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古籍故事

寫本的價值，經常可發現未見刊載的原始資料，或據以校比刊刻印本間的內容差異，而貢獻了許多重要歷史文化的背景與過程。因此，再就《諭稟留稿》手書資料中，摘取並補充一些不見於任何刊印文獻中、或與文獻中有差異出入的鹽務與晚清軍國及與臺灣割讓的資料。

其中關於晚清軍國大事，在《諭稟留稿》寫本中的光緒21年至27年間，依序有：易順鼎(1858-1920)呈文一15半葉、易順鼎呈文二6半葉、上諭半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2半葉、上諭半葉等。

甲午戰敗後，臺灣遭清廷割讓給日本，一時間許多振聲疾呼，誓死稱愛臺保臺與臺共存亡的大員仕紳，卻於日軍登臺後，紛紛逃離或歸順，其時的「台灣民主國」僅僅維繫了象徵性的150天。在眾多只有口號的呼聲中，易順鼎是極少數在危難之中，能以實際行動，兩度往返台灣大陸間，尋求內地援助支持臺灣抗日的。雖終勢不可為，但也是當時鮮有的文人英雄氣魄，惜所存史料相當有限。

據有限的研究資料，易順鼎父易佩紳，咸豐8年舉人，累官至江蘇布政使，母劉氏為湖南巡撫劉崐孫女，可謂家門顯赫。易順鼎才華橫溢、詩文並茂，惜科舉試第並不順遂。光緒元年舉人，6年在京會試落第後，報捐郎中簽分刑部山西司行走學習。於光緒13年易佩紳乞病歸時，易順鼎於科舉無望下，再加捐試用道員，簽掣河南。後得重臣保舉於光緒16年，獲試用道保過候補班、加按察使銜、二品頂戴，惜未久即稱病辭官。直至光緒28年冬，在榮祿的保舉下得實放廣西右江道，才再進入實質官場體系至民國間累官至印鑄局參事並代局長。

在討論這幾篇呈文寫本與故宮本內容中的差異時，可能也須先了解清朝中晚期時官制與文書的體例，其中剛好易順鼎時任的道員一職與文書摺章是較為混亂的。

在官制方面，清中期後由於不斷的內亂外患戰釁，導致國家財政與官員的大量損耗，因此開放一定資格的仕紳殷商，可藉由捐納而得功名官職頂戴等，並於國家財政收入與官員梯隊補充，都是有一定幫助的。在咸同兩朝，捐納的盛行，已與傳統正途的科舉、蔭封、保舉等，同為仕官的重要途徑；再到同光時，取得地方官員初任資格者，納捐者已佔過半數，正途出身者已僅餘約二成了。捐納京官者，除吏禮兩部外可至郎中，地方未入流則可至道員。嘉慶四年，道員被授予密摺奏事之權，是具有此權的最低品秩文官。當然，納捐多是圖得聲名頭銜頂戴，與一些在地方上可享有的特權及保障，而非都在於想實質任官，且一般捐納出身的，也多需先在候補吏員梯隊等待機緣，而非進士出身的能直接擔任官員。歷史上當然也有許多文采武略者，或因種種原因雖係捐納出身，也能成就一世功名。(1)

再說文書，清承明制，官員奏事的正式上秉公文，公事使用用印的題本，私事使用不須用印的奏本。獲授權的官員，則可以不同形式的密摺直接上奏，通稱奏摺。乾隆13年廢除奏本，光緒27年再廢除題本，此後原來的題、奏制式公文書，都以奏摺或其它形式取代了。奏摺也隨不同時代而有許多不同規範，基本上也都是嚴格的，且是直達御前由皇帝為第一人看過後決定處置方式。

但在同光時期，因有慈禧太后先後幾次幕前垂簾聽政、幕後也仍掌權的過程，與同治11年親政條款、光緒12年親政條款、光緒14年歸政條款、及光绪24年戊戌政變等交錯時期，文書典章制度更迭紊亂。

奏摺的處理程序，至關重要，是影響軍國大事與機密的最後決策間心證的形成。辛酉政變時的獲罪贊襄政務大臣，及嘉慶處置和珅的罪名之一，就都有因渠等或擅權或受寵信，而在皇帝先看過前加以紀錄或得知奏摺內容。在辛酉政變前，贊襄政務大臣為降低兩宮的角色，也曾多次斥責包括僧格林沁、勝保等親王重臣，謂摺報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惟用皇上聖鑒即可。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就多見有皇太后與王上等之字樣，但在其後的通行印本中，則就單留皇上二字了。

本《諭稟留稿》寫本中有抄錄重要諭文、稟稿，許多與現流通印本內容有出入，更有些鹽務事項未見文獻記載。清光緒20年中日戰釁，7月易順鼎奉父命墨絰從戎入劉坤一軍幕，期間多次上書朝廷力陳建言。寫本中有兩通稟文，即為光緒21年4月間的請罷和議禠權奸、與敬籌戰事疏。這些重要呈文，《諭稟留稿》寫本內容與後人採集成書的易順鼎《魂南記》中所載，有許多差異出入。庚子國變期間的一些上諭錄存，也與現行資料與文字或文意上的差異，僅擷取數例與比對基礎，提供如下，詳細當再另文寫就。

目前通見的易順鼎稟本，為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於1965年編輯發行《臺灣文獻叢刊》時，採集易順鼎兩度來台日記與所著詩篇《魂南集》，並「再自故宫博物院輯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錄出先生上都察院書兩通，作爲附錄之一」而成為叢書中第212種《魂南記》。但在該叢書中第210種自故宫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取與臺灣有關文獻編成的《淸光緖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中該時段資料，則僅書「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而未有詳文。其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1997年重印臺銀本《臺灣文獻叢刊》第210種，改名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時，又直接照抄錄該段文字「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但省文獻會其實並未有所謂的本叢刊第二一二種之書，顯見未有校勘！為求慎重，於是找出所據最早本，1932年故宫博物院於1932年時就所藏清代軍機處檔案輯編的88卷《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的對應文獻，做為與《諭稟留稿》寫本比較之基礎。

