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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收藏是銘刻在人類基因中數十百萬年的天性,至今多數人都仍會以不同表徵行為來呈現,只是目的已從生存變為生活了!除了在食衣住行方面不經意的過量準備以回饋生存需求的原始本能之外,文物藝品可能也是多數人滿足生活品質的一種方式。

文物藝品中,書畫、瓷器、工藝品項目可能是最普遍的,且是生活中俯拾可得的。藉由現代傳播科技與公私博物館、藝廊等等的便及與推廣,更是多數人都已有的經驗。現代科技,已使書畫項目可以非常平易近人,百千元的花費,就可開始欣賞、開始收藏。許多合法的書畫複製品與高清電子檔,都是增添生活樂趣的雅事。但也由於現代科技的精準,高價仿古書畫、瓷器的贗品充斥滿市,除非經由精密儀器分析紙張油墨成分等與可信賴的來源外,即便是高手大家也多難再憑經眼過手的經驗判斷真偽了。

古籍善本類,則是一項從來不會過火也不會消逝的文物藝品。就紙質文物而言,古籍珍本的贗品一向不多,因為從紙張、油墨、刻板、印刷、裝幀功夫等來看,及在拍賣交易市場行情較書畫少一兩個零的現實而言,做假者與投資炒作哄抬群,都會選擇從單張紙質文物即書畫類下手,而不是費工費勁的去做一套相對價值低的假書。雖然古籍善本的真正贗品不多,但仍存有偽充冒名者。要能掌握其中版本內容的特徵與價值意義,在所有文物藝品類項中,相對就要有較多的學習歷程了,也要對文史有一定的喜愛與了解;也因此市場群眾較為有限。

本站即擬從不同角度,來敘說古籍文獻珍善本中的一些故事。本站也非常歡迎同好開闢專欄分享所知,共同耕耘古籍文獻的欣賞與收藏。

清末山東籌備地方自治寫本史料

宣統二年《山東全省籌備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一覽表》《山東全省州縣自治研究所學員姓名冊》寫本兩冊,並有《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為詳記關於清末新政地方自治辦理情形之原始檔案文獻,即非僅有,也是罕見!

晚清地方自治之推動,實際施行僅約兩年餘,清朝即覆亡,因此存世資料非常有限。省一級的自治諮議會資料,因多有報告存查中央及省轅,故記錄較多也較完整。但至州縣地方的最初級的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則多無直接文獻史料;現今多數學術探討所言之州縣自治有關的人地事物,多從當時的報章雜誌、及各地方志中採擷的片段資料,並無完整直接依據,且期間多有出入。本件二冊,詳記「山東通省一百七州縣於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完成設立自治公所,與除歷城縣外全省設立一百六處自治研究所,學員四千五百三十九名。除將學員姓名繕造清冊一併呈報外,並將籌備研究兩所開所日期、職教員姓名、及籌辦經費志表繕呈」。

本件的藝術性在於全本館閣體精寫,工整端正、書法畫線一絲不苟,白棉厚紙、書面綾布綾籤精美線裝,並記錄「宣統二年八月二七日到」。書內首頁記始末摘要,末頁蓋有關防,顯為山東省向朝廷報告存檔的原始進呈本。

時已清末,翌年清亡,包括地方自治等新政,當然也煙消雲散或改頭換面了,因此存世實體可信文獻,又為進呈宮中存檔者,並有章程摺與附單文件,珍貴與完整應是極稀。

清末民初所實行的地方自治,在省一級推動的迅速,但到了地方層級,則因種種原因,推動較慢,甚至到清朝覆亡,也未及能在全國範圍內完整實施。因各省督撫直接往來溝通於中央,加以人才匯集,因此省諮議會的設置,除迅速外且史料充分。立憲中擬建立的地方自治,包括州縣的上級自治、和城鎮鄉的下級自治兩級,但史料文獻多闕,較無從考。

