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t1226

《國家地理雜誌》是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官方雜誌。自 1888 年9月22日第一期發刊起，就以大量的精美相片寫實的聚焦於全球地理、歷史和世界文化而聞名遐邇。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尤其是在旅行出國非常困難的上世紀中期前，《國家地理雜誌》引導了西方菁英、知識份子對國度外世界的理解與看法。

本文介紹的為1911年11月號，及1919年9月號。內容精彩豐富，尤其是有多篇關於中國、日本的重要又附照片極多的重磅文章。百餘年前即便《國家地理》雜誌，有大量彩色清晰相片的也不多見！

1. 1911年11月號，William W. Chapin 的《日本一瞥》，計37頁中有多達44張多數都還是彩色的照片，寫真還原了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物、街景、風俗與景觀。有日本學者(1, 2)認為，藝妓 (geisha) 這個詞是在這篇文章的照片說明中首次使用的，還出現了日本藝妓的第一張照片。在這種以照片形式的視覺主導的文章中，有多張照片描繪了穿著和服的年輕女性，及其他主題的女性人物。當這些日本女性形像出現在英美精英男性讀者青睞的國家地理雜誌的注視下時，關聯了西方傳統的日本天真、純潔、聽話的年輕女孩的形象，這或也同源於約翰·路德·朗 (John Luther Long) 的《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 所流行的形象。例如，作者在一張照片的說明文字中，提到校園中的三位女性，舉手投足間就呈現自然的藝術美姿。本篇中還有包括百餘年前京都的金閣寺、厳島神社的多寶塔、日光德川家康將軍長眠之東照宮、廣島海上鳥居在滿潮與低潮時、人力救護車、藥妝店、走方僧侶、旅道中的茶室(作者特別提到不同於多數是年輕女服務生的這間是倍感親切的一對老夫婦)、在家中怡然自得飲茶的女性(作者也提到日本傳統坐姿是西方人無法感受舒適的)、櫻花祭時節東京郊外荒川區嶺上的舞者群眾等等的珍貴彩色相片，非常值得珍藏保存並一窺百年前的日本實際。
2. 1911年11月號，Ernest Henry Wilson 的《花的王國–中國》，計35頁中有多達24張照片。人稱中國人威爾森的英國人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 (1876-1930)，是二十世紀初全球最著名的植物採集家、探險家。E.H. Wilson曾在著名的英國皇家植物園(3)工作，後轉職James Veitch & Sons (4)，負責中國植物的收集，包括當時在西方夢寐以以求的珙桐(5)。E.H. Wilson於是深入湖北偏遠山區包括雲貴高原、秦巴大山等地，採集珍稀植物，並於1902年攜回近千種球根、塊莖、種子、標本等等，多數成了今天西方主要的觀賞商業品種。其後E.H. Wilson又轉往Arnold Arboretum(6)工作，並再多次前去中國，擴大採集範圍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終其一生計採集了超過4500種植物標本，與引進超過2000種亞洲植物到西方，其中也有約70多種植物以其名命名，例如於1903年在川西岷江沿岸發現的著名的中國原生岷江百合（Regal Lily, Lilium regale E. H. Wilson）。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在亞洲、非洲的殖民與掠奪，造成了許多珍貴文物遺產與自然資源的損失。在那個時代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相對疲弊落後，自然無力也無意識維護，而且彼時也無今日的文化遺產自然資源的國際保護公約。本文中可看到，E. H. Wilson代表西方資本雄厚的商業公司，在中國西南偏鄉招募苦力，深入大山蠻荒遍尋珍稀植物運回西方。本篇中有許多百餘年前中國西南地方包括當時的成都，及廣興地區的楠木圍繞的古寺廟等等的寫實相片，可一窺百年前的中國實際。
3. 1919年9月號，Charles K. Edmunds 的《山東-中國的聖地》，取材豐富，以生動圖文描述百年前的中國山東。作者Charles Keyser Edmunds (1876-1949) 是美國工程師與物理學家，二十世紀初長期在中國工作，本文為其時任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7)校長時(1907–1924)所發表的。Charles K. Edmunds於1924年返回美國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再於1928年起擔任加州Pomona College (8)的校長，綜其一生於科學、工程、教育、國際、人文等，都有輝煌的成就與諸多發表，尤其在中國時期，發表過許多關於教育改革、科學普及論的重要著作，現也被廣為引用。在本篇中，作者圖文並茂的描述了山東的生活、文化與文物，包括被枷鎖與即將被處死的罪徒；數以萬計如螞蟻般的苦力在修救決口的黃河；泰山孔廟與曲阜的景色；與著官服的孔子第76代後裔半頁全身照(9)等22張珍稀相片，可一窺百年前中國山東的真實樣貌。
4. 1919年9月號，Maynard Owen Williams的《孔子的後裔》，也是以山東為主，側寫當時中國人與生活，尤其是山東廣大的底層，那時西方以苦力(coolie)來稱呼那一群以付出勞力來維生的廉價勞工。在大約美國Iowa洲大小的山東，有著艱困生活的3千萬人，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有數十上百萬的苦力離鄉背井，或參與歐洲的一戰與戰後重建、或在美洲開採黃金與耕種大田、或在中國為日本人修築跨越西伯利亞到俄羅斯的歐亞鐵路。文中提到：「山東農民或苦力是一群堅強的，或許思維緩慢但絕不是愚蠢的人，不輕易發怒、也不輕易原諒，他們的耐心地生活並與大自然一起勞作。他們雖然缺乏商人的機智和士兵的好戰特質，但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類機器。他們的適應性很強，在完成簡單的任務時，也獲得了很高的技能」。作者注意到山東龐大的勞動力資源庫，與較低水平的生活要求，及做為儒家思想發祥地的子民，在輸出於西方工作再回到中國後，即將發揮其強大的力量和現代化建設的貢獻。本篇中並以15張相片，生動的記錄了當時的廣大苦力階層的生活及等點滴，及山東優良的蔬菜水果農產品，並詳細描述了運河漕運等水運的許多優點，包括有農產品與生豬裝簍船運等的相片。作者Maynard Owen Williams (1888-1963)，於1919年成為第一位《國家地理》的正式海外派駐記者，探索記錄了全球許多重要歷史時刻，並開創奠基了旅行攝影的意義。