致於庚子國變中的部分上諭檔，正史軍機檔留存有限，研究者多參考清佚名《西巡迴鑾始末記》。主要有中國歷史硏究社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年4月3版一冊，內有庚子國變記、拳徧餘聞、西巡迴鑾始末記三種；與西巡迴鑾始末記一卷，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於2000年由中國書店2000年出版，但中國書店版第22頁後有缺失資料；及吉田良太郎、八詠樓主人同編1973年的《庚子國變記六卷》，羅惇撰中國歷史硏究資料叢書。上述三種，內容基本相同。

在如上圖文中首段的差異，即可看出寫本中的為較早手稿。寫本中原先為”仰祈聖覽”，後因由督察院代遞而改成”敬祈代奏”、”臣”改為”職員”。較不尋常的是，當時馬關條約已於當年稍早的3月23日簽訂，正式國書寫的是「賠款庫平銀貳萬萬兩」，但在故宮本中卻是用慣稱的二百兆！「兆」在中國古代已有多重意義，可能代表百萬、萬億、億億等。在清朝許多的時候，兆代表的是百萬，所以二百兆等於二萬萬等於二億。另外在故宮本史料中，易順鼎的呈文一律未見皇太后字樣，但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如右圖截錄)均先尊皇太后再寫皇王，此間奧妙就自有說法了，當再另文解析。

(1) 例如電視劇理常見的人物，岳鍾琪(1686-1754)，捐納同知出身，累官拜陝甘總督、爵封三等威信公；李衛(168-1738)），捐納員外郎出身，累關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署刑部尚書、除直隸總督。到了清朝中晚期，更因戰亂兵患建設等等因素，建功績業而名成一時的，也不再只是僅限依循承平時期的科舉任官路線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三次會試未第，本不再留戀功名而回鄉講學，後知遇於兩江總督陶澍等人邀入賓幕一展才華，從此開創了一世功名。左宗棠雖未得進士、也未納捐，但是以彪炳戰功，也得跨越傳統障礙而入軍機、授東閣大學士。至於一般網路文章中，許多描繪左宗棠同進士出身等戲謔之傳、與在督戰新疆軍事緊要時請辭官回京會試等之說，其實都並不可考。正史中如清實錄、清史稿、湖南地方志等，都並無此等記載！於此，再以信史資料補充官於左宗棠任大學士的過程。清制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即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據《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2年10月25日：「庚子｡諭內閣。昨因肅州克復…因思陝甘逆回擾亂｡十有餘載｡勢極狓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勦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復堅城｡關內一律肅清｡朕心實深嘉悅｡自應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左宗棠著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該大臣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著改為以等輕車都尉世職」。在故宮的軍機檔中，隨後即有同治12年12月05日左宗棠的奏謝天恩改賞世職恩事摺相呼應。故宮軍機檔中有同治13年3月10日左宗棠奏謝優敘恩由，此為皇太后四旬大慶恩敘事，與大學士無關。然後在《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7月12日：「命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為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其後故宮軍機檔中就有同治13年7月25日左宗棠奏謝授大學士恩由摺，均未提到授同進士出身等事。《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8月8日：「吏部以大學士左宗棠應授何殿閣請｡得旨。左宗棠著授為東閣大學士」。

明代中期盛行覆刻宋本，吳中地區更是精華迭出，許多刻本的質量均遠甚於官刻，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是上比宋元的精善本，在極早時即已著錄於《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02035號、《中國古籍善本總目》P1200。本件雖僅存白棉紙線裝零本一冊卷36-39，但也彌足珍貴了。

本書為明嘉萬間據宋咸淳間廖瑩中世綵堂本覆刻，每卷末鐫“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牌記。版心雙魚尾，分別計大、小字數，下鐫“東雅堂”及刻工名。此冊刻工有：仁、何、准、信、奎；十足宋本風貌。收錄韓愈先生詩文集的書非常多，其翁書家均以此明中期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為校勘最精審，“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為多”、此後包括著名的清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韓集箋正》等，皆以此東雅堂本為據。

參考後記：此本版心雖有“東雅堂”，牌記“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的充分資訊；但此徐氏東雅堂刻書主人究竟是誰，就各有說法了。1. 目前圖書館與版本目錄學中，仍多著錄為明萬曆的徐時泰。此說源於清初著名校勘家陳景雲在《韓集點勘》中的說法，後沿用於四庫全書總目就再一直沿用至今，包括晚清民出許多的版本校勘大師，均未質疑。2. 但近來有許多研究論文據科舉職官錄等資料指出，此徐氏應為嘉靖年間的徐泰時誤為徐時泰。徐泰時為鼎盛於明中後期長洲徐氏家族之一人，該家族在嘉靖至萬曆年間，就曾出了徐履祥、徐申、徐泰時、徐元正等四位進士。3. 但東雅堂的主人又非徐泰時，而是同族中的徐封於嘉靖25年時建紫芝園之內堂名。4. 近也有說既非徐時泰，也非徐泰時，而是更早時於正德、嘉靖間的徐氏某人。此說所據是依版心刻工名，如李宗信、陸奎、陸淮、徐仁等都是正德、嘉靖早期間的著名雕版匠人，所鐫刻存世善本有從正德十年的《大唐六典》到嘉靖十年的《南監五史》等及十數部覆宋精刻本如《河東先生集》、《前漢書》、《資治通鑒》、《世說新語》等。

虎口餘生記也是記載明末清初的一個著名史事，大意是講明末李自成稱兵起事、勢如破竹，朝廷與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令時任李自成祖籍米脂縣令邊大綬，掘李父祖墳、壞其風水。明亡後，邊大綬雖一度為大順軍所俘，但李自成王朝旋即敗亡，混亂中邊大綬又傳奇逃生的虎口餘生記。