在省一級方面,清末於各省設諮議局,作為省議會的預備,是籌備憲政重要的一部分。光緒34年6月,憲政編查館奏定諮議局章程及諮議局議員選舉章程,並明定辦理期程。各省督撫承命後,均積極辦理籌辦處,並多以藩、學、臬三司為總辦,並由督撫親自直接領導;除向朝廷表達辦事效率外,亦向民間與革命黨展現開明革新之意;側面激勵之原因,也因前年安徽巡撫恩銘遭革命黨人徐錫麟認為改革緩慢推諉而將之刺殺身亡案,撼動震攝了高級官員。各省籌辦地方自治均慎重其事,設機關、編預算、定期程。慎重其事,機關並有向朝廷請領獲頒的關防大印以資為憑。在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檔案中即有:宣統元年11月24日硃批吉林巡撫陳昭常奏報刊發吉林諮議局關防一顆事,宣統2年2月19日河南巡撫吳重憙奏請刊發河南省地方自治關防一顆摺片等。但現今存世史料中,鈐有地方自治機關關防大印的文獻實體信物中,本件應是即非僅有也是罕見的

諮議局章程規定,各省諮議局的議員人數,以各省學額總數百分之五為準,及漕糧每三萬石加一名。惟清末在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之亂後,全國兵荒馬亂運輸疲弊,除江浙兩省仍有漕運米糧外,其餘全國包括山東省的漕糧已完全改折換算銀兩徵收,故悉以學額為準,訂為一百名。根據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清宮軍機檔案,宣統元年10月28日山東巡撫孫寶琦,曾奏報山東諮議局第一屆開會閉會情形,奏摺除敘開議事由外,當然也要歌功頌德,內容略有:「山東諮議局於九月初一日開會,並舉議長翰林院編修楊毓泗…至九月二十日閉會。朝廷宣布立憲甫及三年,今竟得以通國各省普開議會,官紳互相砥礪共謀國民之幸福,進行不可謂之不速,若非…皇上繼述先志堅定不撓何克有此,此誠中國人民之慶。臣仰蒙恩命忝撫東邦目睹諮議局之成立,歡忻何極…」。

至於下一層的地方自治,本件依據即為光緒34年12月發佈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本藏《憲政編查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並選舉章程摺附單二件》,內有上諭、奏摺、自治章程、選舉章程四部分31摺頁,厥為詳盡。書內首為「監國攝政王鈐章,光緒三時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議憲政編查館奏核議民政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並另擬選舉章程一摺… …軍機大臣署名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傅霖那桐」,次有憲政編查館五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大學士世續、大學士張之洞、協辦大學士鹿傳霖、大學士那桐,依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奉旨依議奏摺詳敘原委史末,再即為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與城鎮鄉地方選舉章程。章程中定凡府廳州縣各官衙所在地稱城,其他市鎮村莊屯集人口五萬以上者稱鎮,五萬以下者稱鄉。惟中國幅員遼闊,偏鄉州縣擬辦自治實際上有人才與經費的現實困難。山東巡撫孫寶琦曾於宣統2年4月28日奏請變通地方自治章程,因茲事體大直至宣統2年7月20日由領班軍機大臣和碩慶親王奕劻領銜,包括另外四位軍機大臣兼憲政編查館大臣的多羅貝勒毓朗、大學士鹿傳霖、署大學士那桐、協辦大學士徐世昌、及御前大臣民政部尚書和碩肅親王善耆、民政部左事郎兼署步軍統領烏珍等一干皇親重臣具款奏為議覆,其內容略謂:「孫寶琦奏…內地情形人民程度上有不免窒礙之處,縷陳可慮,四端謂宜就目前各廳州縣籌備公所改設聽州縣自治會,萃一邑之人謀一邑之事,其市鎮人口滿五萬以上者亦可先行舉辦,此外各鄉均宜從緩,應俟教育普及、實業發達,然後體察形勢、酌量財力,逐漸分設鄉會。伏讀宣統元年十月十三日欽奉上諭立憲要正無取虛文粉飾徒事鋪張… …欽此。地方自治為憲政之一端,自當因地而施,以期實事求是。各省地方果有實在窒礙情形,應准該省督撫將一省之中何府何廳何州何縣,一府廳州縣中之何城何鎮何鄉臚陳實在情事並緩慢自治緣由奏明請旨辦理,庶於循名責實之中、兼寓通變達權之用,而於憲政進行仍無阻滯庶為妥善所有」。

