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t1226

或許因為資料蒐集困難，或因政治意識形態左右，目前在臺灣所見的絕多數關於戰後以來臺灣史研究的回顧，僅採集在臺灣正式出版的內容。因為主客觀限制，這般限縮文獻來源的前提設定，多也並無爭議。但在1945到1949年這段不長的時間，臺灣史的專著論說也不多，又是重要轉折期的論著，似應納入研究範圍之內。

本書民國37年上海中華書局發行，作者李震明的《臺灣史》，就是被忽略的一本重要參考著作。李震明此書，除親自到臺灣游歷考察撰寫外，也符合學術著作的多有考證與新發現的史料、並附中外文參考書目，另有地圖兩幅與大事年表。

在編輯大意：「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我以歷史地理見學的目的而赴臺灣。週歷山前、山後，搜集資料，草成台灣地理，台灣史兩稿。恰巧遇到二、二八事件，叫我對臺灣社會、民族、歷史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但是臺灣史稿也在這次變亂中諸付劫灰了。本書是第二次稿。初稿據友人批評，考證的地方太多了，不適合一般閱讀之用。所以再稿除必要的考證外，不再多費篇幅。但新發見的史料，則儘量採用。……本書無宣傳作用，無褒貶作用。不提倡何種主義，不強調英雄言行。只客觀的忠實紀述過去的史事」。

本書在第七章日本佔領時代中，第二節的台民之反日運動，用了27頁長篇考證論述，並將之分為民主國軍游擊時期、中國革命影響時期、世界革命影響時期。其中，更是以十餘頁篇幅，圍繞在臺灣民主化重要歷程的臺灣文化協會的前後史料紀錄。

這種在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文化變遷的見解分期，完全符合今日研究臺灣在日據時期，先是武力反抗、後遭鎮壓剿撫、再後是同化與文化自主間的擺盪。其間的文化思惟變遷，又深受中國民主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與世界革命等等的影響。在日據時期影響深遠並及至其後的臺灣文化協會，基本上即為承接大正3 (1914)年12月20日在台北創立的台灣同化會；及1920年1月11日受梁啟超新民思想影響，在日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政治運動團體新民會。關於其間種種，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專著與史料，但李震明的《臺灣史》中內容並未多以為引述。

圖片說明：《臺灣史》與《論說》。梁啟超倫理思想代表，通稱新民說20節，深遠影響國民思惟，並認為是推動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建設之一。這些文章於1902年開始陸續發表於《新民叢報》第1-12號的《論說》專欄中。作者收有前12節的抽印本，印刷風格形式與傳統古籍有顯著不同。

寫本的價值，經常可發現未見刊載的原始資料，或據以校比刊刻印本間的內容差異，而貢獻了許多重要歷史文化的背景與過程。因此，再就《諭稟留稿》手書資料中，摘取並補充一些不見於任何刊印文獻中、或與文獻中有差異出入的鹽務與晚清軍國及與臺灣割讓的資料。

其中關於晚清軍國大事，在《諭稟留稿》寫本中的光緒21年至27年間，依序有：易順鼎(1858-1920)呈文一15半葉、易順鼎呈文二6半葉、上諭半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2半葉、上諭半葉等。

甲午戰敗後，臺灣遭清廷割讓給日本，一時間許多振聲疾呼，誓死稱愛臺保臺與臺共存亡的大員仕紳，卻於日軍登臺後，紛紛逃離或歸順，其時的「台灣民主國」僅僅維繫了象徵性的150天。在眾多只有口號的呼聲中，易順鼎是極少數在危難之中，能以實際行動，兩度往返台灣大陸間，尋求內地援助支持臺灣抗日的。雖終勢不可為，但也是當時鮮有的文人英雄氣魄，惜所存史料相當有限。

據有限的研究資料，易順鼎父易佩紳，咸豐8年舉人，累官至江蘇布政使，母劉氏為湖南巡撫劉崐孫女，可謂家門顯赫。易順鼎才華橫溢、詩文並茂，惜科舉試第並不順遂。光緒元年舉人，6年在京會試落第後，報捐郎中簽分刑部山西司行走學習。於光緒13年易佩紳乞病歸時，易順鼎於科舉無望下，再加捐試用道員，簽掣河南。後得重臣保舉於光緒16年，獲試用道保過候補班、加按察使銜、二品頂戴，惜未久即稱病辭官。直至光緒28年冬，在榮祿的保舉下得實放廣西右江道，才再進入實質官場體系至民國間累官至印鑄局參事並代局長。