參考附記

1. 信岡朝子, 2019, 「美しき敵国」の謎――明治・大正・昭和初期の『ナショナル・ジオグラフィック』誌における日本の写真, 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 第21号45‐66 (in English)
2. 小暮修三, 2008, アメリカ雑誌に映る〈日本人〉――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へのメディア論的接近, pp. 186, 青弓社
3.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成立於1840年，至今已是全球植物園、典藏與相關學術研究的國際翹楚
4. 由John Veitch (1752-1839) 建立的維奇家族，於19世紀初創立維奇苗圃。由於John Veitch本人的專 與實力，聘請了包括家族成員及本文作者E.H. Wilson在內的二十餘位植物獵人，都是對植物鑑別與蒐集的高手行家，多數後來也都是公認的頂尖植物專家，包括現在許多植物的發現與命名來源；例如William and Thomas Lobb兄弟的蝴蝶蘭、石斛等：Charles Maries 的冷杉、桔梗等等。
5. 珙桐(Davidia involucrate)，是一種約6,000萬年前新生代第三紀留下的孑遺植物，在第四紀冰川期後在全球多地方滅絕，只有在中國少數地區倖存下來，成為了植物界的活化石。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飛翔的白鴿，因此西方俗稱鴿子樹，現已列為中國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為中國特有的單屬植物，也是全世界著名的觀賞植物。
6. 哈佛大學於1872年設立的在北美最早的公共植物園，目前也是國際間著名的學術研究、教育、觀光的重要基地。
7.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即為由美國長老會駐廣州傳教會成立於1888年，在中國稱為格致書院的西方學校，1916年中文校名改稱嶺南大學，1927年英文校名也改為Lingnan University並交由中國人管理。於1949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嶺南大學分拆併入於今日的中山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名言，就是孫文先生於1923年12月21日對嶺南大學的演講詞。
8. 位於美國加州洛杉磯東約50公里，現為國際知名、全美排名前五的文理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這類學校原於英國，承襲歐洲古老的菁英教育模式，以訓練思辨，溝通和研究能力的全人教育為主，通常沒有設置新潮流的實用科系，通常規模小但師生職員多是菁英，且財務獎學金等都非常豐厚。因為競爭激烈、入學困難、訓練學養紮實；畢業生一直都是全球各大學、企業等各界爭相網羅的人才。依據2021 US News排名，美國前五的文理學院依序為Williams College (麻州), Amherst College (麻州), Swarthmore College (賓州), Wellesley College (麻州), Pomona College (加州)。值得注意的除Ppmona College外，其餘不出意外的都在美國傳統的東北新英格蘭區。
9. 應為孔令貽 (1872-1919)，父親孔祥珂早逝，於1877年5歲時即襲第31代衍聖公；1919年1突發背疽，病逝於北京太僕寺街衍聖公府，翌年遺腹子孔德成誕生後承襲衍聖公。衍聖公於元朝時賜三品印，明朝改為二品，清朝改為正一品。相片中拍攝時已入民國，故朝服、頂戴等已難精確考教了。袁世凱稱帝後，曾加封孔令貽郡王銜（大中華雜志, 1916, 2(1):169, 時事日記1月1日：孔令貽仍封衍聖公加郡王銜）。因此圖中朝服中的補子不是一般文官一品的方形仙鶴而是用圓形龍。孔令貽雖加封為郡王但非皇室，圖中補子用正臉正龍而非側臉行龍，就值得再考據了。晚清時，朝廷對衍聖公賞賜加恩甚豐，例如申報於宣統2年12月22日的照登〈交旨〉中即有：「十二月十二日軍機大臣欽奉…孔令貽著賞穿帶膆貂袿欽此」。在晚清時，帶膆貂袿遠比黃馬褂、紫禁城騎馬等等的稀罕尊貴許多，因此有許多孔令貽的相片是帶膆貂袿的。

女性平權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已漸開風氣，具體重要的表現在包括女子入學受教育的權利，與不纏足運動的鼓吹。這兩項觀念風氣，經常須相輔相成。全國各地的鼓吹也多從女子學校發動不纏足，以做為表率，以求事半功倍。本件封面記：「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全晉天足總會名冊，山西公立女學堂印送」，即說明教育機構在推動社會運動風氣的重要，也是今日所強調的(大學)學校社會責任，於清末已是如此。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精品中，有一張「清末山西公立女學堂合影」，相片的說明簡介：「1907年《女學堂章程》正式頒佈。隨後，各地陸續興辦了一批公立和民立女學堂。這是1910年（宣統二年）創設於太原的山西公立女學堂師生合影」。但證諸本冊，早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刊印發時，封面已稱”山西公立女學堂”了。

山西雖有名聞天下的晉商，但普遍風氣相對沿海、口岸地區保守、尤其在鄉間農村。但天足運動與女學的推行，卻是發展的相當早，這其中，晉商組織與開明人士的支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有識之士，更是發揮了關鍵力量，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孟步雲(1867-1932），字履青，山西祁縣下閻燦村人，出身於商賈世家，光緒20年甲午科舉人。光緒29年即在祁縣創建山西第一個天足會，31年在隰州創建山西省第一所州立女子小學堂，33年在太原創建山西婦女天足總會。本《全晉天足總會名冊》的印發與全省召募之舉，或應即為孟步雲之善德。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禮，浙江省鄞縣人，出身於茶商世家，早年留學於英美兩國，是清末民初通曉洋務的國際關係學家、中國紅十字會之締造者。光緒28年年5月出任山西大學堂督辦，建設了今日山西大學的前身。山西大學堂的建立與西學引入及庚子事變後山西的復員等等，沈敦和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建功甚多，將再於其它藏品古籍故事介紹時說明。

天足運動與女學的關聯，可再證諸於在1907年夏創刊出版的《天足會報》，在第1期、卷首第2-3页，即刊有沈敦和撰文的天足會必需附設女學堂說：「深盼吾分會諸君子，無論如何困難，終以每分會一處，至少附設女學一區為要義…以作女學大興、纏足絕滅之先導」。

該期雜誌中，另有中國天足會總會辦事員銜名單，其中包括頭品頂戴記名海關道會長沈敦和、候選道副會長周萬鵬、候選縣丞華文書記管鶴、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南北洋海軍提督軍門辦事員薩鎮冰等等一批開明聞人。值得注意的是赫赫有名的海軍大將，在早兩年(1905)即已升任總理南北洋水師兼廣東水師提督，品秩與京官尚書、封疆總督等，都是同為從一品的重臣大員；但在全國天足總會中的職銜中願屈為辦事員，可見沈敦和等的實質影響力與天足運動的重要及薩氏的理想。薩鎮冰出身福州八大家族之一的薩氏，祖籍為山西代州，本藏名冊中的入會會員，也均為清季時同屬山西省直隸州代州的五台縣，其間或有淵源。另外天足總會中的候選道洋文書記唐國安，也是赫赫，曾任清華學校首任校長。

在1922年2月22日申報第二張國內要聞·山西通信中記者歐滄所撰《模範省除三害之優劣點》：「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何謂三害？男子髮辮、女子纒足、男女喫鴉片是也；除三害…斯三者皆山西最有成績之事，亦即閻氏最得意之筆。……今歲舊曆新正，省垣老少婦女均出游逛，記者從未見有纒足者。或謂纒足之禁雖由閻氏法令嚴厲，而社會方面勸導以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該文頗長，詳細說明並分析了山西在民初時期，對於除髮辮與喫鴉片的禁絕，多是以懲罰方式遏止，但在去纏足方面，則多是以獎勵方式誘導，尤其是「省垣天足總會之致力爲多」。 雖在上文所稱「山右之民簡樸陋塞不驚浮華」，但山西一直有著新潮與舊傳統的衝擊交輝。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全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山西就占有超過十分之一；全中國現存4座唐代木構建築全都在山西，元代以前的木構建築數量也是全中國之冠。山西晉商，名滿天下；民風純樸、講信重義；但庚子事變中拳匪教案之亂，也屬山西較為慘烈。山西在清朝時，即繼1895年開辦的北洋大學堂、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之後，在1902年由教案賠款中建立了山西大學堂，直至清末民初仍是中國唯三的官辦大學機構。山西可能相較貧脊，但也因此在農民、農村、農業上，能生於憂患的而常有突破，例如曾經的「農業學大寨」的山西昔陽大寨公社，及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山西太谷的杜潤生(1913-2015)都是！

