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未分類

《華英字錄》光緒6年 天津新海關書信館波列地藏版 26.5×16.5

書前有浮貼英文說明一張。書前後內頁糊硃砂紅紙、書皮與硃砂紅紙間夾有西文報紙墊頁，為初印祖本，現已幾無存世。經查全球公藏圖書worldcat系統，僅有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存有，近十餘年拍賣會中也未見。

晚清時的西學東漸，與西方人對漢字語的學習、華英互翻等，主要靠傳教士與洋人掌控的中國海關西人兩種力量推動。中文漢字一字一形又多義的特徵，讓以拼音語系為基礎的西方人，在學習上相當困擾。尤其是對單字的查詢，不像拼音語系可依abcd的順序查找。

在許多形式的華英字典中，供職中國海關的義大利人波列地 (P. Poletti) ，以拼音語系的有順序為啟發（如在浮貼在書前的英文序言中所稱：just as Ab comes before Ac in our dictionaries），別具創意的提出了漢字雙部首查詢法，將《康熙字典》中繁雜的214個部首，簡化成17類編碼，並將每個字拆分為主部首與次部首，以蘇州花碼進行順序編碼，創造了漢字快速檢索方法，並於光緒6年印行了的本書《華英字錄》。《華英字錄》做為最初的推廣試行，印發量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由香港別發、天津高林等洋行，售予在華洋人學習漢字，也因此如今存世無幾，殊為珍貴。在此基礎上，於光緒10年起的擴增本《萬字典》系列，有稱 (華英) 萬字典、萬字錄等等的各種書本，就有了許多書局印行的多種版本直到民國年間與近代都有。基本上光緒6年的是概念祖本，單字檢索列表與精簡讀音、釋義；光緒10年後的則是字典形式了。

雙部首法可以形象觀念來看圖識字，不必計算即便中國人也經常算不清楚的筆劃數與讀音。例如本站"故紙拾珍"的”故”字，拆解後第一部首為編號65的”攴”，第二部首為編號30的”口”，因此立馬可從上圖中的索引表，找到如圖中的讀音ku、音調4、與英文意思cause, old。在1887年6月2日的申報(#5073)即有「天津新海關書信館內布列地君所著，其檢字之便易，實無出其右。布烈地君自云，如有比此書查字更快者，願送銀一百兩，斯亦可見其大凡矣。本館亦以此書爲最便後學，蓋卷帙不多而字音字義可一望而知，行見藝林中，當家置一編矣用，特預誌數言以作左劵」。《申報》於晚清時在西學中傳的貢獻，佔有非常重要與領導的地位，特為文背書，可見此法之優。即便於今日來看，波氏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也是相當便捷的。本人非文史專業，並不知今日的華語文教學的方法與材料，不敢多言。但週邊校園內，經常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訪問學者，曾展示給好幾位沒學過漢字也非文史專業的同行朋友們試查，全都稱讚這個方法的快速方便，許多更掃描成電子檔(已無著作權問題)，以便隨身攜帶查找生活路邊所見漢字，而迭有驚喜，更都驚訝這本薄冊已經存在140年的歷史了！

關於波氏的個人資料非常稀少，也幾乎沒有專文記載生平。在升天入地求之遍的一番功夫後，於晚清洋人主持的中國海關"Service List, 1888″資料中，找到：P. Poletti 於1876年9月開始供職於Amoy (即廈門，非今日所拼音的xiamen，係取音於早期葡萄牙人初登陸時所聽到當地人對此地的閩南語發音)，於1881年4月起擔任Revenue Department中的In-door Clerk。這個職位在該職員名錄中，排序極尾、還在四等幫辦之後，屬於最末班的小職員。可能也是這種人微言輕的世俗，使得波氏的創意與著作，並未得到如其他當時在華的幾位著名西洋傳教士般的回響。另一方面，本書初期是做為海關內部與在華洋人，及涉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人員溝通使用。直到1907年上海美國長老傳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印行的《華英萬字典》前斐頁中，仍有作者題書 ”TO SIR ROBERT HART, bart., g.c.m.g.,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HIS WORK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AUTHOR”。另外，在本《華英字錄》一書的封面底有”by P. Poletti, Tientsin”等字，可知其時作者已在天津新關服務，又因為中國曆與西洋歷的時間差，其時應在中歷的光緒6年底、即西歷的1881年初。