在討論這幾篇呈文寫本與故宮本內容中的差異時，可能也須先了解清朝中晚期時官制與文書的體例，其中剛好易順鼎時任的道員一職與文書摺章是較為混亂的。

在官制方面，清中期後由於不斷的內亂外患戰釁，導致國家財政與官員的大量損耗，因此開放一定資格的仕紳殷商，可藉由捐納而得功名官職頂戴等，並於國家財政收入與官員梯隊補充，都是有一定幫助的。在咸同兩朝，捐納的盛行，已與傳統正途的科舉、蔭封、保舉等，同為仕官的重要途徑；再到同光時，取得地方官員初任資格者，納捐者已佔過半數，正途出身者已僅餘約二成了。捐納京官者，除吏禮兩部外可至郎中，地方未入流則可至道員。嘉慶四年，道員被授予密摺奏事之權，是具有此權的最低品秩文官。當然，納捐多是圖得聲名頭銜頂戴，與一些在地方上可享有的特權及保障，而非都在於想實質任官，且一般捐納出身的，也多需先在候補吏員梯隊等待機緣，而非進士出身的能直接擔任官員。歷史上當然也有許多文采武略者，或因種種原因雖係捐納出身，也能成就一世功名。(1)

再說文書，清承明制，官員奏事的正式上秉公文，公事使用用印的題本，私事使用不須用印的奏本。獲授權的官員，則可以不同形式的密摺直接上奏，通稱奏摺。乾隆13年廢除奏本，光緒27年再廢除題本，此後原來的題、奏制式公文書，都以奏摺或其它形式取代了。奏摺也隨不同時代而有許多不同規範，基本上也都是嚴格的，且是直達御前由皇帝為第一人看過後決定處置方式。

但在同光時期，因有慈禧太后先後幾次幕前垂簾聽政、幕後也仍掌權的過程，與同治11年親政條款、光緒12年親政條款、光緒14年歸政條款、及光绪24年戊戌政變等交錯時期，文書典章制度更迭紊亂。

奏摺的處理程序，至關重要，是影響軍國大事與機密的最後決策間心證的形成。辛酉政變時的獲罪贊襄政務大臣，及嘉慶處置和珅的罪名之一，就都有因渠等或擅權或受寵信，而在皇帝先看過前加以紀錄或得知奏摺內容。在辛酉政變前，贊襄政務大臣為降低兩宮的角色，也曾多次斥責包括僧格林沁、勝保等親王重臣，謂摺報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惟用皇上聖鑒即可。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就多見有皇太后與王上等之字樣，但在其後的通行印本中，則就單留皇上二字了。

本《諭稟留稿》寫本中有抄錄重要諭文、稟稿，許多與現流通印本內容有出入，更有些鹽務事項未見文獻記載。清光緒20年中日戰釁，7月易順鼎奉父命墨絰從戎入劉坤一軍幕，期間多次上書朝廷力陳建言。寫本中有兩通稟文，即為光緒21年4月間的請罷和議禠權奸、與敬籌戰事疏。這些重要呈文，《諭稟留稿》寫本內容與後人採集成書的易順鼎《魂南記》中所載，有許多差異出入。庚子國變期間的一些上諭錄存，也與現行資料與文字或文意上的差異，僅擷取數例與比對基礎，提供如下，詳細當再另文寫就。

目前通見的易順鼎稟本，為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於1965年編輯發行《臺灣文獻叢刊》時，採集易順鼎兩度來台日記與所著詩篇《魂南集》，並「再自故宫博物院輯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錄出先生上都察院書兩通，作爲附錄之一」而成為叢書中第212種《魂南記》。但在該叢書中第210種自故宫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取與臺灣有關文獻編成的《淸光緖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中該時段資料，則僅書「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而未有詳文。其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1997年重印臺銀本《臺灣文獻叢刊》第210種，改名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時，又直接照抄錄該段文字「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但省文獻會其實並未有所謂的本叢刊第二一二種之書，顯見未有校勘！為求慎重，於是找出所據最早本，1932年故宫博物院於1932年時就所藏清代軍機處檔案輯編的88卷《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的對應文獻，做為與《諭稟留稿》寫本比較之基礎。

致於庚子國變中的部分上諭檔，正史軍機檔留存有限，研究者多參考清佚名《西巡迴鑾始末記》。主要有中國歷史硏究社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年4月3版一冊，內有庚子國變記、拳徧餘聞、西巡迴鑾始末記三種；與西巡迴鑾始末記一卷，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於2000年由中國書店2000年出版，但中國書店版第22頁後有缺失資料；及吉田良太郎、八詠樓主人同編1973年的《庚子國變記六卷》，羅惇撰中國歷史硏究資料叢書。上述三種，內容基本相同。