康熙十八年《芥子園畫傳》刊行後，起到了中國繪畫的推廣普及與平民化的功能，三百多年來因此書直接、間接成就了一批藝壇大師，至今仍是許多國畫初學者的重要教材與摹本。在古籍的研究與收藏，精善本與初版祖本，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也是拍賣會上的亮點，雖然就內容而言未必須如此。在近幾年古籍拍會中，宣稱初版且也都或有不同專家背書、或流傳有緒載錄、或名家收藏鈐印的《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本，其間落槌價竟可差到數十倍！！雖然即便同書同版本在時間極為接近的不同拍場中，也經常會有難以預測的從天價爭奪到乏人問津的流拍。

《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究竟哪種版本是最初祖本原版，百數十年來許多專家的見解考證結果並不一致。其中各有所見的，基本多從書體、鈐印、版框、錯訛字等來論定何為初版，但彼此間的見解論證又相互存有矛盾。不同於現代的印書有標著年月日與第幾版第幾刷的資訊，中國古籍則基本闕如最多是能有個牌記但也多不詳盡；因為雕版不拆架隨時可刷印或修改，因此也無從記載是第幾版第幾刷。例如都是宋本的《東都事略》，在臺灣中央圖書、日本宮內廳、日本靜嘉堂分別藏有一本，但是比對三本圖像則存在稍有差別，明顯並不是一版，學界也無從判定熟先熟後。也因此，近世許多學者也提出所謂中國古籍的版本特色，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存在著"同一版本、不同印本"的事實現象。因此除非官方刻書、或民間著名大家的收藏與出版，能留有詳細的書體特徵與可信的早期文字紀錄之外，如擬從數百年的後世來探索，在實務上與科學上，都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目前中外學者，討論比較的聚焦在公藏的部分，多數、曾經、或現在被認為是康熙十八年初版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之鄭振鐸本(鄭本)、上海圖書館顧炳舊藏本(顧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哈佛本)、美國Nelson Art Galler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另有公認質量上乘，但多數不認為是康熙初版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日本大東急文庫本等。另外上海有正書局在1934年，根據早先所得據稱是康熙原版，彩色影印出版的《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及江西美術出版社於2011年影印出版在日本的陶湘舊藏本(陶本)，是在無法取得古籍原本的狀況下，多數學者公認最佳、最接近康熙原刻初版，並據以研究比對的參考材料。

至於研究初版的代表性學者，海外有美國的裘開明博士，與日本的古原宏伸等；在中國，則當然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大師了。裘開明博士為著名的美籍華人圖書館學家、漢和圖書分類法發明者，曾擔任中日古籍典藏質量甚高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裘式利用了扉頁的書體風格、版框高度、鈐印位置等，考據比較了在美國Harvard University, Nelson Art Gallery,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三處，典藏可考的三部一般認定是《芥子園畫傳》初集的最早版本，以英文寫作長篇論文並附書影比較，於1951年發表在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 1951, Vol. 5, pp. 55-69。該文其後多為《芥子園畫傳》初集版本研究的對比論證引述材料，不論是否同意裘氏的論點。日人古原宏伸則在2003年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的《中囯画論の研究》一書中，有大篇幅的《芥子園畫傳初集》解題一文，也是佔學界一派重要說法。但古原宏伸對於該書有如徐悲鴻先生見解般的許多尖銳批判，因此其論證也引發了許多不同意見與爭論。

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多在主人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及錯訛字比對這兩方面，也都有立論有據的精闢見解，但其中卻也見解不一。

其中關於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個人以為可能不好就因此據以來判斷版本。就好像我們現在經常會收到許多作者題簽的贈書，除非有加註日期、版本的說明，否則最多只能說那是作者認可的正版書，但無從據以就認定那一定是最初版或哪一版的。同樣的，沒有作者或出版商簽名蓋章的，也大多可能是正版原版第一版的，只是來源管道不同，不能也就據此來說是翻刻盜版的。

關於鈐印章判別的文章相當多，於此僅舉一例就部分論者所以判別的卷一李漁序言末尾處的鈐印與否，比對公開資源可及的三種本來略加說明。圖中左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標注康熙18年的原版、圖中右為同館藏但標注為嘉慶22年本、圖中中為本人所有的原刻後印本*。在圖左哈佛本可見有“李漁之印”、“湖上笠翁氏”兩方手鈐朱印。圖右則是有刻於板上隨書刷印的陽文“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陰文“白髮少年場”兩方印。裘開明博士定為美國公藏中最祖本的Nelson Art Gallery本，與據康熙原本彩色影印的有正書局本本，則就都是同圖中本人所有本相同的格線中段留白。有些學者據以此判定先後，但從此比較來看實在真不好說。非常可能原版原先就是刻意留白的，好讓書主人隨書手鈐朱印以示珍重，這在舊時中國刻書也是常見的。也有可能是其後印量大，為求方便而補鑲於版上兩印文，但後續刻版轉移他人或其它原因而被移除。

至於用錯訛字來推斷先後或正版翻刻，就更可能更有討論商榷餘地了。我們在一般寫作出版的常識經驗中，都是初版初稿經常會有錯訛字，後版才再有校正與勘誤表。因此，錯訛字的未校正反而有可能是最祖本。校正勘誤後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原版主人所為，或翻刻者的粗糙所致，這在古籍版本中都是經常所見的。其實古時文人於書畫中的錯訛字，是屢見不鮮的；除為避諱、為炫耀耍帥、或暗喻的故意外，更有許多是明顯的疏忽錯訛。中國古籍中原刻初印本文字有訛、奪、衍、倒之病的，已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多例。例如在林堯叟的《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現存世最祖的宋本中，在兩岸與日本藏有有十行本與十四行本兩類。目前學者都認為十行本的刊刻較十四行本為早，但十行本的不嚴謹規範及錯訛字，卻又都較後刻的十四行本為多。例如十行本中音註的墨圈，或有或無；十行本中在隱公元年吴的注文下，將自大伯作吴，誤為自大伯祚吴，如此等等。另外，個人也收有民初藏書家徐世章舊藏並鈐印兩方的元刻元印《太平廣記》零頁一張，內容為杜牧十年之約尋春已遲的軼事，該頁尾有附田「畫」詩如圖。其中田畫之人，今多做田「晝」，但在古籍版本與史料中，田畫、田晝多有混用。例如元脱脱的《宋史》中為田晝；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中前為田晝、同書後録卷第六又作田畫。因此錯訛字有時反是較早本之證，未便就是翻刻。

目前的研究論文中，以錯訛字比對，可能未便周全之處大體有：

1. 統整各家所見，陶本、顧本、與最近橫空出世創下拍賣天價的容庚本較似同，但鄭本與之異同錯訛字將近40處，因此認為國圖所藏的鄭本非祖本。但學者又同時肯定陶本與顧本中，卷二中的第32, 33頁碼連碼錯誤，導致實為40頁但頁碼最後虛編到41頁的錯誤，是刻工疏忽，主人無暇一一校點所致，所以就是為原刻初版的證明。同樣有錯訛疏失，但卻有厚此薄彼的推論？頁碼疏失是原刻無心之過、錯訛字卻就是翻刻粗糙？而且，如果單以此論頁碼錯編為證，翻刻的的蘇州文光堂本，在卷二該處也留有編碼錯誤，但文光堂本卻不修正其它錯訛處？
2. 容庚本中列舉了7處文字與陶本、顧本同，不同於國圖的鄭本；但陶本中的卷三第一頁的“刃”字，在容庚本圖錄中的刃字右邊也多了一點，較似國圖鄭本及美國哈佛本中的多了一捺但磨損成點？另經比對，容庚本與三種美國公藏中定為康熙本的書體字型也都不盡相同。
3. 基本上，在多處不一致的文字中：陶本、顧本可歸為一類；哈佛康熙本、國圖鄭本極近似為一類；容庚本兼有二者但多似陶、顧本；哈佛所藏的另一種嘉慶本則與以上各本的異同均有較不一致的或有或無，例如卷3第1頁、卷4第23頁同鄭本；卷5第21, 27頁同陶、顧本；卷5第13, 14頁又與上述兩類皆不同。