本書對於掘李祖墳的前後來龍去脈，有較詳細的記載；書中並收錄有邊大綬於事成的塘報稿。塘報主要為明朝時的軍事情報，清代自京至省各驛站也設有塘兵，後陸續為其它形式取代。從該塘報內容來看，其體例很像明清時的奏摺；該塘報稿文不長，但內容所載史料豐富，茲摘錄如下並據以衍伸說明一二：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個，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腕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六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峰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徙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由。鳥道峭嶇久絕人蹤，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窑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闔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窑中向火至天明，再撅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撅，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清初以來自民國間，關於李自成的種種傳說，一直都有戲曲小說的口書相傳不絕，更有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以下就三方面淺說一二

一、在史料文獻面。

關於李自成起事前的少年時，塘報稿中的「幼曾為僧俗名黃來」，並曾「為姬氏牧羊奴」，這段文字大抵印證了一些史書及小說文本之言，並無大爭議出入。其後的李自成至抗明起義間的去向，在《明史紀事本末》、《豫變紀略》、《綏寇紀略》、《明季北略》與康熙時的《陝西通志》及《米脂縣誌》等許多資料中，多載李自成曾在設於米脂縣的銀川驛當差。但接下來李自成究竟為何原因？與何時？投身反軍，各書就眾說紛紜了。正史中的《明史》〈本紀〉中，於崇禎七年才開始紀錄有李自成事；在《明史》〈列傳〉中，也是崇禎六年後，才有李自成的征戰事紀，當時李自成已略成氣候了。目前許多人所查考引用的文史書籍、或網路訛傳包括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則都稱因驛站裁撤、生活艱苦，並在逼迫憤恨下，李自成殺了債主舉人艾詔與出牆的妻子後，在崇禎二年逃往甘肅從軍，旋又殺官後兵變起事云云，應都只是野史、不可盡信。本塘報稿中明確澄清了：1. 邊大綬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表示直至崇禎十五年時，艾詔還活得很好；2. 塘報稿中：「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較接近具體背景事實。因此並無崇禎二年李自成殺艾詔投軍落草之民間傳說事！

明末天災頻仍導致人禍四起，氣象史資料也顯示崇禎八年起，中國面臨近小冰河間期的酷寒，加上陝北常年天寒地乾的三年兩旱的艱苦，又逢雖有弊端但卻是西北苦民賴以餬口的驛遞遭裁撤，導致其時據估計僅陝西（當時所轄包括今日甘肅和寧夏的一部分)一地，即有靠驛站苦差維生約四萬人，生活無以為繼、流民遍生，多就落草為寇去了，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明實錄》崇禎2年4月9日，「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言，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者十七八矣。臣世居衝途、兩令衝縣，曾備悉其弊」，因此請裁驛遞以除弊並籌餉，獲崇禎同意以「劉懋既受此委任當悉心振刷，務合爾疏十分減六之議俟。一二年弊清數，定破格優擢，不得牽狥情面、食言曠職、責有所歸」。於是崇禎三年起，就開始加速導致明朝覆亡原因之一的大規模裁撤驛站。《明史》〈列傳․流賊〉：「三年…是時…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當時的民變角頭是「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因此如塘報稿所稱：「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李自成)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符合史實。塘報稿中又有：「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一節，也符合如上正史所載：「九年春…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

裁驛所省經費其實有限，《明實錄》崇禎4年4月4日：「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以驛遞裁扣事竣上言，崇禎四年各省裁節銀共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有奇，此項即臣（陝西廵撫練國事）所請借抵新餉以寬民力者已蒙聖旨免編」。而先前驛遞花費，其實也多是貪官中飽私囊或吃空餉，苦民所得有限又何辜！《明實錄》崇禎7年5月20日，有載「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一闕兵…二曰闕餉……三曰闕官…；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逓，秦晉驛逓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邊大綬雖親自帶隊主持挖掘李自成祖墳，但生平史蹟並不豐，想是旋即明朝、大順都覆亡，清朝與此又無太多直接關係，所以資料相當有限。民間有許多將之寫為傳奇戲曲劇本，自然不可盡信。如於民國時董康收錄自元至清乾隆間近七百種戲曲劇目的《曲海總目提要》卷46的〈表忠記〉：「邊大綬…聞于朝廷，憐其孤忠，授官，仕至山西巡撫」。中研院人名權威，也稱據清乾隆27年刊本《任邱縣志》載，邊大授曾在清初順治朝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署山西巡撫，但起訖年不詳。但細想可知，邊大綬明末時僅官至縣令，未兩年充太原知府雖已屬勉強，但改朝換代之際並非罕見，可山西巡撫一職即便是署理職、未加兵部侍郎銜，也是從二品的封疆大吏，應無此可能的。因此就再查了清季職官表，順治年間山西巡撫各有其人，並無邊大綬者。複查乾隆27年刊本的《任邱縣志》：「(邊大綬)字素一號長白，崇禎己卯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國朝起用，補河南修武知縣，勸農興學著有勞績，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蒞政三年，執法嚴明民懷吏畏，以病告休。所著有虎口餘生錄行於世」，可知邊大綬未曾任過山西巡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中：「九年春…(李自成)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而《任邱縣志》所載是：「(邊大綬)崇禎己卯 (12年) 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兩者所載邊大綬起任米脂縣令時間不一。

二、在國學漢字中。

本書為叢書第五集刊刻在乾隆間，其中塘報稿中用「再撅數塚而黑碗見…中閒盤白蛇一條…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盡數伐撅」(如下圖中書影)。稍後，山西太原興縣人康基田(1728-1822)所著，上起唐堯，下迄明亡，計三十二卷的大型編年體山西通史長編《晉乘蒐略》，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嘉慶16年霞蔭堂版中，已做「掘」、「間」，邊大綬為邊大「受」(如下圖右書影)。網路中電子資料庫中的OCR辨識文，也多用「掘」、「間」。

按今日寫作的「間」字，實簡化自古字「閒」。《宋本廣韻》：閒，隙也，近也。《康熙字典》：〔古文〕𨳡𨳢《唐韻》古閑切《集韻》《韻會》居閑切《正韻》居顏切，𠀤音蕑。《說文》：隙也。从門从月。會意，亦形。《徐鍇曰》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𨻶也。至今俗則專以「閒」字為閒暇用解，「間」字則為中間、離間等意思。至於「撅」字，《宋本廣韻》：撥物也；《說文解字》、《康熙字典》：从手有所把也。今則多以「掘」字替代。