這本書的發行單位，可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過程。眾所周知，中國的海關制度於清季時建立並掌控於洋人，其後再由海關總局發展建立全國郵政度。光緒4年3月9日在津海新關開辦的天津海關書信館，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郵政機構，不同於千百年來主要傳遞公文書的中國傳統驛站系統。同年8月15日，天津海關書信館發行了中國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至今都是集藏郵界的天價珍稀品。其後，天津海關書信館改名為天津海關拔駟達局 (Customs Post Office)，再於光緒23年更名為天津大清郵政局。光緒32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並於宣統3年接管郵政，從此脫離海關成為獨立的系統。據查全球公藏圖書目錄worldcat，出版項中登載為天津海關書信館者，也僅此一書！

蝶仙小史 二卷 附來蝶軒詩一卷 (清)延清 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2冊 特殊金鑲玉夾頁，線裝 19×12.7。

特色摘要

1. 流傳稀少，近於海內孤本；
2. 最祖本，也是宗教西學外較早期的排印本；
3. 首尾有稀見的編輯者延清的朱印鈐章「錦官堂藏書印」、「鐵君」各一；
4. 少見的以特定生物－蝴蝶為主題的詩詞專輯；
5. 金鑲玉裝的內層夾紙，為不多見的寫抄本再利用；寫抄者不確定何人，內容多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清延清所輯《蝶仙小史》的最早的版本，即為本藏的光緒23年《蝶仙小史二卷來蝶軒詩一卷》鉛印本2冊(9行24字)。後有光緒25年《蝶仙小史彙編二卷》刻本2冊本(10行25字)，及《蝶仙小史彙編六卷》刻本5冊本等三種。從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可得知《蝶仙小史》存世極稀，全國普查中的公藏，僅存二十套左右，本藏的最祖本光緒23年鉛印版，更僅有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有存，也未見於各拍賣圖錄中。海外目前僅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光緒25年的六卷本及光緖33年後刻的蝶史楹聯、鐵樓楹帖等綜合集本。

本書前後有輯錄主人延清的藏書鈐印兩方，也是稀見，應是詩人延清於成書後所留珍本，做為自留傳家與贈送摯友之用。延清(1846-1917)，字子澄，蒙古鑲白旗人，是清中晚期的著名詩人。由榮蘇赫等所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為目前最完整與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學史》中，將蒙古文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1840到1918間定為近代文學。該書特於第十二章漢文創作中第五節，以11頁(609-619)的篇幅，專章詳述「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延清」，並譽為「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不僅在清末民初、而且在整個近代的蒙古族漢文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是一位創作數量最多(一千數百餘首)、反映現實最深入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蝶仙小史》的主題與成書之由，也是在古籍中所稀見的。自清乾隆年間，太常仙蝶一事，仙蝶已在京官文人間沸沸揚揚的傳為祥瑞之兆。延清於光緒19年夏於家中見巨蝶飛入連二日，恰好是日延清愛子彭年入試奏捷適得功名，於是興起「彙集國朝各家著述及名流題詠釐為二卷，恭錄禦製詩冠諸首顏之曰蝶仙小史，附拙作來蝶軒詩於其後，亦藉以志其梗概雲」。在友人曹允源的出版序中也說：「子澄水部自甲戌通籍跧伏郎署二十年，癸巳夏有仙蝶來翔室中，未幾得真除，於是有蝶仙小史之輯」，意思是說延清在同治十三年登甲戌進士後，一直當著小郎官，仙蝶來後，旋獲真除主官；父子倆代，分別進爵登科，所以視為吉慶之兆。按，延清在文學上赫赫有，著述文藝資料豐富，但在仕途上的經歷過程，史料不多。只知在進士及第後，長期在工部的屯田司、都水司、寶源局等轉遷任職。由本書序言資料，可補其生平經歷一部分。文中「水部」一詞，雖在魏、隋朝時，指掌管水政的獨立主官，但唐以後水政併入工部，鮮有再稱水部的；水部在清代則是各部屬官的通稱，有時也是屬官對其長官的自稱。因曹允源生年與登科均較延清晚十幾年，進士後除短暫任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外，生平都在外省地方任官，未曾直屬一直供職京官的顏清，因此此處水部應為抬格尊稱年兄，也可知在光緒19-22年間，延清應任職於工部都水司。延清以為官清廉著稱，於見仙蝶入堂後，確實也開始仕途順遂了。清實錄紀：「光緒26年2月23日諭內閣…工部寶源局…監督延清…均著交部議敘，以為潔己奉公者勸」。又據大公報天津版光緒31年4月13日：「上諭恭錄奉旨翰林院侍講學士著延清補授欽此」，宣統3年10月28日：「邸抄奏派補選文職六班，派出善佺、恩祥、恩華、誠璋、延淸」，此時延清已是官至二品的重臣大員了。