因此，所謂《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的本身，可能就有好幾種同時存在的印本形式，理由在於除上述各所謂的祖本間存在差異外，該書的成形過程、與中國古籍雕版刻書的特性也是可能原因。1. 一般所認知，《芥子園畫傳》的刊刻印行是因緣際會而成書，李漁見婿沈因伯以家藏畫稿請王氏兄弟增補之書，"而不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缺陷事哉？急命付梓“，又是厚達五冊200多頁的刻版，錯訛難免；2. 出版後一時風行，後也有二、三集跟進，但時間跨距太長，市場需求又急切，因此修修補補的，包括版頁鏤字抽換、鈐印變更等等的，也是在所難免；3. 有些學者認為主事者恐未擁有或親見過書中的原畫，僅憑有限的二手材料，其間沿用誤植處，不論有無心或有意，都會表現在書中的錯訛；4. 中國木刻雕版的書籍印製中，刊刻時的一頁多版以方便印印刷，尤其是餖版套印的實際需求，及刻版後的版頁抽換或鏤字挖補更改等，都是容易也是常見的。

現今歐美日主要圖書館、博物館的重要典藏，大多都已製成高清的數位影像檔並開放公眾可及，加上影像比對辨識的科技高速進展，許多文書已可倆倆比對到是否出自相同，並可非破壞性的分析紙張油墨等。筆者曾據以比較公開資源中的其中一二與個人藏本，發現其間相當發散，各版本間各有同異並存。初步結果顯示，幾個不同藏本間雖有些頁面看似不同，但經影像數位分析，顯示僅是比例改變與油墨濃淡的同版源，原因可能是木質雕版固有的熱漲冷縮、潮濕乾燥的特性所致，也與刷印年代前後及不同刷工的手法有關；因無其它祖本的實務比對，從公開的數位影像間接比對的結果，也不能就此定論。

基本上，筆者認為本文中所提到的幾種公私藏本與拍品，都非常可能是初版祖本的一種，只是印行先後與印刊人的不同，其間或有幾處的版頁抽換與修補填字，但卻都更彌足珍貴的提供了相互比較參酌的材料。事實上，目前各學者所持包括鈐印、錯訛等共計五十餘關鍵比對處，在幾種可稱康熙初版中，每部五卷二百多頁中，幾乎沒有一部是能完全符合各家之說的，都有相同與不同之處。因此，個人以為只要能與某些初版的重要特徵關連到即可了。如定要強相比較高下先後，嘗試定某於一尊，可能就治絲益棼了。這其中的珍稀初本，當然也應包括全球公認最權威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兩館至今仍標示該館藏為康熙十八年的版本。更且，中國國圖的還是國學大師鄭振鐸的舊藏本，哈佛燕京的康熙本，在目錄上標示有張大千先生的題簽，都可視為最祖本之一而並存，而與各公私藏本間相互輝映。

*後記，早期收有的《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曾經兩岸專家看過，推定是原刻原版，但為後印，以致部分頁面因版面磨損而模糊，較似中國國圖的康熙本。另有二集八卷，為金陵文光堂版。三集四卷中，草蟲花卉譜二卷為金陵文光堂版；翎毛花卉譜二卷則不好判斷係原版或金陵文光堂版。專家所推定其中的初集五卷為原版的理由，除版面行款特徵外，也從市場現實經驗面來看。因早在康熙中晚期時，《芥子園畫傳》即已有翻刻本梓行，且其中有許多極接近原版或更佳的品質。本人所有的初集五卷中，許多頁面已是字跡模糊難辨，但仍然刷印刊行，其間原因就頗值得推敲。因為在該書後印的同時期，已有品相較佳的商品。理論上除因家族藏版或供留存或供比對或供研究等原因之外，刻版磨損的成書除非是原版外，在當時應難有市場競爭性而不會刷印的。但時至今日的數百年後，許多這種原刻後印或孤零散本，在當時的商品性較低的刊本，反而成為圖書版本校勘研究中的一種新興題材。

《翁比部詩鈔》一卷全 (清)翁樹培撰 民國13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翁樹培(1765 -1809)，清大興(今屬北京市)人，金石名家翁方綱(17331818)次子，清乾嘉間最著名的泉幣學家，以古泉範背文“宜泉吉利”中取“宜泉”自號。翁樹培乾隆52年進士，惜未得大年，詩傳與著作存世非常有限。本書一卷一冊，後有翁方綱追述愛子小傳，從中得知翁樹培進士後「改庶吉士、授檢討…嘉慶丁巳補刑部主事、辛酉壬戌會試充同考官、己巳陞貴州司郎中總辦秋審處行走俸滿引見蒙恩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嘉慶己巳年即1809年，表示翁樹培未及得外放地方官即早逝，因生平都在刑部，故書名稱翁比部。書末再有吳興劉承幹於甲子重陽日跋，敘特編此冊是為了「俾學士父子(即翁方綱與翁樹培)一家之學，由余而傳或亦有翰墨夙緣歟」。

劉承幹(1881-1963)是民國以後的最大藏書家，更耗巨資於民國13年在於南潯鎮鷓鴣溪旁，建成一口字形西式藏書樓，再以前於1914年因捐資為光緒崇陵種樹而獲遜帝溥儀所頒「欽若嘉業」九龍金匾，取名藏書樓為嘉業堂。劉承幹的祖父劉鏞，因經營繅絲富甲一方；其父劉綿藻，光緒戊戌年進士。劉承幹本人亦為光緒31年貢生，其時僅年25歲，功名前程大有可期，惟旋科舉停廢、清室覆亡。因此既是書香門第、又因過繼大伯以承重孫繼承劉鏞的家財萬貫，加上自身學養俱豐，因此成就了嘉業堂的藏書刻書聚書60萬卷、20萬冊的偉業。嘉業堂的刻書精良，也是民國時之最佳。

劉承幹的祖父劉鏞曾聚財千萬兩白銀以上，時稱南潯四象之首，約當今日百億以上財富，因此可以如陳乃乾所說，其收書、藏書、刻書間頗有「海涵萬象之勢」。民國6年，中國近代藏書家、校勘目錄學家、近代圖書館的先驅繆荃孫(1844-1919 )晚年時「…近況漸艱，欲以所藏宋元槧本十餘種，讓售…」，劉承幹以15,000元大洋鉅資買下，可見其財力與氣魄。劉承幹雖富賈一方，但人均稱其仁厚，且對古籍文化的貢獻備受高度讚譽。劉承幹更曾細心的在豐富的日記筆記中，記載了幾乎每一書是何時經由何人何淵源所購花費若干的詳細資訊，當然也包括了刻書出版的點滴種種，這對現今研究當時圖書目錄與出版業的了解，幫助甚多。

嘉業堂以嚴謹態度刻刊叢書，每書除劉承幹皆有題跋外，更請名家學者於刊印前後再三校訂。嘉業堂實力雄厚，刻書非求營利，但求文化承傳；因此是不計成本的物超所值，遂成民國乃至今日藏書文化界的所重所珍。嘉業堂刻書的版片，也多悉用高級的棗木，紋理細密質地較硬，雖工序較艱但印成後精美；所選書也是罕傳秘笈及經世實用之書，又校讎審慎，民國間學人大儒均推崇甚高。魯迅就曾說過 “劉承幹…所獲既富，遂發刊輯叢書之願，擇孤本與罕傳之本，次第授梓，成叢書數種＂、“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 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例如此書，若非劉承幹的發心斥資而傳，英才早逝的翁樹培著作可能就此散失無著了。

