立女學堂。這是1910年(宣統二年)創設於太原的山西公立女學堂師生合影」。但證諸本冊,早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刊印發時,封面已稱”山西公立女學堂”了。

山西雖有名聞天下的晉商,但普遍風氣相對沿海、口岸地區保守、尤其在鄉間農村。但天足運動與女學的推行,卻是發展的相當早,這其中,晉商組織與開明人士的支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有識之士,更是發揮了關鍵力量,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孟步雲(1867-1932),字履青,山西祁縣下閻燦村人,出身於商賈世家,光緒20年甲午科舉人。光緒29年即在祁縣創建山西第一個天足會,31年在隰州創建山西省第一所州立女子小學堂,33年在太原創建山西婦女天足總會。本《全晉天足總會名冊》的印發與全省召募之舉,或應即為孟步雲之善德。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禮,浙江省鄞縣人,出身於茶商世家,早年留學於英美兩國,是清末民初通曉洋務的國際關係學家、中國紅十字會之締造者。光緒28年年5月出任山西大學堂督辦,建設了今日山西大學的前身。山西大學堂的建立與西學引入及庚子事變後山西的復員等等,沈敦和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建功甚多,將再於其它藏品古籍故事介紹時說明。

天足運動與女學的關聯,可再證諸於在1907年夏創刊出版的《天足會報》,在第1期、卷首第2-3页,即刊有沈敦和撰文的天足會必需附設女學堂說:「深盼吾分會諸君子,無論如何困難,終以每分會一處,至少附設女學一區為要義…以作女學大興、纏足絕滅之先導」。

該期雜誌中,另有中國天足會總會辦事員銜名單,其中包括頭品頂戴記名海關道會長沈敦和、候選道副會長周萬鵬、候選縣丞華文書記管鶴、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南北洋海軍提督軍門辦事員薩鎮冰等等一批開明聞人。值得注意的是赫赫有名的海軍大將,在早兩年(1905)即已升任總理南北洋水師兼廣東水師提督,品秩與京官尚書、封疆總督等,都是同為從一品的重臣大員;但在全國天足總會中的職銜中願屈為辦事員,可見沈敦和等的實質影響力與天足運動的重要及薩氏的理想。薩鎮冰出身福州八大家族之一的薩氏,祖籍為山西代州,本藏名冊中的入會會員,也均為清季時同屬山西省直隸州代州的五台縣,其間或有淵源。另外天足總會中的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也是赫赫,曾任清華學校首任校長。

在1922年2月22日申報第二張國內要聞·山西通信中記者歐滄所撰《模範省除三害之優劣點》:「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何謂三害?男子髮辮、女子纒足、男女喫鴉片是也;除三害…斯三者皆山西最有成績之事,亦即閻氏最得意之筆。……今歲舊曆新正,省垣老少婦女均出游逛,記者從未見有纒足者。或謂纒足之禁雖由閻氏法令嚴厲,而社會方面勸導以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該文頗長,詳細說明並分析了山西在民初時期,對於除髮辮與喫鴉片的禁絕,多是以懲罰方式遏止,但在去纏足方面,則多是以獎勵方式誘導,尤其是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 雖在上文所稱「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但山西一直有著新潮與舊傳統的衝擊交輝。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全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就占有超過十分之一;全中國現存4座唐代木構建築全都在山西,元代以前的木構建築數量也是全中國之冠。山西晉商,名滿天下;民風純樸、講信重義;但庚子事變中拳匪教案之亂,也屬山西較為慘烈。山西在清朝時,即繼1895年開辦的北洋大學堂、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之後,在1902年由教案賠款中建立了山西大學堂,直至清末民初仍是中國唯三的官辦大學機構。山西可能相較貧脊,但也因此在農民、農村、農業上,能生於憂患的而常有突破,例如曾經的「農業學大寨」的山西昔陽大寨公社,及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山西太谷的杜潤生(1913-2015)都是!