至於延清看到的是什麼蝶，就說不清楚了。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對生物的描述，多較抽象與意涵化，因此多難精準辨識到種的階層。因為延清在序中有具體講到「巨蝶飛來、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鬚綴雙珠，兩翅中各有一圓圈作太極圖形，蝶背細毛蒙茸，金翠掩映，翅之四圍亦隱隱現五彩色。僕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飛去。翌日午忽又飛來，諦視之仍前蝶也，迴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因此該蝴蝶是大型種、四足、不易捕捉，所以從生物學的知識來判斷，基本上可以限縮到鳳蝶總科中的蛺蝶科下的一種。因為一般蝴蝶都同昆蟲般的有六足，但蛺蝶科的前足萎縮貼附身驅，一般人看似四足。另外從地點、時間等來判斷，作者在自序中結尾「蒙古延清識於崇文坊之寓廬」，也就是在北京東城，這也符合嚴謹的京師八旗住所劃分中的鑲白旗居東之制，而崇文坊也是傳統官宦居所之在。至於時間為：「癸巳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楣，十三日午始晴。書室中忽有巨蝶飛來」，即西曆的1893年7月25日下午。以這些線索與背景知識，推測應為大紫蛺蝶的雌蝶。此推斷亦符合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楊宏編著的《北京蝶類原色圖鑒》，「蛺蝶科…已發現在北京地區有58種，占北京已知蝶類的l/3…其中最大的為大紫蛺蝶」，「大紫蛺蝶…翅展80～115毫米…雌蝶全翅面暗褐色…成蟲5～7月出現。此種蝶為大型美麗的蛺蝶，被日本選為國蝶。雌性體明顯大於雄性，飛行迅速而有聲，常徘徊於樹梢不易捕捉」。但因為昆蟲較易隨地理環境與氣候季節等演變而改變外型，因此在沒有相片、模式標本、或宮廷畫家的西方寫實素描等參考資料之下，憑藉文學與書畫的描述，最多也此能推斷於此而無法更精準論定的。

蝴蝶早見並多見於中國文學詩歌、戲劇傳說中，從莊周夢蝶到梁山伯祝英台的化蝶飛，歷朝不輟。至清乾隆御題詩詠北京太常寺仙蝶，並印發賞賜內外大臣後，更是被引申為祥瑞之兆，一時間官員爭相進表題賀，文人著書作畫的傳為風氣。到光緒時，延清有系統的收錄了清朝關於蝴蝶的詩詞，輯成《蝶仙小史》，也或許是古籍中的唯一專輯。編成後，延清循文人雅例，分送好友長官，其中一位信勤（字懷民，滿洲鑲黃旗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撫，綏遠城將軍），於收到後，回贈一幅著名書畫家張士保，於同治4年所繪的太常仙蝶圖已為酬和，也可見《蝶仙小史》的價值與延清的份量。