本書《翁比部詩鈔》是民國13年嘉業堂藏書樓竣工時，同年款署嘉業堂的刊刻本，又是初刻初印，品相完整精良，原裝書簽牌記，是非常難見的珍稀好書，許多公藏圖書館都列為善本。除為嘉業堂代表刻書外，也敘說了一段嘉業堂主人於文化圖書貢獻的故事。

古籍善本中卷帙浩繁大部類者，固然有泱泱磅礡氣勢的可藏諸名山；但現代多數人的時間、空間都相當有限，也多難典籍宏富的缥缃满架。這百年善本觸手猶新，名家刊刻、精美單冊詩鈔，更適合輕鬆入手與增添案頭間之幽雅。

今日稱古籍者，常有與善本連用為一句成「古籍善本」，這其中是可以有多重見解的，且會隨時代而有不同。古籍較易理解，年代夠久即是，今日許多公藏單位與民間交易，已將1949年前的書籍文獻都列入古籍之列，有些有再分一般（或普通）古籍，與善本古籍。但何謂善本？就複雜多義了，端看從哪種角度出發理解。

善本最早應指可信度高的本子，宋以後到民國初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善本常是指文學上校勘精良的本子。但隨著年代演進，多數古籍的內容與校勘業已完成大概，且有精良的新印本；因此明末清初起，善本逐漸也開始從文學價值的定義，到晚近今世更是尤為著重在文物珍稀性價值的定義。

善本一詞，至遲在成書早於《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名相王溥修成的《五代會要》三十卷中的後跋，即見有「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度沿革燦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版於吳，而五代會要未甚傳。彥博家藏善本比至蜀，請官參用正史考覈訛謬、且刻以傳。慶曆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事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文彥博題」。可見當時的善本之說，應是用於考據校正的信本。

二十世紀晚近學者中，學習歷史出身、文學史大家、後成古籍善本校勘一代宗師黃永年先生(1925-2007)，對於古籍文獻與時俱進的看法，就頗值得參考的。據傳黃永年先生，於195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論文講唐代河北藩鎮，就敢挑戰當時如日中天的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1890-196)的看法，而為學界所矚目。做為中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古籍組委員的黃永年，在晚年演講訪談時，多次提到現今善本的觀念，應可分為文學校勘性的、及文物歷史性的，而不須拘泥於「三條九性」之說。其中，文物性善本的範圍，更會隨著時代的推移而逐漸擴大，且是今日古籍藝術市場中的主要定義，即珍稀性。黃永年先生的舉例十分貼切，例如從文學校勘角度來看，南宋建陽坊所刻錯字多的就不能稱善本，可今天如中華、商務、再造善本等書局，即便是新印但卻是高品質的點校本，於文學上就是善本。再從文物性來看，南宋時建陽坊本滿大街，當時既無文學性更無文物性，可是到了明清時，宋、元本別說是足本了，即便是南宋建陽坊本的零本殘頁，也都是金價難求了。許多國學大家也認同，宋元本的國寶價值，至今幾乎完全在於文物歷史性了。若論內容與校籌，許多宋元明初的大部類書叢刻等，固然是廣搜博採，然而百腋之裘，僅嘗一臠，究未能窺其全豹，且更常每書僅其鱗爪，文字舛譌，訛奪混淆。

時至今日，許多明本已擠身等價宋元本之列，清本也由於清初本的毀禁，清中後期本的毀於戰亂，而也都稀少難求了；許多民國時期的精刻印本，如今也早在文物藝術市場中列為善本了。晚清民初版本目錄學權威大家葉德輝先生(1864—1927)，就曾多次在他至今仍為古籍研究所經常引用的《書林清話》、《郋園讀書志》等書中，也多次提到明清本的優越性，“自康雍乾嘉以來，累葉承平，民物豐阜，士大夫優遊歲月，其著書甚勇，其刻書至精，不獨奴視朱明，直可上追天水”。葉德輝先生的藏書，“旁及輿地、星命、醫術、堪輿、梵夾，無不貫通”，也如在本人前篇所提現代藏書可關注的方向。由於古時圖書稀少且流通有限，許多是倚賴心記傳抄的，因此錯誤自然會經常發生。所謂＂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晉師三豕涉河"、“狀月牡丹"等的謬誤荒誕，也就屢見不顯了。

中國古文經常是用字簡單又多意義，加上各時代背景的解釋用法不同甚至迥異，又沒有標點句讀段落的區隔，以致造成今日許多學者強行解釋，而成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莫衷一是。尤其是所謂版本先後的問題，清中期以前上溯明元宋的本子，其實多數都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證據其版本先後，學界與拍賣行業經常也是各說各話。在收藏時，只要能把握沒有可證明是偽造做古做假的特徵，即可概括認定。就如同時至今日已是精確無比的科技，在親子鑑定上，也只能說99.99%無法排除親子關係，而無法說100%肯定一定是。也因此，若從文學與校勘性的角度來看，許多傳統善本所定義的版本、朝代界限，或是足本等的要求，於今已不足行的了。古籍的文物歷史價值與在圖書出版史上的代表性，可能更是重要的。

舊時代的中國較重視技藝而偏廢科學，許多傳統工藝品與器具的精美，至今難模擬再生；許多中草藥與醫者，也確實活人無數，但也多無所傳。這些精湛技術的本身經常是密而不宣，而且沒有科學上講求的”能讓第三人可經由相同條件得到一致結果” 的可重覆性。在藝文鑑賞論斷方面，舊時的中國更經常是靠菁英學者「觀風望氣」的「眼力」，一言以定真偽高下；追問之所以，則回以抽像的神、韻、玄、秀等不著邊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描述；再問，則責以資質駑鈍不堪教化而去。確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期以前，學問知識是壟斷在老師、學者手上的，公共圖書館資源也不發達，因此都是所謂大師們說了算。但事實與真實卻絕非如此。現在圖書資訊與公共資源非常普及，加上數位化與人工智慧的加持，許多過往須在校園殿堂中學習的，已經可以在網上遠距自學了，即便是在科學領域上的許多原理與實驗，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的著名大學與研究中心，也提供了超越課堂上單獨教師能力可準備的影音模擬教材，學習起來事半功倍。教育部2021年11月的高教創新電子報中，有一篇「Google破壞大學學位計畫－是機會還是威脅？」的文章，就值得閱讀。事實上，如Google等平台工具加上近年的如ChatGPT等AI工具，早已取代了絕大多數人的許多傳統生活與學習的經驗，例如即時線上導航取代了紙本地圖、線上翻譯取代了查找字典等等的。先進的科儀如高階多光譜掃描等非破壞性的檢測紙質文物的油墨、染料、紙張等，也已成熟的可取代經驗感官來判別年代真偽。

