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想體系除在中國影響深遠外，也深刻的影響了日本。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也緊密聯繫了其理學論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東提舉任上將自己注釋完成的《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和《孟子集注》十四卷，合刊於婺州。其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書集注》的多種版本，並東傳入日本。日本在江戶、明治時期，也曾刊刻了多種《四書集注》合輯，或取其部分的單行本。本書《中庸章句》即為和刻本其中的一種，裝禎完全保留了江戶明治時期的風格，為難得一見和刻的代表樣書本，更有非常罕見的雕印字體。
本書完全、完整的保留了江戶與明早期和刻漢文古籍的幾個特點：
- 典型的四眼裝訂基本等距，不同於中國線裝書雖也多有四眼但中間兩眼比較靠近。
- 江戶時期刻本，常有將書脊的上下角用藏青織物材料包角以防鬆脫，此特點也見於本書。
- 江戶與明治早期本的封面，多用較書內半頁稍大的厚硬並帶有花紋的色紙，將四週內折成與書半頁大小一致，然後將一張與書內半頁相同的未印刷紙粘於其上；封底也以同樣型式做成。
- 書內頁多用較粗厚的日本褚皮纸，書頁對折處經數百年翻閱仍不會開裂。
- 用特有的訓點標註漢文古籍。
本書與同期多數和刻本的差異，在於罕見的字體。字大墨黑，幾乎滿版印刷又不失爽朗整齊；無論橫直，運筆粗重，極富有力量感；鉤挑撇捺間，又稜角分明，遠勝較缺乏書法韻味的日本圓體的，也不同於當時流行的草行楷體。本書10行17字、割注小字雙行，四週單邊有行界，黑口雙魚尾，版心刻書名中庸章句，片仮名附訓。當時和刻漢文古籍多數刪去行界，但本書存有。書前有圓形藏書朱印、書末封底書有「明治六年七月二十日求之 上原」。
在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藏目錄中，存有類似此罕見雕印字體的只有稀少兩種，但均為較晚期、且明顯不同的版本。一是明治13年山中市兵衛等出版朱熹撰、後藤嘉幸点的《四書:明治新刻:中庸》，字體雖似，但明顯不同，且為9行17字本，又是左右雙邊；該書漢文訓點也較此本多了許多，且所用訓點符號亦有不同，明顯較晚期。另一是明治年間日本學習館翻刻佐土原藩藏版的中庸章句，是10行18字，左右單邊。
日本較中國在更早時候就形成了有約束力的出版保護，雖然不見得是現今認知的版權概念。在江戶幕府時期，書商間為保護利益，政府為防止大名家和寺廟等有名望與影響力人物的謠言傳播，以維持幕府統治的知識秩序，於是在官民各取所需的條件下，推動並執行了相關出版條例，也使得江戶時期與明治早期的和刻古籍的覆刻、翻印等情況，遠較中國古籍少很多，各版本間也較易辨識。
江戶幕府時期隨著商業出版在京都、大阪、江戶三都地區的發展，同業組織開始合作解決重版、類版的問題與糾紛。早在貞享2年(1685)，京都已成立了本屋 (當時町中與浮世繪畫師合作的出版社一般稱草紙屋，出版當時稱為一枚摺的約當今日報紙，與稱為繪草紙的約當今日雜誌。出版銷售佛教經典、儒學書籍、日本古典文學等等書籍的商店則稱為本屋) 之間的「講」組織：大阪於元禄11年(1698年)也有由24家本屋組成的「講」。於享保6年(1721)11月，在町奉行所經過公認手續，三都共同正式成立了「本屋仲間」的正式商會組織，一年後提出了相關條例一般稱〈本屋仲間と出版条令〉，建立了出版秩序。該出版取締り令，雖然也是政治正確的例如出版和手抄本中禁止提及德川家康家族的事情，但是明確規範了書中必須寫明作者和版元的真實姓名。 當時政治背景是因長期經濟發展而物價上漲，靠祿米為生的武士日益貧困，幕府大名諸侯也出現財政危機，因此剛上台的德川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將軍德川吉宗，進行今稱為享保改革的連串措施。享保改革最大的貢獻當然在重整農業、穩定米價，從而穩定了社會局面。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在文化上也振興文教，獎勵朱子學，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政策。今日來看，許多學者認為享保時期到明治間的一連串出版規範，統治者的著眼點當然無可厚非的是在封建時期為了管制言論，但也促成了版權保護等的出版秩序。
故紙拾珍。古籍故事。文獻、珍善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