在訓練自治人才方面,由省籌辦訓練種子人員。依據宣統元年2月16日山東巡撫袁樹勛奏報籌辦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事由所載:「於上年冬間即擬定自治研究所章程,計東省一百零七州縣,每處選派二人到省入讀所研究… …業餘本年二月初一日開課… …一俟養成此項自治人才略有基礎再推行…」。如同在省由督撫親辦地方自治,州縣公所與自治研究所,也多由知縣親自主持或委任相當層級人員主辦。例如省治所在的濟南府歷城縣自治公所所長汪懋琨,曾任上海縣知縣累遷正三品高官;光緒30年山東奏准開設海外通商並自定章程,為時任巡撫周馥借重上海經驗,延攬汪懋琨返鄉出任新設立的山東商務總會總理,並於通志局編史修志。惟目前所見地方志等文獻史料,均無記載汪懋琨也曾任家鄉故里歷城縣的自治公所所長事,這也正是本件所載近五千人姓名所在等原始資料,可做為補足史志不足的可貴之處。

本件還記錄有各自治公所的籌辦維持經費來源,詳查各有不一,有公產籌措或私產籌捐,顯見晚清當時國家到地方的財政十分紊亂,也沒有中央財政預算統一劃編地方自治所需。掌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履康,曾於宣統2年07月07日奏請變通擬定國家及地方稅年限並懇將國稅提前規定以促自治而立主商事摺,但似也無濟於事。本寫本中的資料豐富,可見當時山東財政東挪西湊之一端;例如僅省轅濟南府中,就有:歷城縣由該縣關廂(城門外大街與附近居民地區)及洛口(曾是濟南的一個中要碼頭)糧行籌撥;章邱縣來自該縣糧銀票底籌撥;鄒平縣由該縣城鄉籌捐;淄川縣由該縣屠戶山果羊羢白條各行及官中廟產籌捐;長山縣由該縣學堂存款內借支;新城縣按該縣糧銀附捐;齊河縣由地方舊存項下挪用;齊東縣由肉槓牙行罰款戲會等項籌捐。至於自治研究所則多為省籌辦處統一發給補助費湘平銀壹佰兩外,其餘也由自治公所撥支。進呈朝廷的公文書講究用字嚴謹精準,本冊中經費來源僅濟南一府下,就有籌撥、籌捐、附捐、挪用、發給、借支、撥支等等不同名目,而來源更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此也更是本文獻可做為了解清末地方實際財政、及各地方商業百行興衰研究的另一用途。

蝶仙小史

蝶仙小史 二卷 附來蝶軒詩一卷 (清)延清 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2冊 特殊金玉夾頁,線裝 19×12.7。

特色摘要

  1. 流傳稀少,近於海內孤本;
  2. 最祖本,也是宗教西學外較早期的排印本;
  3. 首尾有稀見的編輯者延清的朱印鈐章「錦官堂藏書印」、「鐵君」各一;
  4. 少見的以特定生物-蝴蝶為主題的詩詞專輯;
  5. 金鑲玉裝的內層夾紙,為不多見的寫抄本再利用;寫抄者不確定何人,內容多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清延清所輯《蝶仙小史》的最早的版本,即為本藏的光緒23年《蝶仙小史二卷來蝶軒詩一卷》鉛印本2冊(9行24字)。後有光緒25年《蝶仙小史彙編二卷》刻本2冊本(10行25字),及《蝶仙小史彙編六卷》刻本5冊本等三種。從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可得知《蝶仙小史》存世極稀,全國普查中的公藏,僅存二十套左右,本藏的最祖本光緒23年鉛印版,更僅有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有存,也未見於各拍賣圖錄中。海外目前僅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光緒25年的六卷本及光緖33年後刻的蝶史楹聯、鐵樓楹帖等綜合集本。

本書前後有輯錄主人延清的藏書鈐印兩方,也是稀見,應是詩人延清於成書後所留珍本,做為自留傳家與贈送摯友之用。延清(1846-1917),字子澄,蒙古鑲白旗人,是清中晚期的著名詩人。由榮蘇赫等所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為目前最完整與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學史》中,將蒙古文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1840到1918間定為近代文學。該書特於第十二章漢文創作中第五節,以11頁(609-619)的篇幅,專章詳述「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延清」,並譽為「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不僅在清末民初、而且在整個近代的蒙古族漢文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是一位創作數量最多(一千數百餘首)、反映現實最深入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