但是在許多的研究領域、與專業族群中，傳統工具、方法、與實務經驗，仍然會是長久存在的並能補科技的漏差。但這些須倚靠實體書本累積過眼經手的訓練，幾已不復存在今日的課堂中了。如今於古籍版本的判斷鑑別上，個人所接觸中與許多現今的藏書大家所推崇的頂尖者，多是上世紀改革開放後在國營古舊書店工作的師傅們，他們的功力遠勝於學院派中的大多數，這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新中國的社會體制。1956年由北京的88家古玩店，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北京市文物公司開始，1958年上海也將相關行業緊縮為古玩市場、國營舊貨商店、古籍書店等9家商店。大約同時期，天津、廣州等重要文物聚散地，也陸續完成文物商店的整編。1960年國務院批發的《關於改變文物商業的性質和管理體制的方案》，將全國各地的文物商店，一律改變為實行企業經營管理的國家事業單位，自此全國文物有系統並大規模的集中起來了。文革期間，更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物向國家集中的歷程；於古籍善本面，更可能遠超過乾隆修四庫開館徵集民間圖書的質與量。雖然文革後清退了許多，但仍有許多珍品仍在國營文物體系中。這些文物後來也直接供應並成就了於今在全國各地博物館、圖書館中的豐富珍貴館藏，也是一種貢獻。由於實體真品文物豐富多樣、又與市場緊密結合、加上國有體制的工作保障：因此在半世紀間，造就了一批學有素養、業有專長的文物鑒定人才。國有古籍書店，更是養成了一批經年累月與古籍為伴、經眼過手間即知來歷的佼佼者；個人的藏書啟蒙與學習，也多是來自京滬兩地古籍書店的老師。但在上世紀末，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後，民營拍賣公司逐漸崛起，國營文物商店的家家底也日漸稀少，逐漸形成了今日以拍賣公司主導的局面。

現在的學生乃至一部分的專業研究者，甚至幾乎沒有摸過實體古籍，學的多只是書上的口訣，殊為可惜！雖然圖館公藏仍有許多藏書，但不是嚴格限制翻閱，就是要戴上手套隔靴搔癢的意會，或偶爾的展出也是只能隔著玻璃櫥櫃看。其實許多於圖書版本上有代表性的本子，至今仍相當普遍且不貴，仍可以輕易在坊間購得一系列並整理成實體教材。相比於從事科學領域的研究教學，經常能有數百成千萬乃至上億經費，購置儀器設備，且未多年即能再獲汰換更替，真是天壤地別的差異對待。於此，其實只要有心，公私部門撥補少許經費，就能輕易解決的了。在大陸就有許多類似科普的文普教育活動，提供能親手觸摸、親身體會的學習場域；京滬寧等的幾家書店，除平常開放開架古籍，也定期辦有民眾體驗活動。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現在是高手在民間；藉由傳播科技，更可以穿越時空的跨域交流。跑江湖與賴以維生的書販，與精研學術的專家，都是可以學習與知識的來源。就如以城市交通管理而言，學者專家高瞻遠矚的規劃固然重要，但可能遠不及整天在街上跑出租車的司機更瞭解該城市的實際交通狀況。如果學者官員與商賈小民能共同參與，就更能調合兼顧理論與實務了。每個行業領域都有其擅場，就像洪亮吉在(1746-1809)《北江詩話》卷三中說的「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掠販家，其實於版本珍善的鑑別功力，可能勝過收藏家、考訂家、校讎家、賞鑒家。許多學者也認為洪亮吉的原意，對這所謂的藏書五家，只是描述舉例，而並沒有高下之分的。

在今二十一世紀多元價值共榮並存的今天，各行業的人都可以欣賞與交換跨行的嗜好。現今網路資料發達，檢索幾家著名古籍拍賣會的圖文說明，與一些著名學者專家文章，就可以在相對比其它同時代古文物便宜好幾個零的價位下，開始擁有百年以上古籍而進入收藏之列了。

(更新於2022.02.01)

一般對文物價值的定位，大多圍繞在四個方面，即1. 藝術美學，2. 珍稀性，3. 歷史文化意義，4. 內容資料性。古籍珍善本除有前三種價值外，又經常比書畫、瓷器等更能有內容資料性，尤其是一些寫本與文獻，可說是全方位的文物。

古籍的藝術美學、與歷史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還更有生活精神面的價值。一般誤以為，古籍不若書畫與瓷器的單一珍稀性價值，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書畫、瓷器在創作與燒製時，其實經常也有許多原創者的複件與摹本；而多數的中文古籍印本，每部雕版也不過印成一、二百本，其中能倖存流傳至今的，也所剩無多了。再者，以今日的仿製科技，書畫瓷器早已是贋品滿市了；反倒是存世古籍，不但做假的不多，許多都更已是海內僅存、或公藏以外的民間孤本！古籍中當然也有偽充年代與版本的，尤其是高價珍稀的宋、元與明初本。但這些冒名偽充本，多非如書畫瓷器市場中的許多仿品是現代新製成的，其中許多是早在明清之際，就以基本上相差無幾的早期版本，移花接木的充偽成更早本。

因此從某種角度與許多實例來看，有些偽充本的底本已是相當珍稀的，例如明初充元末、元槧充宋本的，這些古籍再放了數百年後的到了今日，其本尊的價值已經不凡且或許還高於當時想要偽充的標的！

由於文字特性，漢字難像西文可以有限字母拼成，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無法以活字大量印書，也因此中國的多數古籍，其實刷印數量遠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在絕大多數的中國刊書歷史中，主要仍是倚賴每書每頁、費工費時的鏤雕版片後再刷印而成。因為製作成本相當高，且封建時期的中國讀書人僅存在一個相對小範圍內的封閉群體中，因流通非常有限因此印量也是相當少的。經常也因此造成可能是同一塊雕鏤書版，但印刷時序跨越十數甚或數十年的。這其中又因本衙校檢與讀者的反映，而修補改正書版，也因此造成了許多說不清的版本爭議，尤其是在珍稀本中的所謂初版初印，其實許多在現在只是拍賣會中的抬價用語，國學研究專業學者以外的我們，其實無須太過計較。就如我在《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一文的看法，除非是內府刻書與少數藏刻書大家，能在當時留有可考的宮中檔或日記筆記證明外，否則版本可能是永遠說不清的爭執。

也因為刊印書籍昂貴，許多舊時讀書人是無從負擔將作品付梓出版的，這也形成中國古籍在清中期以前存在的幾種特色：一是多數古籍是依存已有的圖書再翻刻新印，而依據新文本內容刊刻的較少，除非能有公、私管道願意出資與負擔滯銷風險。二是也因此，讀書人的原創著作，不如現在作者享有的相關智慧財產權，而是須與刻書業者及發行出版商間商議的，這也形成官府與富商巨紳在出版業的重要角色，其中許多也形成了如同今日眾籌模式，利用廣告預告來徵集刊書經費的特色。古時書籍相當少又昂貴，也多無官學以外的公共圖書館，因此舊時讀書人，許多需要靠辛苦的抄書來學習的。顧炎武(1613-1682)在其《抄書自序》中曾說：「當正德(1506-1521)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佈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顧說雖然可能誇張了些，但證諸《明實錄》宣德四(1429)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老夫子孔聖人的後裔想買書，也還須千里迢迢的大費周章，其時書籍的流通非常有限的事實，也可見一斑了。在明萬曆年間，許多書籍一部須要數兩紋銀，而當時物價一兩紋銀就能買300斤大米。