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一)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

緣起

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也將如大海潮汐般的來去聚散。2020-2021間全球大疫、出行受阻。日常的科研工作與國際來往交流等,頓下減少了許多。也因此,反倒有些時間將二三十年間的一些蒐集與心得,做一整理,以為換手之準備。

目前的網拍與網紅平台機制,確實增添了許多商品買賣間的便捷與流通。但在非新書方面,滿目拍品多是舊老二手書,而非專業所稱的古籍珍本。更有許多只是從它網轉貼倒賣的,或將新印古籍做舊或魚目混珠的偽充古籍珍善本。具知名度與專業的拍賣公司,倒是多有鑑別篩選而能貨真價實;但限於一般拍賣的圖錄篇幅常未能有詳細說明,較適合已在古籍蒐藏、欣賞領域有一定認識的群體。至於國學領域中許多學報專書的精彩論文,則確實常能見有精闢之論;但內容中許多如版本圖錄校勘等的專業論證,可能就只適合更小的族群了。

疫情的無常、與年歲漸長;曾經非常有系統與費時蒐集整理過的一些古籍文物,也到了出清換手的時候了。但不想只是草草甩賣了事,因此就從古籍故事的角度,藉由手邊藏書為題材,將一些所了解的整理分享,並為曾經有過留些記憶。

例如,在清末攝政王親弟貝勒載洵手書的《陸軍貴冑學堂筆記》中,查找了其中幾天載洵紀錄請假的緣由,於是更清楚的知道了當時的氣象、節慶、習俗典禮等,也經由文獻資料的查尋,補充了陸軍貴冑學堂的一些故事。又如,看到近些年拍賣會中幾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印本間拍價的懸殊,剛好手中也有一部經圖館善本專家看過是初版後印的,但內容特徵卻又介於其中。於是查閱了目前認為並著錄是初版的公藏,如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國圖、上海圖書館等的幾種版本,卻明顯可見彼此間的版式、內容存在的差異,加上中國雕版印書的特性實難嚴格精準的鑑別出第一次刷本,而認為所謂初版祖本或可求同存異的能有更寬廣多樣的存在。又如,在《華英字錄》一書,也認真的演習了該書提出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並分享予週旁的外籍訪問學者。在《蝶仙小史》一書中,則延伸了解了作者延清的生平,與蝴蝶在中國文學中出現的變化。如《虎口餘生記》中,藉由塘報稿,實例舉出紙本古籍在史實校考、漢字辨析的重要。於此等等,都希望能留有些故事,更希望這些書,都能找到欣賞喜悅或有淵源者。

系列中有許多的,是古籍類中開門見山的珍善品,如明清的內府刻本。原來數量就不過十部今僅存一二或孤存的內府寫本,例如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進呈慈禧專覽的治平寶鑑、大清皇帝實錄零本、宋元刻大藏經、科舉考試殿試冊原本與鄉會試原題、原墨卷等等。

因是生科農學的專業出身,數十年間養成系統性研究的興趣與習慣,發現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上,也能貢獻創見於一二。例如逐一比對藏本,發現一般學者通說宋元大藏經是每行17字,但比較本人所藏與中國國圖,及日本宮内庁書陵部所藏的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萬壽大藏本》、北宋末刊福州東禪等覺院、開元禪寺本等,都發現偶見的每行18字之處。《春秋集註、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明《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明《農桑輯要》等等,都是海內僅存、且未見於著錄!

不惑之年,學習建構網站,許多功能與編排、聯結等,都還在摸索學習中;且此為業餘興趣,未便全時關注,因此諸多未就緒,且也常修修改改的。於此種種不便齊中,歡迎同好交流與理解!

清末山東籌備地方自治寫本史料

宣統二年《山東全省籌備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一覽表》《山東全省州縣自治研究所學員姓名冊》寫本兩冊,並有《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為詳記關於清末新政地方自治辦理情形之原始檔案文獻,即非僅有,也是罕見!