歷來詩詞中講到蝴蝶的不在少數，但沒有完整的收錄與比較。雖然各版本收錄詩數不等及有些重複，但《全唐詩》57,000多首，《全宋詩》254,240首，應已是至今較完整的斷代詩詞收錄。本文使用了”全唐詩、全宋詩分析系統”，瞭解到在《全唐詩》中，共出現蝶字計有557個，且不出所料的李商隱以30個排名第一，其次有溫庭筠的19個、白居易的15個；以佔比詩人的詩數來說，也是李商隱在《全唐詩》收錄的全616首中有30首用了「蝶」字的4.87%排名第一，其次為溫庭筠429首中19首的4.43%、及司空曙的175首中7首的4.0%。到了《全宋詩》時，「蝶」字共出現計有2271個，佔全時期收錄詩量比例為0.89%，略少於《全唐詩》時的0.97%。在《全宋詩》中喜用蝶字佔比高的前3位詩人分別是朱淑真338首中23首的6.8%、劉辰翁214首中11首的5.14%、與張玉孃119首中6首的5.04%。在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中，蝶字用的其實並不多，蛾字在《全唐詩》為441個更少，還要扣掉如蛾眉等的非指生物的形容詞。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當然是以植物類的如花、草、林等的統稱比較多；動物中則以「馬」出現最多，在唐、宋詩中分別出現5788, 16362次。《全宋詩》收錄量約為《全唐詩》的4.5倍，其間各種動植物等生物名稱，在《全唐詩》與《全宋詩》中出現的比例與排序差異不大。比較特別的有「梅」在《全唐詩》中出現1087次，但在《全宋詩》中出現12829次，百分比頻率達2.6倍，或許宋人較愛梅吧；其餘宋詩中出現較唐詩中頻繁的生物，還有牛、菊等等的，詳細分析於另文中。

至於蝴蝶二字稱呼的由來，應是本於中文造字六書的要義，而非是一般所見以「胡」、「番」等命名外來物種。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蟲部卷四十蟲之二卵生類下；「〔釋名〕𧌄蝶，𧌄音葉。蝴蝶〔時珍曰〕蛺蝶輕薄夾翅而飛枼枼然也。蝶美於鬚、蛾美於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為胡也」。所以蝴蝶二字是以虫字旁示意為昆蟲，再以特徵鬚鬍、與翅如薄葉，形容成昆蟲名。在古籍經典中，有作「蝴蝶」或「胡蝶」的不同寫法。由於現存的古書，都至少已是唐宋以後的物品，無法判斷先秦至漢隋間的書寫用字，除非求諸甲骨鐘鼎金遺物。在公藏文物中，最早的一件是東魏元象二年(539)的〈東魏正信佛弟子居士趙融率鄉賢道俗二千餘人造三級浮圖凝禪寺碑記〉，其中就用「蝴蝶」二字如圖。另一方面，由於東魏(534-550)是分裂自鮮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北朝時期的第一個朝代北魏(386-534)，標準的五胡十六國政權，該時期的用字應也不會自稱為外來胡。凝禪寺位在河北省元氏縣白婁村，當時屬東魏所轄範圍，於元初燬於火，碑石也斷為二，重見於1920年的考古發現。在該碑未毀前的拓片中，包含以蝴蝶等昆蟲描繪人生的一段話，非常有深意，也謹抄錄為結束語：「觀世之歸死也。何異飛蛾之夕火焉。慘隼羽之度牖。悼蝴蝶之變靈。怨蟬啼之漏促。悲霜蔕而淚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