本書為《知不足齋叢書》的一種，向以校籌精良、考據嚴謹著稱。從全書中包括前篇黃孝子紀程，都可見許多使用與現代書寫不同，而是能寫實的貼近當時的古字，例如以「畱」為「留」，以「㫄」為「旁」等，而且還很講究的區分了「道㫄」、「依山𠊓水」的不同用字，所以本書也可當作是認識國字古文體的讀本材料。

此處仍要不厭其煩的強調，今日學者、世人，習以便捷的網路電子書資料庫為材料，無法或不願意查找比對原始紙本書文。如同在系列文章中所多次提醒的，其間之弊至少有：1. 電子資料所據文本的考據不一，經常只是手邊有的而非校籌精良的版本；2. OCR文字辨識上的差錯，更是比比皆是；3. 古體、正體、簡體字的時代意義，與轉換間的差別等，更是陷阱。雖然漢字簡化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但是在國學文字義理上，如只是常見的經由程式繁簡轉換而不逐字校對，就常鬧笑話而啼笑皆非了。常見的如後后、餘余、乾幹干、澱淀、範范、裏里、複復、藉借、夥伙等等的天差地遠，也是屢見不鮮。也因此，個人於中國古文學包括詩詞歌賦與文獻等，基本上是不看現代簡體出版品的。經驗中也經常見過許多優良文史期刊上的學術論文的失義，與古籍文獻文物商的論述失真，都是便宜行事或認知不深的錯誤！

三、在風水地理上。

李自成區區一芥草民，在明末平民起義的數百崢嶸頭目中，能在短短的十數年間脫穎而出，建大順、破北京、亡明朝，自然吸引了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其中李自成家族的祖墳遭掘，當然更是熱門題材。

其中關於李自成的祖墳所在地，塘報稿中竟也稱”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表示合於風水好地。塘報稿中：「…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風水地理上普遍有說祖墳上長有榆樹且茂盛者，是後代要發家聚財的跡象，但是如長在墳正中則不佳。榆樹有稱榆錢，榆錢是榆樹的翅果，外型圓邊薄中凸，像古時用的麻錢，又同諧音“餘錢”，所以是招財進寶的吉祥象徵。北宋文彥博的〈元巳阻雨〉，即有“欲買春花無定價，東風撩亂擲榆錢”，藉物擬境比情的抽象抒懷之美。徐志摩的新詩《月下待杜鵑不來》，其中也有“風颼颼，柳飄飄，榆錢鬥鬥”，後有趙兆編曲、費玉清演唱，也甚是好詞好歌！

塘報稿中又有：「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這句又衍生了更多風水天像之說。如《筠廊偶筆》、《在園雜誌》等都說，該白蛇即為小龍，代表子孫將稱王為帝；可惜修練未足，只有“頭角嶄然揚起三寸”，即被邊大綬等收入，所以是可惜了的白蛇頭角呈龍形而其身未變！風水地理上也有說“屍骨黃毛，後世成王”，李自成果然從闖將、到闖王、最後也稱帝！

個人也收有些星象命理奇書，只是為中國出版史上留些曾有的紀錄。基本態度就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李自成一芥鄉野，起事成功建立大順、稱帝入京、覆滅了延續276年的大明王朝、但旋又迅速敗亡於清軍並輾轉身死。究竟其祖墳遭掘一事，是幫助其清理墳上雜亂而能出頭得天下，又或是斬了白蛇損其王氣而不能持盈保泰，稗官野史自都各有其說了。

鮑廷博自乾隆41年始刻《知不足齋叢書》第1集，迄嘉慶19年過世，期間刻成27集；其子鮑士恭賡續遞刻，至道光3年共刻成全部30集，每集8冊，計收書207種，裒然距帙。《知不足齋叢書》的特點，是精選世所罕見、且流傳稀少、並首尾完整的孤本、珍本、善本。鮑廷博並都親自讎校，註明該書來源，向為士林及藏書家所重。且“自鮑氏之書行世後，後人踵事增華，相繼而起刊刻叢書之業，遂成風氣”！《清實錄》嘉慶18年6月25日：「諭內閣，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 …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

現代人藏書多數不會、實也困難去蒐購浩浩整部叢書，與大部經史類書。若能有一二冊代表各歷代著名的家刻精品，也是快事。本書即為《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之一冊，完整收錄黃向堅的尋親紀程，與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二事均發生於明末清初，一為家孝、一為國史，兩種都膾炙人口，並有多種小說戲曲形式流傳至今至。本冊即為較祖早的版本，著錄於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頁329, 536中，民間存本非常稀少。行款同該叢書，九行二十一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題「知不足齋叢書」。全書一冊，依序為黃孝子紀程序、黃孝子傳與黃孝子滇南尋親圖冊、黃孝子尋親紀程後、尋親紀程與滇還日記、虎口餘生記序、虎口餘生記一卷、塘報稿等多種，共72葉。因補充為文較長，同一冊中的兩故事，分兩篇撰刊。

黃孝子萬里尋親

黃孝子紀程二卷的大意，在《清史稿》〈列傳.孝義〉中，寫的最為詞簡而意備：「黃向堅，字端木，江南吳縣人。父孔昭，崇禎間，官雲南大姚知縣，挈孥之官，向堅獨留。鼎革後，孔昭阻兵不得歸，向堅日夜哭，將入雲南，親朋、妻子頗危之，向堅決行。至白鹽井，得父母並弟向嚴、皆無恙，留一年乃歸，時為順治十年。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吳人作樂府紀其事」。