《蝶仙小史》的主題與成書之由,也是在古籍中所稀見的。自清乾隆年間,太常仙蝶一事,仙蝶已在京官文人間沸沸揚揚的傳為祥瑞之兆。延清於光緒19年夏於家中見巨蝶飛入連二日,恰好是日延清愛子彭年入試奏捷適得功名,於是興起「彙集國朝各家著述及名流題詠釐為二卷,恭錄禦製詩冠諸首顏之曰蝶仙小史,附拙作來蝶軒詩於其後,亦藉以志其梗概雲」。在友人曹允源的出版序中也說:「子澄水部自甲戌通籍跧伏郎署二十年,癸巳夏有仙蝶來翔室中,未幾得真除,於是有蝶仙小史之輯」,意思是說延清在同治十三年登甲戌進士後,一直當著小郎官,仙蝶來後,旋獲真除主官;父子倆代,分別進爵登科,所以視為吉慶之兆。按,延清在文學上赫赫有,著述文藝資料豐富,但在仕途上的經歷過程,史料不多。只知在進士及第後,長期在工部的屯田司、都水司、寶源局等轉遷任職。由本書序言資料,可補其生平經歷一部分。文中「水部」一詞,雖在魏、隋朝時,指掌管水政的獨立主官,但唐以後水政併入工部,鮮有再稱水部的;水部在清代則是各部屬官的通稱,有時也是屬官對其長官的自稱。因曹允源生年與登科均較延清晚十幾年,進士後除短暫任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外,生平都在外省地方任官,未曾直屬一直供職京官的顏清,因此此處水部應為抬格尊稱年兄,也可知在光緒19-22年間,延清應任職於工部都水司。延清以為官清廉著稱,於見仙蝶入堂後,確實也開始仕途順遂了。清實錄紀:「光緒26年2月23日諭內閣…工部寶源局…監督延清…均著交部議敘,以為潔己奉公者勸」。又據大公報天津版光緒31年4月13日:「上諭恭錄奉旨翰林院侍講學士著延清補授欽此」,宣統3年10月28日:「邸抄奏派補選文職六班,派出善佺、恩祥、恩華、誠璋、延淸」,此時延清已是官至二品的重臣大員了。

至於延清看到的是什麼蝶,就說不清楚了。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對生物的描述,多較抽象與意涵化,因此多難精準辨識到種的階層。因為延清在序中有具體講到「巨蝶飛來、大如蝙蝠、色亦如之,四趺鬚綴雙珠,兩翅中各有一圓圈作太極圖形,蝶背細毛蒙茸,金翠掩映,翅之四圍亦隱隱現五彩色。僕人意欲捕之,蝶似有知旋即飛去。翌日午忽又飛來,諦視之仍前蝶也,迴翔室中集楹帖及簾旌之上」。因此該蝴蝶是大型種、四足、不易捕捉,所以從生物學的知識來判斷,基本上可以限縮到鳳蝶總科中的蛺蝶科下的一種。因為一般蝴蝶都同昆蟲般的有六足,但蛺蝶科的前足萎縮貼附身驅,一般人看似四足。另外從地點、時間等來判斷,作者在自序中結尾「蒙古延清識於崇文坊之寓廬」,也就是在北京東城,這也符合嚴謹的京師八旗住所劃分中的鑲白旗居東之制,而崇文坊也是傳統官宦居所之在。至於時間為:「癸巳夏六月苦雨兼旬、青苔及楣,十三日午始晴。書室中忽有巨蝶飛來」,即西曆的1893年7月25日下午。以這些線索與背景知識,推測應為大紫蛺蝶的雌蝶。此推斷亦符合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楊宏編著的《北京蝶類原色圖鑒》,「蛺蝶科…已發現在北京地區有58種,占北京已知蝶類的l/3…其中最大的為大紫蛺蝶」,「大紫蛺蝶…翅展80~115毫米…雌蝶全翅面暗褐色…成蟲5~7月出現。此種蝶為大型美麗的蛺蝶,被日本選為國蝶。雌性體明顯大於雄性,飛行迅速而有聲,常徘徊於樹梢不易捕捉」。但因為昆蟲較易隨地理環境與氣候季節等演變而改變外型,因此在沒有相片、模式標本、或宮廷畫家的西方寫實素描等參考資料之下,憑藉文學與書畫的描述,最多也此能推斷於此而無法更精準論定的。