晚清地方自治之推動,實際施行僅約兩年餘,清朝即覆亡,因此存世資料非常有限。省一級的自治諮議會資料,因多有報告存查中央及省轅,故記錄較多也較完整。但至州縣地方的最初級的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則多無直接文獻史料;現今多數學術探討所言之州縣自治有關的人地事物,多從當時的報章雜誌、及各地方志中採擷的片段資料,並無完整直接依據,且期間多有出入。本件二冊,詳記「山東通省一百七州縣於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完成設立自治公所,與除歷城縣外全省設立一百六處自治研究所,學員四千五百三十九名。除將學員姓名繕造清冊一併呈報外,並將籌備研究兩所開所日期、職教員姓名、及籌辦經費志表繕呈」。

本件的藝術性在於全本館閣體精寫,工整端正、書法畫線一絲不苟,白棉厚紙、書面綾布綾籤精美線裝,並記錄「宣統二年八月二七日到」。書內首頁記始末摘要,末頁蓋有關防,顯為山東省向朝廷報告存檔的原始進呈本。

時已清末,翌年清亡,包括地方自治等新政,當然也煙消雲散或改頭換面了,因此存世實體可信文獻,又為進呈宮中存檔者,並有章程摺與附單文件,珍貴與完整應是極稀。

清末民初所實行的地方自治,在省一級推動的迅速,但到了地方層級,則因種種原因,推動較慢,甚至到清朝覆亡,也未及能在全國範圍內完整實施。因各省督撫直接往來溝通於中央,加以人才匯集,因此省諮議會的設置,除迅速外且史料充分。立憲中擬建立的地方自治,包括州縣的上級自治、和城鎮鄉的下級自治兩級,但史料文獻多闕,較無從考。

在省一級方面,清末於各省設諮議局,作為省議會的預備,是籌備憲政重要的一部分。光緒34年6月,憲政編查館奏定諮議局章程及諮議局議員選舉章程,並明定辦理期程。各省督撫承命後,均積極辦理籌辦處,並多以藩、學、臬三司為總辦,並由督撫親自直接領導;除向朝廷表達辦事效率外,亦向民間與革命黨展現開明革新之意;側面激勵之原因,也因前年安徽巡撫恩銘遭革命黨人徐錫麟認為改革緩慢推諉而將之刺殺身亡案,撼動震攝了高級官員。各省籌辦地方自治均慎重其事,設機關、編預算、定期程。慎重其事,機關並有向朝廷請領獲頒的關防大印以資為憑。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檔案中即有:宣統元年11月24日硃批吉林巡撫陳昭常奏報刊發吉林諮議局關防一顆事,宣統2年2月19日河南巡撫吳重憙奏請刊發河南省地方自治關防一顆摺片等。但現今存世史料中,鈐有地方自治機關關防大印的文獻實體信物中,本件應是即非僅有也是罕見的

諮議局章程規定,各省諮議局的議員人數,以各省學額總數百分之五為準,及漕糧每三萬石加一名。惟清末在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之亂後,全國兵荒馬亂運輸疲弊,除江浙兩省仍有漕運米糧外,其餘全國包括山東省的漕糧已完全改折換算銀兩徵收,故悉以學額為準,訂為一百名。根據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清宮軍機檔案,宣統元年10月28日山東巡撫孫寶琦,曾奏報山東諮議局第一屆開會閉會情形,奏摺除敘開議事由外,當然也要歌功頌德,內容略有:「山東諮議局於九月初一日開會,並舉議長翰林院編修楊毓泗…至九月二十日閉會。朝廷宣布立憲甫及三年,今竟得以通國各省普開議會,官紳互相砥礪共謀國民之幸福,進行不可謂之不速,若非…皇上繼述先志堅定不撓何克有此,此誠中國人民之慶。臣仰蒙恩命忝撫東邦目睹諮議局之成立,歡忻何極…」。