百善孝為先，孝道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最核心的價值。黃向堅於時局艱險、路途危難中的萬里尋親，自是傳為佳話。此外，黃向堅也“善畫山水，師法王蒙，有黃公望筆意”。傳世黃向堅山水畫，至今仍常在拍賣會中得見。關於黃孝子紀程內容與黃向堅相關畫作，上文有記“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趙晟，在最近發表的論文中，統計黃向堅創作的《萬里尋親圖》繪畫系列作品計有39 件，並有長文逐一描述各作品的內容（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21 年第2 期129-161）；中正大學中文學系的毛文芳教授，也有多篇關於黃向堅萬里尋親書畫圖文研究的論文發表；都可自其中瞭解更詳細。

在明末清初之際，仍是出行困難、旅遊不興之時，尤其是千山險阻、萬水難行的雲貴一帶，因此黃向堅所撰的紀程內容、與所繪山水畫的演繹，也常被視為大西南雲貴游紀的第一人。但據史料，其實在黃向堅之前，至少還有唐韋齊休於長慶年間從使雲南時所記《雲南行記》二卷，但約在明清之際亡佚。另有元大德年間郭松年所撰的《大理行記》等。明嘉靖年間楊慎被謫永昌（今雲南保山）時，撰有的《滇載記》、《滇程記》與《雲南山川志》等。

古時行旅困難，所須手續關卡憑證非常繁瑣。因此文人所紀，多是短日程、近路程的登山臨水，訪寺尋僧一類。北魏晚期酈道元(466-527)的地理名著《水經注》四十卷，經常被視為中國游記的先河，也是集地理知識與壯游見聞的傑作。唐宋後，受當時文風的影響，游記多已少了壯游的探險性質，以寫景、敘事、抒情的文學散文筆法為多。如被視為旅游文學先河與佳作的唐柳宗元(773-819)，在貶放永州司馬時十年間所寫的《永州八記》8篇散文，及許許多多當時文人雅客的詩詞歌賦短文，記載了許多某地的風俗、人物、文化、山川等。“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701-762)，是個例外奇人。據不完整的統計，李白一生漂泊或游旅近30年間，登臨了近百座山，跨越了至少18個省。李白雖未以游記成書，但若能將其有記錄的千餘首詩作，分門別類的集結整理並解說，應該也是旅游文學的曠世巨著。到了明朝後期，有了家喻戶曉、人稱東方游聖、集壯游與地理知識的專業游家徐霞客。徐霞客於30年間縱游舉國南北，足跡遍歷至少16省，撰成了享譽中外的60萬字地理名著《徐霞客遊記》。現今中國的旅遊日定在每年5月19日，也是緣於《徐霞客遊記》的開篇日。

黃孝子萬里尋親地來回二萬五千里紀程，從游紀角度來看，也是豐富精采的。為了尋親，路程在季節不佳、年頭不安、地方不靖的環境下完成，倒也無心插柳的成就了一篇非典型安逸舒適的遊記，記錄了從浙江、江西、湖南、廣西、貴州等地而至雲南的點滴，更描繪與提供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因去返程時的心境與路況熟悉不同，且去時又是生死未卜，因此上卷尋親記程的路線雖可以勾勒，但程站卻有不清。下卷為自滇還鄉，就是逐日而記，內容雖簡但較能考據了。以下略從山川紀聞與情境描述等的角度，摘舉文中片段來補充略說一二。

文中起自“ 順治辛卯臈月朔拜墓辭家…登舟瞬息天涯”，也不知為何選在農曆12月初一出發，往後就是嚴寒難行再加冰雪泥濘的季節。旅途中，“過貴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合下數十大灘，轉上水、抵鄧家埠，適羣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佳水悉成苦況！＂此說路程前段在浙西贛東一帶、又是行舟，地面也算平靜，因此進展也快。途經丹霞地貌、峰林景觀聞名於世的道教四聖山之一龍虎山後，不月即抵南昌一帶，然後捨舟就路。那時已順治8年底，江西省城旁仍“羣盜焚劫、煙燄未息”。中國古時的許多年代，地頭不安寧是經常事，況又是朝代更迭時。其後許多紀錄，或可做為當時治權於地方實質性研究的佐參資料，如文中“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邅囘不前”，便水驛之南岸則是“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目草迷，多漲沙、多流潦、多獸跡”，在鮎魚坡則“聞炮聲，遙望烽煙，知秦關不遠”。到了平越府，則“山勢巍峩，路紆折如羊腸，兩㫄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每受苗害，選山之最銳者設哨備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足骸骨枕籍，商旅絶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劓鼻之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其後，“次關嶺連峯橫絶…休白口坡。自進關來，凡過郡縣衞所開路廣闊，每十裡玄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卽係姦細，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壑陡峙，鐵索架橋素稱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也”，此處之描素，同《滇志》所記載，明代時從湖南境沅州至雲南昆明的入滇古驛道情境，“關嶺，其東路尤為險絕，途中有白口坡…，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栗汗”。

文中也可見當時西南偏鄉地風土世俗與自然生物，例如在曉上桃子巖時見“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在渡大溪三道碕岸沅靖粤西之界，“有異花紅紫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入西溪柳寨時，雖是語言隔閡但少數民族長久來的好客傳統已見一般，“俱係苗地，苗民椎髻懸環、語言鴃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畱客作供；具釀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經見者”。

黃向堅的尋親去程，備極艱辛、前程未卜，如在出豐城臨江界時已是“人在途時遇雨雪，踵趾破裂、痛楚頻頻，倒地身如泥塗，自顧堪憐，往往僵臥道㫄”，而“前途戰爭靡息、行旅久絕，路有虎狼之虞，身有疾病之憂”。於寓湘潭縣城外時，“左足血瘀腫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幾廢”。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時，“四望荒山，田多草萊、髑髏徧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圍亦可駭”。因此去時紀程應非當下寫成，也因此路途中的些許站程行止或有可做為再研究的材料。例如，“(順治九年)初九日，踔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的一段，快速帶過。但且其間旅次順序，似與今日相關地理位置有所不順通，或許當時道路交通的狀況、兵災盜匪的阻撓或地名變更等的混淆。