又有論說，現今許多古籍都已有數位化電子版本，何以再巨資尋購收藏原本？此說也有兩方面的不同異議。

一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確實許多生活學習上的工具與需求，已可不只是秀不出門、而是全民宅在家的在線完成。本人從事的科研工作，早期在當學生的讀書時代，須經常辛苦的來回圖書館找尋查閱、或等上數週的寫信問尋資料與索取文獻抽印紙本。現在這些工作，彈指間都可在線上完成，還包括即時的與遠方異地學者線上討論與影音觀摩互動。目前除了一些上課所須的教材與經典教科書外，紙本書籍已越來越少用於科研工作了。但正如同許多書畫精品，現也早已也有合法版權的高清解析度電子檔案，不論線上欣賞或下載列印輸出後懸掛裝飾，都勝過原件品質，可大家仍沒少買原畫、原書。若論藝術美學價值，更多現代工藝燒製的瓷器藝術品，也都遠勝天價的古董。雖有方便與超高品質的線上影音，也仍然有許多人買黑膠唱片、光碟卡帶。這些古典文物的實用價值，或許已被現代科技取代，但它們在生活文化上的精神價值，可能反而更加重要了！

二是，就內容而言，雖然許多古籍經典都已數位化的可在線閱讀，但是數位化的所據版本，可能未能代表當時曾經有的諸家之言。中國數千年的古籍經典，在明清兩朝曾經由統治者大規模的整理出版，在文化典籍蒐羅保存上，當然有非常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常藉由此舉，清查對當時政權不利的反動言論，因此刪減、篡改、掩蓋、毀禁之例，不勝枚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監本二十一史》中，就有「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之說，當然也可能嚴苛了些。其實萬曆時的北監據南監本重刻的十三經注疏、廿一史等經典，整齊美觀、用字規範、體例規矩，其中雖有或失校勘之精，但仍為許多國學文史人士所稱許與做為考校本之用的。明朝內廷刊科書籍，雖有缺失、但多非有竄改之圖。再到四庫全書時，則出於政治目的的未忠於原本，刪減、篡改的就較多了。今日多數乾隆前的古籍數位資料庫，所採用的底本多是來自四庫全書；這其中存在的偏差，也將造成誤會之意。因此，現存的各種多樣的實體印本，就更有非常高的在內容資料性上的價值了；在與數位版本間的相互比對，經常能提供更多的有用資訊，或還原真貌；即便不是在國學領域中的版本目錄校勘學的專業上，也有非常高的歷史價值。本系列文章中，就有許多是以所藏孤罕本，比對通行數字本的內容差異，而經常能有許多前所未見的發現！

除了上述古籍實本能提供缺失的資料性外，即便是已眾所週知的內容，古籍文獻也承載它的歷史文化性。1744年於英國倫敦書商Samuel Baker所成立的今日舉世聞名的蘇富比 (Sotheby’s)，最早即是從拍賣珍本書籍起家的。在1967年拍賣了Grangegorman教區第一代從爵The Rt Hon Sir John Stanley, 1st Baronet圖書館的數百本珍貴圖書後，迭有更名並成長茁壯至今的成為全球拍賣龍頭。書籍文獻至今仍是國際拍賣巨擘如蘇富比、佳士德(Christie’s)時有亮點的拍品。在2021年11月18日，蘇富比紐約夜拍系列中，以4,320萬美金的天價，拍出了美國1787 年為制憲會議印製的憲法最終修訂文本。該份印刷品是由當時承印國會資料在賓州費城的Dunlap and Claypoole報社出版商，以報紙形式，當天即時刷印了約500份，目前存世公私所藏估計有13份。此拍品既非孤本，也不算文獻、更也僅單薄的6頁無封面、無裝禎的報紙形式，內容更是眾所周知的美國憲法，但卻能拍出驚天高價，顯見西方人如今仍對紙質文物與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視。1787年已是乾隆51年了，許多印量更少、存世更稀、也有歷史價值意義的中國古籍文獻，相對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幾乎所有人地事物的價值與觀點，從來都會隨不同時代、社會、行業，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取向。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許多人工智慧、大數據、網路資訊等等的工具，已顛覆了許多對於人地事務的傳統價值，許多的其中並或終將被完全取代。

多數非孤本與特殊的古籍珍善本的現值，可以在大型拍賣公司與藝術分析市場網站搜尋查得。至於個人網拍與小型拍賣會的資訊，參考即可不宜過度引據，因其中的多數未揭露拍品詳情，也沒有可靠具公信力知名度的拍賣公司背書。本文先說所認知的大方向，至於具體的一些古籍類別的市場拍價，將在另文分析。

古籍市場的風向，當然會隨時代轉變。封建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因為某些的優越感與清高自許，經常相較不喜歡官刻圖書，也不保留那時期滿大街的科舉用書與文獻，更經常不屑插圖小說文本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但時至今日，這些反而是市場新寵與海內外高價競逐的標的，卷秩繁多的大部經史類反而較少問津。如下幾類值得重視：

內府與官刻圖書。因為紙墨精良、開本大方、裝禎華麗，校讎嚴謹，又是代表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工本的堂皇出版；官刻圖書現已跳脫了封建時期的樣板象徵，反而是全球藏家的首選，尤其是明監本、藩府本、清殿本、與幾個有名的地方官書局，多是拍賣會中僅次於宋本元槧的最高價。一般認為中央政府所主持的刻書，始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國子監雕印史稱“五代監本”的“九經三傳”，元朝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印，明朝由內府司禮監所負責的經廠刊印通稱經廠本，清代宮廷刻書也以內府為基礎並逐漸專責集中至武英殿修書處而通稱殿本。清中期前國富民強，武英殿刻書更是精美絕倫的發展至極盛。清殿本據統計約五百種左右，匯集了各種印刷術於大成，包括多種(木、銅)活字、多色套印、石印等。

科舉功名類書。中國千餘年的科舉，雖在形式上已隨封建王朝覆亡而消失，但其精神文化，早已深刻銘記在中國社會體制中。即便在今日的華人體系中，升學、任官等，仍是基本上某種形式的如科舉般的教條考試；多數華人心中仍深深的認為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都還是要靠六經勤向窗前讀來獲取的！科舉及工具書，與相關題名錄、搢紳全書、鄉會試闈墨、御覽硃卷、課卷寫本、省報精發等等的書籍文獻，因是當時的許多反而刻意留存的就稀少，如今許多經常是未有公私著錄的海內唯一，其內容也填補了許多史料中的空缺，因而也成了市場新寵。

零本殘頁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數位化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代各朝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也不須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這其中包括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世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穆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各類活字、套印、插圖本，因在中國印刷史上的特殊性，與醫農卜算等工具書的留存稀少，現在的價值也都不斐。多色套印與繪圖，本就工序複雜且精緻，成品也光彩討喜，因此一直都受到看門道、湊熱鬧的雅俗大眾包括西方市場的青睞。北宋中期平民階級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成就了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發明之一，並深遠影響了全球文化的傳播發展。但活字印刷，並未在中國古籍經典中普及。其主要原因，一是活字排版對從業工人的水平要求高出許多，起碼要能識字，這在早期中國勞動階層是難達到的要求；二是在撿字校對方面較費時易出錯，且排成印版也常不整齊，並時有高低差造成印面字跡濃淡不一；三是中國文字的一字一義的巨量單字要求，遠較西方以幾十個有限字母即能拼成無限單字的特性，增加了活字單元準備的高難度。據多位學者統計包括全球主要圖書館藏書與歷代重要藏書家的書目，在中國古籍中，扣除連續性資料性出版物如京報、縉紳錄、家譜、方志等之外，大約僅有不足百分之一是活字印成的。如再扣除清季晚期至民國間西方機器鑄造的鉛活字印本，傳統中國方法鏤刻的活字刻本大約僅存不足千分之一左右了，也因此一直是藏家與圖書版本界所珍愛的。