在如上圖文中首段的差異，即可看出寫本中的為較早手稿。寫本中原先為”仰祈聖覽”，後因由督察院代遞而改成”敬祈代奏”、”臣”改為”職員”。較不尋常的是，當時馬關條約已於當年稍早的3月23日簽訂，正式國書寫的是「賠款庫平銀貳萬萬兩」，但在故宮本中卻是用慣稱的二百兆！「兆」在中國古代已有多重意義，可能代表百萬、萬億、億億等。在清朝許多的時候，兆代表的是百萬，所以二百兆等於二萬萬等於二億。另外在故宮本史料中，易順鼎的呈文一律未見皇太后字樣，但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如右圖截錄)均先尊皇太后再寫皇王，此間奧妙就自有說法了，當再另文解析。

(1) 例如電視劇理常見的人物，岳鍾琪(1686-1754)，捐納同知出身，累官拜陝甘總督、爵封三等威信公；李衛(168-1738)），捐納員外郎出身，累關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署刑部尚書、除直隸總督。到了清朝中晚期，更因戰亂兵患建設等等因素，建功績業而名成一時的，也不再只是僅限依循承平時期的科舉任官路線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三次會試未第，本不再留戀功名而回鄉講學，後知遇於兩江總督陶澍等人邀入賓幕一展才華，從此開創了一世功名。左宗棠雖未得進士、也未納捐，但是以彪炳戰功，也得跨越傳統障礙而入軍機、授東閣大學士。至於一般網路文章中，許多描繪左宗棠同進士出身等戲謔之傳、與在督戰新疆軍事緊要時請辭官回京會試等之說，其實都並不可考。正史中如清實錄、清史稿、湖南地方志等，都並無此等記載！於此，再以信史資料補充官於左宗棠任大學士的過程。清制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即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據《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2年10月25日：「庚子｡諭內閣。昨因肅州克復…因思陝甘逆回擾亂｡十有餘載｡勢極狓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勦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復堅城｡關內一律肅清｡朕心實深嘉悅｡自應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左宗棠著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該大臣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著改為以等輕車都尉世職」。在故宮的軍機檔中，隨後即有同治12年12月05日左宗棠的奏謝天恩改賞世職恩事摺相呼應。故宮軍機檔中有同治13年3月10日左宗棠奏謝優敘恩由，此為皇太后四旬大慶恩敘事，與大學士無關。然後在《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7月12日：「命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為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其後故宮軍機檔中就有同治13年7月25日左宗棠奏謝授大學士恩由摺，均未提到授同進士出身等事。《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8月8日：「吏部以大學士左宗棠應授何殿閣請｡得旨。左宗棠著授為東閣大學士」。

明代中期盛行覆刻宋本，吳中地區更是精華迭出，許多刻本的質量均遠甚於官刻，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是上比宋元的精善本，在極早時即已著錄於《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02035號、《中國古籍善本總目》P1200。本件雖僅存白棉紙線裝零本一冊卷36-39，但也彌足珍貴了。

本書為明嘉萬間據宋咸淳間廖瑩中世綵堂本覆刻，每卷末鐫“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牌記。版心雙魚尾，分別計大、小字數，下鐫“東雅堂”及刻工名。此冊刻工有：仁、何、准、信、奎；十足宋本風貌。收錄韓愈先生詩文集的書非常多，其翁書家均以此明中期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為校勘最精審，“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為多”、此後包括著名的清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方成《韓集箋正》等，皆以此東雅堂本為據。

參考後記：此本版心雖有“東雅堂”，牌記“東吳徐氏刻梓家塾”的充分資訊；但此徐氏東雅堂刻書主人究竟是誰，就各有說法了。1. 目前圖書館與版本目錄學中，仍多著錄為明萬曆的徐時泰。此說源於清初著名校勘家陳景雲在《韓集點勘》中的說法，後沿用於四庫全書總目就再一直沿用至今，包括晚清民出許多的版本校勘大師，均未質疑。2. 但近來有許多研究論文據科舉職官錄等資料指出，此徐氏應為嘉靖年間的徐泰時誤為徐時泰。徐泰時為鼎盛於明中後期長洲徐氏家族之一人，該家族在嘉靖至萬曆年間，就曾出了徐履祥、徐申、徐泰時、徐元正等四位進士。3. 但東雅堂的主人又非徐泰時，而是同族中的徐封於嘉靖25年時建紫芝園之內堂名。4. 近也有說既非徐時泰，也非徐泰時，而是更早時於正德、嘉靖間的徐氏某人。此說所據是依版心刻工名，如李宗信、陸奎、陸淮、徐仁等都是正德、嘉靖早期間的著名雕版匠人，所鐫刻存世善本有從正德十年的《大唐六典》到嘉靖十年的《南監五史》等及十數部覆宋精刻本如《河東先生集》、《前漢書》、《資治通鑒》、《世說新語》等。