但文中簡短帶過“蔴哈葛鏡橋犵狫寨對岸，削壁陡絕，鐫神畱宇宙四大字在上”，則可能是聽聞而未實際登臨。神留宇宙的石刻，在今日貴州平越縣南二里的仙影崖，上有張三豐遺影，與明郭子章於明萬曆31年所題該四字。郭子章(1543-1618)，江西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於萬曆27年授右副都御史、貴州巡撫後，翌年即平滅了盤踞播州29世800餘年的楊氏土司於萬曆24年時任世襲播州宣慰使土司楊應龍所發起波及四川、貴州、湖廣多省的叛亂。一般史稱此為平播之役，與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合稱萬曆三大征。郭子章“治黔十年，穩定黔疆，振興文教，政績卓異，被譽為黔中名宦之冠”。明代是全真道傳入西南地區的重要時期，據稱張三豐是在貴州平越高真觀悟透成仙之道，因此民間有稱張三豐是「武當山得道，福泉山成仙」。犵狫是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麻哈州則是明清兩代貴州的一個土司治理地區。葛鏡橋現今也還在，位於中國貴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教場村，橫跨麻哈江的一座三孔石拱橋，始建於明萬曆46年，民間於2006年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時艱辛困難的工程，民間總會有神蹟之說的，稱張三豐感於葛鏡的積善造橋，於是以法術將豆腐點化成石料，幫助葛鏡屢次失敗後的建成。村寨地名或會更迭，但舊橋與舊石刻，應無遷移。以現今地圖來看，不論是從距離或方向而言，從葛鏡橋是看不到每字只有50公分見方的神留宇宙刻字的。

今日的旅游行程與景點，許多都已大眾化的平凡無奇，於是也興起了重走古書中故事路線的游風。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章回小說中路線，距離現在年代已太久遠，不只地理上滄海桑田的更動，情節中也是杜撰許多而不可憑。因此，黃向堅的萬里尋親往返路線，倒是可參考的壯游路線。

游紀經常是歷史、地理、博物學中的重要參考材料與佐證。因為這些周邊旁物，經常不是游紀主人為文的主旨，順筆寫下與無心紀錄的，多數偽假的也較少。個人看行旅記事的文章與相片，更喜觀察主題外的風土人情與生物自然，也常有意外收穫。事實上在今日網路的普及與寫真，全球許多新物種的發現，也是生物學家們，透過第三人在社群媒體分享的相片與記事而循線追索確立的。

諭稟留稿，多半是官員商紳家族所留公文手抄紀錄，因是第一手的資料且存世稀少，因此彌足珍貴。諭為上對下的告示，稟則為下對上的報告。本抄本厚達210頁，並於卷首黏附鮑槐記片單1張，書中並夾有附片3張，分別為鮑氏祖墳圖、為寬恩免傳准予銷案以免訟累事、選充地保以衛地方事等。時間起自同治10年至光緒28年間；地緣主要在浙江衢州、紹興二府下的諸縣城與上海間；事由則為鹽務訴訟館裡、宗族田產家財祭祀、與國家地方政事等。清文獻中，地方公文資料留存甚少，詳細內容多已不可考，因此本諭稟留稿也就彌足珍貴了。

留稿中詳細記載了同治光緒年間，浙江衢州府江山縣、西安縣等經商，包括鮑公益、鮑祥泰、鮑誠、胡義隆等等十數百人與官府間的往來公文，關於鹽業管理、訴訟、與利潤分配等事；也包括了浙東鹽務中紹興府的山陰、會稽、蕭山三縣。兩浙江淮地區是在清季中葉後，鹽業鹽務獲利最豐，糾葛紛爭與管理條例變更最劇之地。本寫本資料中，即有大量關於鹽務的累年訟案、管理等諭稟資料。

中國自古以來鹽業都是重事，攸關百姓民生與國家財政。明清後各項專賣捐輸條目繁多，學界已有長足的研究，也就不多贅言。基本上，清朝中期以前主要承襲明朝制度，即將特許鹽商編成綱冊，基本上是世襲壟斷的專賣集團把持，通稱綱運制或鹽綱。清道光、咸豐時，內憂外患、中外戰爭不亂，國弊民疲，加上私鹽買賣十倍於官鹽，鹽務管理更是朝夕更變。道光、咸豐間，江淮一帶已推動以票鹽法取代鹽引綱運制，官紳商民只須納稅後就可承運鹽務，逐漸消彌了鹽商的壟斷與財脈。惟到同治中期，江淮督撫曾令鹽商一次性鉅額捐輸以籌軍餉，並允以不再開放新商戶而恢復保障總商大戶的世襲壟斷。但到光緒朝時，又認為同治年間的捐輸，鹽商所換得的壟斷性鹽票獲利太豐，又再廣開鹽票捐輸自由買賣。其中關鍵在於鹽票價碼與市面行情間之差距究竟如何，經查許多研究論文中的數字，出入頗大、莫衷一是而無可比對。目前可考信史有故宮軍機處檔摺件中，同治年間任職江南道、京畿道監察御使的許廷桂，曾奏請敕兩江總督增添鹽引票等款修築隄工事的內容。該奏摺稱：「臣聞淮南票鹽每票一張私售銀八九千兩，各商獲利甚厚。前年協賑天津，酌添引票，各商納銀後摯，踴躍爭先。擬請速敕兩江總督查照，增添引票二百張，每張收銀六千兩，較私售票價減去三分之一，各商必樂從，一兩月間計可集銀百數十萬兩，儘速解赴河工以供修堤之用」。