地史文獻類。多種早期工具書、參考書、及與重要歷史、制度有關的文獻史料，因為隨時代演進，現已稀少或不復再有紙本出版品類。例如早期大量的紙本地圖、人名錄、甚至十幾年前家戶行商都有厚重的電話黃白頁簿，現在都只剩網路上的電子檢索了。因此，如民國前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地圖等，時憲書，搢紳全書，題名錄等，都是重點。

各時期代表性的出版。古籍中的印刊者，可大分為1.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刻、2.學者文人的家刻、3.以出版為業的坊刻等，其中當然有些家刻與坊刻，有時無法嚴格區分，如著名毛晉的汲古閣。官刻書籍的價值，已如上述；家刻、坊刻中的佼佼代表，也建議可從零種零本蒐起，總是時代的一過程。官刻與家刻，因非從牟利角度出發，因此經常校讎精良且常有孤稀珍貴的選本。明毛晉的汲古閣、 清鮑廷博的知不足齋、清黃丕烈的士禮居、清金山錢氏、民國蔣承幹的嘉業堂等等，都是值得各於其中選一二蒐成系列的。

佛道經藏善書。多元並存的佛、道文化，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的生活信仰；因此對於佛道經藏與各種善書，都有一定與穩定的偏好。世人普遍認為發心讀經、抄經、寫經、印發經藏與善書，是一種修行。目前存世與拍賣會中珍稀天價唐宋以前的品項，也多是經本。其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可以是最好的修行了。曾在飛行旅途中，見隔道臨座者，虔心專注地讀著一古樸書，因恰也收有順治12年清內府刊印的《御註太上感應篇》，遠看頗相似，但想應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善本書翻讀的。於是趨前攀談，果然就是相同的內府原裝善本！問何以故？回說讀此順治內府原刊本，能量特強，翻印影印的皆都不如；又說在飛行高空中翻讀，更能增添感應力，且此順治御註本不分卷一小冊，又是所有版本中最簡要者，隨身攜讀十分便捷！後細想，也真是一種道理說法。這本書的行情，也不過或低於一個名牌包的價錢，但稀少性卻遠甚過名牌包鞋錶。價值間的取捨，鍾鼎山林各有所好，當然不好比較、更沒有高低。但見近年許多新建的寺宇道場，一個個斥巨資裝修的金碧輝煌又富麗堂皇的，但少重視文物收藏保存，或許也是現世的價值取向吧。

(更新於2022.02.11)

《華英字錄》光緒6年 天津新海關書信館波列地藏版 26.5×16.5

書前有浮貼英文說明一張。書前後內頁糊硃砂紅紙、書皮與硃砂紅紙間夾有西文報紙墊頁，為初印祖本，現已幾無存世。經查全球公藏圖書worldcat系統，僅有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存有，近十餘年拍賣會中也未見。

晚清時的西學東漸，與西方人對漢字語的學習、華英互翻等，主要靠傳教士與洋人掌控的中國海關西人兩種力量推動。中文漢字一字一形又多義的特徵，讓以拼音語系為基礎的西方人，在學習上相當困擾。尤其是對單字的查詢，不像拼音語系可依abcd的順序查找。

在許多形式的華英字典中，供職中國海關的義大利人波列地 (P. Poletti) ，以拼音語系的有順序為啟發（如在浮貼在書前的英文序言中所稱：just as Ab comes before Ac in our dictionaries），別具創意的提出了漢字雙部首查詢法，將《康熙字典》中繁雜的214個部首，簡化成17類編碼，並將每個字拆分為主部首與次部首，以蘇州花碼進行順序編碼，創造了漢字快速檢索方法，並於光緒6年印行了的本書《華英字錄》。《華英字錄》做為最初的推廣試行，印發量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由香港別發、天津高林等洋行，售予在華洋人學習漢字，也因此如今存世無幾，殊為珍貴。在此基礎上，於光緒10年起的擴增本《萬字典》系列，有稱 (華英) 萬字典、萬字錄等等的各種書本，就有了許多書局印行的多種版本直到民國年間與近代都有。基本上光緒6年的是概念祖本，單字檢索列表與精簡讀音、釋義；光緒10年後的則是字典形式了。

雙部首法可以形象觀念來看圖識字，不必計算即便中國人也經常算不清楚的筆劃數與讀音。例如本站"故紙拾珍"的”故”字，拆解後第一部首為編號65的”攴”，第二部首為編號30的”口”，因此立馬可從上圖中的索引表，找到如圖中的讀音ku、音調4、與英文意思cause, old。在1887年6月2日的申報(#5073)即有「天津新海關書信館內布列地君所著，其檢字之便易，實無出其右。布烈地君自云，如有比此書查字更快者，願送銀一百兩，斯亦可見其大凡矣。本館亦以此書爲最便後學，蓋卷帙不多而字音字義可一望而知，行見藝林中，當家置一編矣用，特預誌數言以作左劵」。《申報》於晚清時在西學中傳的貢獻，佔有非常重要與領導的地位，特為文背書，可見此法之優。即便於今日來看，波氏的雙部首漢字檢索法，也是相當便捷的。本人非文史專業，並不知今日的華語文教學的方法與材料，不敢多言。但週邊校園內，經常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訪問學者，曾展示給好幾位沒學過漢字也非文史專業的同行朋友們試查，全都稱讚這個方法的快速方便，許多更掃描成電子檔(已無著作權問題)，以便隨身攜帶查找生活路邊所見漢字，而迭有驚喜，更都驚訝這本薄冊已經存在140年的歷史了！

關於波氏的個人資料非常稀少，也幾乎沒有專文記載生平。在升天入地求之遍的一番功夫後，於晚清洋人主持的中國海關"Service List, 1888″資料中，找到：P. Poletti 於1876年9月開始供職於Amoy (即廈門，非今日所拼音的xiamen，係取音於早期葡萄牙人初登陸時所聽到當地人對此地的閩南語發音)，於1881年4月起擔任Revenue Department中的In-door Clerk。這個職位在該職員名錄中，排序極尾、還在四等幫辦之後，屬於最末班的小職員。可能也是這種人微言輕的世俗，使得波氏的創意與著作，並未得到如其他當時在華的幾位著名西洋傳教士般的回響。另一方面，本書初期是做為海關內部與在華洋人，及涉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人員溝通使用。直到1907年上海美國長老傳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印行的《華英萬字典》前斐頁中，仍有作者題書 ”TO SIR ROBERT HART, bart., g.c.m.g.,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HIS WORK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AUTHOR”。另外，在本《華英字錄》一書的封面底有”by P. Poletti, Tientsin”等字，可知其時作者已在天津新關服務，又因為中國曆與西洋歷的時間差，其時應在中歷的光緒6年底、即西歷的1881年初。

這本書的發行單位，可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過程。眾所周知，中國的海關制度於清季時建立並掌控於洋人，其後再由海關總局發展建立全國郵政度。光緒4年3月9日在津海新關開辦的天津海關書信館，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郵政機構，不同於千百年來主要傳遞公文書的中國傳統驛站系統。同年8月15日，天津海關書信館發行了中國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至今都是集藏郵界的天價珍稀品。其後，天津海關書信館改名為天津海關拔駟達局 (Customs Post Office)，再於光緒23年更名為天津大清郵政局。光緒32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並於宣統3年接管郵政，從此脫離海關成為獨立的系統。據查全球公藏圖書目錄worldcat，出版項中登載為天津海關書信館者，也僅此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