蝴蝶早見並多見於中國文學詩歌、戲劇傳說中,從莊周夢蝶到梁山伯祝英台的化蝶飛,歷朝不輟。至清乾隆御題詩詠北京太常寺仙蝶,並印發賞賜內外大臣後,更是被引申為祥瑞之兆,一時間官員爭相進表題賀,文人著書作畫的傳為風氣。到光緒時,延清有系統的收錄了清朝關於蝴蝶的詩詞,輯成《蝶仙小史》,也或許是古籍中的唯一專輯。編成後,延清循文人雅例,分送好友長官,其中一位信勤(字懷民,滿洲鑲黃旗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撫,綏遠城將軍),於收到後,回贈一幅著名書畫家張士保,於同治4年所繪的太常仙蝶圖已為酬和,也可見《蝶仙小史》的價值與延清的份量。

歷來詩詞中講到蝴蝶的不在少數,但沒有完整的收錄與比較。雖然各版本收錄詩數不等及有些重複,但《全唐詩》57,000多首,《全宋詩》254,240首,應已是至今較完整的斷代詩詞收錄。本文使用了”全唐詩、全宋詩分析系統”,瞭解到在《全唐詩》中,共出現蝶字計有557個,且不出所料的李商隱以30個排名第一,其次有溫庭筠的19個、白居易的15個;以佔比詩人的詩數來說,也是李商隱在《全唐詩》收錄的全616首中有30首用了「蝶」字的4.87%排名第一,其次為溫庭筠429首中19首的4.43%、及司空曙的175首中7首的4.0%。到了《全宋詩》時,「蝶」字共出現計有2271個,佔全時期收錄詩量比例為0.89%,略少於《全唐詩》時的0.97%。在《全宋詩》中喜用蝶字佔比高的前3位詩人分別是朱淑真338首中23首的6.8%、劉辰翁214首中11首的5.14%、與張玉孃119首中6首的5.04%。在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中,蝶字用的其實並不多,蛾字在《全唐詩》為441個更少,還要扣掉如蛾眉等的非指生物的形容詞。唐宋詩中出現的生物名,當然是以植物類的如花、草、林等的統稱比較多;動物中則以「馬」出現最多,在唐、宋詩中分別出現5788, 16362次。《全宋詩》收錄量約為《全唐詩》的4.5倍,其間各種動植物等生物名稱,在《全唐詩》與《全宋詩》中出現的比例與排序差異不大。比較特別的有「梅」在《全唐詩》中出現1087次,但在《全宋詩》中出現12829次,百分比頻率達2.6倍,或許宋人較愛梅吧;其餘宋詩中出現較唐詩中頻繁的生物,還有牛、菊等等的,詳細分析於另文中。

至於蝴蝶二字稱呼的由來,應是本於中文造字六書的要義,而非是一般所見以「胡」、「番」等命名外來物種。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蟲部卷四十蟲之二卵生類下;「〔釋名〕𧌄蝶,𧌄音葉。蝴蝶〔時珍曰〕蛺蝶輕薄夾翅而飛枼枼然也。蝶美於鬚、蛾美於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為胡也」。所以蝴蝶二字是以虫字旁示意為昆蟲,再以特徵鬚鬍、與翅如薄葉,形容成昆蟲名。在古籍經典中,有作「蝴蝶」或「胡蝶」的不同寫法。由於現存的古書,都至少已是唐宋以後的物品,無法判斷先秦至漢隋間的書寫用字,除非求諸甲骨鐘鼎金遺物。在公藏文物中,最早的一件是東魏元象二年(539)的〈東魏正信佛弟子居士趙融率鄉賢道俗二千餘人造三級浮圖凝禪寺碑記〉,其中就用「蝴蝶」二字如圖。另一方面,由於東魏(534-550)是分裂自鮮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北朝時期的第一個朝代北魏(386-534),標準的五胡十六國政權,該時期的用字應也不會自稱為外來胡。凝禪寺位在河北省元氏縣白婁村,當時屬東魏所轄範圍,於元初燬於火,碑石也斷為二,重見於1920年的考古發現。在該碑未毀前的拓片中,包含以蝴蝶等昆蟲描繪人生的一段話,非常有深意,也謹抄錄為結束語:「觀世之歸死也。何異飛蛾之夕火焉。慘隼羽之度牖。悼蝴蝶之變靈。怨蟬啼之漏促。悲霜蔕而淚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