明清時鹽商中有再分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其中當然以總其成的總商獲利豐厚，許多更是富可敵國、權傾一時的。也不知何故，明清時鹽商中以出身徽州所轄六縣的最多也最強，發達後多移居江淮富饒之地，揚州、杭州等處更是當時富商巨賈的首選。根據兩地地方志所記，出身徽州六縣的佔江淮鹽商的總商中過半甚至近三分之二。徽州鹽商中，有幾支大家，其中有鮑氏一族，百年來開枝散葉的在江淮鹽務上舉足輕重；先後有鮑志道曾為兩淮總商、鮑簡錫曾總理浙鹽、鮑紹翔先據西安鹽引，後再轉至浙西江山業鹽。據史料、地方志、族譜，與許多現在剖析教導經商之道的文案，多記載有關歙縣著名鹽商鮑尚志，安排其子鮑紹翔杭州學做生意後，於嘉慶道光年間，鮑紹翔在浙江江山縣經營鹽業富貴有成，而致“顧人多忌之，輒藉端欺陵，爭論不休者凡數家”，從縣衙、府道、到巡撫憲臺，大小官司纏訟十幾年未休，但鮑紹翔總是可以“先後曆十餘年而志未嘗稍挫焉”，鮑氏晚年曾示以兒孫“餘每逢強敵，必有相與成之者，天下事知非可以一手一足自持也，汝曹當深念之”。本手寫抄本中，許多都是衢州江山縣、紹興會稽縣中鮑姓某某等的鹽業事，與鮑氏某族人支系的田產祖墳祭祀等，頗有參考填補歷史資料價值。

又，本書中更許多細目未見史料，例如光緒13年紹興府的「山會蕭三縣肩課改歸商邑更訂章程十三條開摺恭呈憲鑒」的詳細抄錄，其中包括「錢清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蕭山境內一千六百八十引；東江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會稽境內一千二百八十引….」等等具體數字與分配及管理規定，為多數現有關於清季浙東鹽業研究資料中所闕如的。

本書後段則為軍國大事抄件，包括有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候補道易順鼎上書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文等等的抄記，並有硃筆眉批。文中並抄有「上諭現在中外大開戰 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剿獲勝，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另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條)，「上海道余(聯沅)現奉南洋大臣劉(坤一)、兩胡督憲張(之洞)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各國公通…」等多段記事。內容雖多與《西巡回鑾始末記》同，但文字與時間與該書及史料記載有些許出入，也可做為晚清更子國變的校考之用。

《國家地理雜誌》是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官方雜誌。自 1888 年9月22日第一期發刊起，就以大量的精美相片寫實的聚焦於全球地理、歷史和世界文化而聞名遐邇。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尤其是在旅行出國非常困難的上世紀中期前，《國家地理雜誌》引導了西方菁英、知識份子對國度外世界的理解與看法。

本文介紹的為1911年11月號，及1919年9月號。內容精彩豐富，尤其是有多篇關於中國、日本的重要又附照片極多的重磅文章。百餘年前即便《國家地理》雜誌，有大量彩色清晰相片的也不多見！

1. 1911年11月號，William W. Chapin 的《日本一瞥》，計37頁中有多達44張多數都還是彩色的照片，寫真還原了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物、街景、風俗與景觀。有日本學者(1, 2)認為，藝妓 (geisha) 這個詞是在這篇文章的照片說明中首次使用的，還出現了日本藝妓的第一張照片。在這種以照片形式的視覺主導的文章中，有多張照片描繪了穿著和服的年輕女性，及其他主題的女性人物。當這些日本女性形像出現在英美精英男性讀者青睞的國家地理雜誌的注視下時，關聯了西方傳統的日本天真、純潔、聽話的年輕女孩的形象，這或也同源於約翰·路德·朗 (John Luther Long) 的《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 所流行的形象。例如，作者在一張照片的說明文字中，提到校園中的三位女性，舉手投足間就呈現自然的藝術美姿。本篇中還有包括百餘年前京都的金閣寺、厳島神社的多寶塔、日光德川家康將軍長眠之東照宮、廣島海上鳥居在滿潮與低潮時、人力救護車、藥妝店、走方僧侶、旅道中的茶室(作者特別提到不同於多數是年輕女服務生的這間是倍感親切的一對老夫婦)、在家中怡然自得飲茶的女性(作者也提到日本傳統坐姿是西方人無法感受舒適的)、櫻花祭時節東京郊外荒川區嶺上的舞者群眾等等的珍貴彩色相片，非常值得珍藏保存並一窺百年前的日本實際。
2. 1911年11月號，Ernest Henry Wilson 的《花的王國–中國》，計35頁中有多達24張照片。人稱中國人威爾森的英國人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 (1876-1930)，是二十世紀初全球最著名的植物採集家、探險家。E.H. Wilson曾在著名的英國皇家植物園(3)工作，後轉職James Veitch & Sons (4)，負責中國植物的收集，包括當時在西方夢寐以以求的珙桐(5)。E.H. Wilson於是深入湖北偏遠山區包括雲貴高原、秦巴大山等地，採集珍稀植物，並於1902年攜回近千種球根、塊莖、種子、標本等等，多數成了今天西方主要的觀賞商業品種。其後E.H. Wilson又轉往Arnold Arboretum(6)工作，並再多次前去中國，擴大採集範圍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終其一生計採集了超過4500種植物標本，與引進超過2000種亞洲植物到西方，其中也有約70多種植物以其名命名，例如於1903年在川西岷江沿岸發現的著名的中國原生岷江百合（Regal Lily, Lilium regale E. H. Wilson）。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在亞洲、非洲的殖民與掠奪，造成了許多珍貴文物遺產與自然資源的損失。在那個時代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相對疲弊落後，自然無力也無意識維護，而且彼時也無今日的文化遺產自然資源的國際保護公約。本文中可看到，E. H. Wilson代表西方資本雄厚的商業公司，在中國西南偏鄉招募苦力，深入大山蠻荒遍尋珍稀植物運回西方。本篇中有許多百餘年前中國西南地方包括當時的成都，及廣興地區的楠木圍繞的古寺廟等等的寫實相片，可一窺百年前的中國實際。
3. 1919年9月號，Charles K. Edmunds 的《山東-中國的聖地》，取材豐富，以生動圖文描述百年前的中國山東。作者Charles Keyser Edmunds (1876-1949) 是美國工程師與物理學家，二十世紀初長期在中國工作，本文為其時任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7)校長時(1907–1924)所發表的。Charles K. Edmunds於1924年返回美國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再於1928年起擔任加州Pomona College (8)的校長，綜其一生於科學、工程、教育、國際、人文等，都有輝煌的成就與諸多發表，尤其在中國時期，發表過許多關於教育改革、科學普及論的重要著作，現也被廣為引用。在本篇中，作者圖文並茂的描述了山東的生活、文化與文物，包括被枷鎖與即將被處死的罪徒；數以萬計如螞蟻般的苦力在修救決口的黃河；泰山孔廟與曲阜的景色；與著官服的孔子第76代後裔半頁全身照(9)等22張珍稀相片，可一窺百年前中國山東的真實樣貌。
4. 1919年9月號，Maynard Owen Williams的《孔子的後裔》，也是以山東為主，側寫當時中國人與生活，尤其是山東廣大的底層，那時西方以苦力(coolie)來稱呼那一群以付出勞力來維生的廉價勞工。在大約美國Iowa洲大小的山東，有著艱困生活的3千萬人，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有數十上百萬的苦力離鄉背井，或參與歐洲的一戰與戰後重建、或在美洲開採黃金與耕種大田、或在中國為日本人修築跨越西伯利亞到俄羅斯的歐亞鐵路。文中提到：「山東農民或苦力是一群堅強的，或許思維緩慢但絕不是愚蠢的人，不輕易發怒、也不輕易原諒，他們的耐心地生活並與大自然一起勞作。他們雖然缺乏商人的機智和士兵的好戰特質，但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類機器。他們的適應性很強，在完成簡單的任務時，也獲得了很高的技能」。作者注意到山東龐大的勞動力資源庫，與較低水平的生活要求，及做為儒家思想發祥地的子民，在輸出於西方工作再回到中國後，即將發揮其強大的力量和現代化建設的貢獻。本篇中並以15張相片，生動的記錄了當時的廣大苦力階層的生活及等點滴，及山東優良的蔬菜水果農產品，並詳細描述了運河漕運等水運的許多優點，包括有農產品與生豬裝簍船運等的相片。作者Maynard Owen Williams (1888-1963)，於1919年成為第一位《國家地理》的正式海外派駐記者，探索記錄了全球許多重要歷史時刻，並開創奠基了旅行攝影的意義。