至於下一層的地方自治,本件依據即為光緒34年12月發佈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本藏《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內有上諭、奏摺、自治章程、選舉章程四部分31摺頁,厥為詳盡。書內首為「監國攝政王鈐章,光緒三時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議憲政編查館奏核議民政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並另擬選舉章程一摺… …軍機大臣署名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傅霖那桐」,次有憲政編查館五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大學士世續、大學士張之洞、協辦大學士鹿傳霖、大學士那桐,依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奉旨依議奏摺詳敘原委史末,再即為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與城鎮鄉地方選舉章程。章程中定凡府廳州縣各官衙所在地稱城,其他市鎮村莊屯集人口五萬以上者稱鎮,五萬以下者稱鄉。惟中國幅員遼闊,偏鄉州縣擬辦自治實際上有人才與經費的現實困難。山東巡撫孫寶琦曾於宣統2年4月28日奏請變通地方自治章程,因茲事體大直至宣統2年7月20日由領班軍機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領銜,包括另外四位軍機大臣兼憲政編查館大臣的多羅貝勒毓朗、大學士鹿傳霖、署大學士那桐、協辦大學士徐世昌、及御前大臣民政部尚書和碩肅親王善耆、民政部左事郎兼署步軍統領烏珍等一干皇親重臣具款奏為議覆,其內容略謂:「孫寶琦奏…內地情形人民程度上有不免窒礙之處,縷陳可慮,四端謂宜就目前各廳州縣籌備公所改設聽州縣自治會,萃一邑之人謀一邑之事,其市鎮人口滿五萬以上者亦可先行舉辦,此外各鄉均宜從緩,應俟教育普及、實業發達,然後體察形勢、酌量財力,逐漸分設鄉會。伏讀宣統元年十月十三日欽奉上諭立憲要正無取虛文粉飾徒事鋪張… …欽此。地方自治為憲政之一端,自當因地而施,以期實事求是。各省地方果有實在窒礙情形,應准該省督撫將一省之中何府何廳何州何縣,一府廳州縣中之何城何鎮何鄉臚陳實在情事並緩慢自治緣由奏明請旨辦理,庶於循名責實之中、兼寓通變達權之用,而於憲政進行仍無阻滯庶為妥善所有」。

在訓練自治人才方面,由省籌辦訓練種子人員。依據宣統元年2月16日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報籌辦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事由所載:「於上年冬間即擬定自治研究所章程,計東省一百零七州縣,每處選派二人到省入讀所研究… …業餘本年二月初一日開課… …一俟養成此項自治人才略有基礎再推行…」。如同在省由督撫親辦地方自治,州縣公所與自治研究所,也多由知縣親自主持或委任相當層級人員主辦。例如省治所在的濟南府歷城縣自治公所所長汪懋琨,曾任上海縣知縣累遷正三品高官;光緒30年山東奏准開設海外通商並自定章程,為時任巡撫周馥借重上海經驗,延攬汪懋琨返鄉出任新設立的山東商務總會總理,並於通志局編史修志。惟目前所見地方志等文獻史料,均無記載汪懋琨也曾任家鄉故里歷城縣的自治公所所長事,這也正是本件所載近五千人姓名所在等原始資料,可做為補足史志不足的可貴之處。

本件還記錄有各自治公所的籌辦維持經費來源,詳查各有不一,有公產籌措或私產籌捐,顯見晚清當時國家到地方的財政十分紊亂,也沒有中央財政預算統一劃編地方自治所需。掌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履康,曾於宣統2年07月07日奏請變通擬定國家及地方稅年限並懇將國稅提前規定以促自治而立主商事摺,但似也無濟於事。本寫本中的資料豐富,可見當時山東財政東挪西湊之一端;例如僅省轅濟南府中,就有:歷城縣由該縣關廂(城門外大街與附近居民地區)及洛口(曾是濟南的一個中要碼頭)糧行籌撥;章邱縣來自該縣糧銀票底籌撥;鄒平縣由該縣城鄉籌捐;淄川縣由該縣屠戶山果羊羢白條各行及官中廟產籌捐;長山縣由該縣學堂存款內借支;新城縣按該縣糧銀附捐;齊河縣由地方舊存項下挪用;齊東縣由肉槓牙行罰款戲會等項籌捐。至於自治研究所則多為省籌辦處統一發給補助費湘平銀壹佰兩外,其餘也由自治公所撥支。進呈朝廷的公文書講究用字嚴謹精準,本冊中經費來源僅濟南一府下,就有籌撥、籌捐、附捐、挪用、發給、借支、撥支等等不同名目,而來源更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此也更是本文獻可做為了解清末地方實際財政、及各地方商業百行興衰研究的另一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