參考附記

1. 信岡朝子, 2019, 「美しき敵国」の謎――明治・大正・昭和初期の『ナショナル・ジオグラフィック』誌における日本の写真, 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 第21号45‐66 (in English)
2. 小暮修三, 2008, アメリカ雑誌に映る〈日本人〉――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へのメディア論的接近, pp. 186, 青弓社
3.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成立於1840年，至今已是全球植物園、典藏與相關學術研究的國際翹楚
4. 由John Veitch (1752-1839) 建立的維奇家族，於19世紀初創立維奇苗圃。由於John Veitch本人的專 與實力，聘請了包括家族成員及本文作者E.H. Wilson在內的二十餘位植物獵人，都是對植物鑑別與蒐集的高手行家，多數後來也都是公認的頂尖植物專家，包括現在許多植物的發現與命名來源；例如William and Thomas Lobb兄弟的蝴蝶蘭、石斛等：Charles Maries 的冷杉、桔梗等等。
5. 珙桐(Davidia involucrate)，是一種約6,000萬年前新生代第三紀留下的孑遺植物，在第四紀冰川期後在全球多地方滅絕，只有在中國少數地區倖存下來，成為了植物界的活化石。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飛翔的白鴿，因此西方俗稱鴿子樹，現已列為中國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為中國特有的單屬植物，也是全世界著名的觀賞植物。
6. 哈佛大學於1872年設立的在北美最早的公共植物園，目前也是國際間著名的學術研究、教育、觀光的重要基地。
7.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即為由美國長老會駐廣州傳教會成立於1888年，在中國稱為格致書院的西方學校，1916年中文校名改稱嶺南大學，1927年英文校名也改為Lingnan University並交由中國人管理。於1949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嶺南大學分拆併入於今日的中山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名言，就是孫文先生於1923年12月21日對嶺南大學的演講詞。
8. 位於美國加州洛杉磯東約50公里，現為國際知名、全美排名前五的文理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這類學校原於英國，承襲歐洲古老的菁英教育模式，以訓練思辨，溝通和研究能力的全人教育為主，通常沒有設置新潮流的實用科系，通常規模小但師生職員多是菁英，且財務獎學金等都非常豐厚。因為競爭激烈、入學困難、訓練學養紮實；畢業生一直都是全球各大學、企業等各界爭相網羅的人才。依據2021 US News排名，美國前五的文理學院依序為Williams College (麻州), Amherst College (麻州), Swarthmore College (賓州), Wellesley College (麻州), Pomona College (加州)。值得注意的除Ppmona College外，其餘不出意外的都在美國傳統的東北新英格蘭區。
9. 應為孔令貽 (1872-1919)，父親孔祥珂早逝，於1877年5歲時即襲第31代衍聖公；1919年1突發背疽，病逝於北京太僕寺街衍聖公府，翌年遺腹子孔德成誕生後承襲衍聖公。衍聖公於元朝時賜三品印，明朝改為二品，清朝改為正一品。相片中拍攝時已入民國，故朝服、頂戴等已難精確考教了。袁世凱稱帝後，曾加封孔令貽郡王銜（大中華雜志, 1916, 2(1):169, 時事日記1月1日：孔令貽仍封衍聖公加郡王銜）。因此圖中朝服中的補子不是一般文官一品的方形仙鶴而是用圓形龍。孔令貽雖加封為郡王但非皇室，圖中補子用正臉正龍而非側臉行龍，就值得再考據了。晚清時，朝廷對衍聖公賞賜加恩甚豐，例如申報於宣統2年12月22日的照登〈交旨〉中即有：「十二月十二日軍機大臣欽奉…孔令貽著賞穿帶膆貂袿欽此」。在晚清時，帶膆貂袿遠比黃馬褂、紫禁城騎馬等等的稀罕尊貴許多，因此有許多孔令貽的相片是帶膆貂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