虎口餘生記也是記載明末清初的一個著名史事，大意是講明末李自成稱兵起事、勢如破竹，朝廷與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令時任李自成祖籍米脂縣令邊大綬，掘李父祖墳、壞其風水。明亡後，邊大綬雖一度為大順軍所俘，但李自成王朝旋即敗亡，混亂中邊大綬又傳奇逃生的虎口餘生記。

本書對於掘李祖墳的前後來龍去脈，有較詳細的記載；書中並收錄有邊大綬於事成的塘報稿。塘報主要為明朝時的軍事情報，清代自京至省各驛站也設有塘兵，後陸續為其它形式取代。從該塘報內容來看，其體例很像明清時的奏摺；該塘報稿文不長，但內容所載史料豐富，茲摘錄如下並據以衍伸說明一二：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個，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腕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六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峰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徙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由。鳥道峭嶇久絕人蹤，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窑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闔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窑中向火至天明，再撅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撅，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清初以來自民國間，關於李自成的種種傳說，一直都有戲曲小說的口書相傳不絕，更有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以下就三方面淺說一二

一、在史料文獻面。

關於李自成起事前的少年時，塘報稿中的「幼曾為僧俗名黃來」，並曾「為姬氏牧羊奴」，這段文字大抵印證了一些史書及小說文本之言，並無大爭議出入。其後的李自成至抗明起義間的去向，在《明史紀事本末》、《豫變紀略》、《綏寇紀略》、《明季北略》與康熙時的《陝西通志》及《米脂縣誌》等許多資料中，多載李自成曾在設於米脂縣的銀川驛當差。但接下來李自成究竟為何原因？與何時？投身反軍，各書就眾說紛紜了。正史中的《明史》〈本紀〉中，於崇禎七年才開始紀錄有李自成事；在《明史》〈列傳〉中，也是崇禎六年後，才有李自成的征戰事紀，當時李自成已略成氣候了。目前許多人所查考引用的文史書籍、或網路訛傳包括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則都稱因驛站裁撤、生活艱苦，並在逼迫憤恨下，李自成殺了債主舉人艾詔與出牆的妻子後，在崇禎二年逃往甘肅從軍，旋又殺官後兵變起事云云，應都只是野史、不可盡信。本塘報稿中明確澄清了：1. 邊大綬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自成去」，表示直至崇禎十五年時，艾詔還活得很好；2. 塘報稿中：「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較接近具體背景事實。因此並無崇禎二年李自成殺艾詔投軍落草之民間傳說事！

明末天災頻仍導致人禍四起，氣象史資料也顯示崇禎八年起，中國面臨近小冰河間期的酷寒，加上陝北常年天寒地乾的三年兩旱的艱苦，又逢雖有弊端但卻是西北苦民賴以餬口的驛遞遭裁撤，導致其時據估計僅陝西（當時所轄包括今日甘肅和寧夏的一部分)一地，即有靠驛站苦差維生約四萬人，生活無以為繼、流民遍生，多就落草為寇去了，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明實錄》崇禎2年4月9日，「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言，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者十七八矣。臣世居衝途、兩令衝縣，曾備悉其弊」，因此請裁驛遞以除弊並籌餉，獲崇禎同意以「劉懋既受此委任當悉心振刷，務合爾疏十分減六之議俟。一二年弊清數，定破格優擢，不得牽狥情面、食言曠職、責有所歸」。於是崇禎三年起，就開始加速導致明朝覆亡原因之一的大規模裁撤驛站。《明史》〈列傳․流賊〉：「三年…是時…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當時的民變角頭是「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因此如塘報稿所稱：「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李自成)流入賊營不知下落」，也符合史實。塘報稿中又有：「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一節，也符合如上正史所載：「九年春…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

裁驛所省經費其實有限，《明實錄》崇禎4年4月4日：「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以驛遞裁扣事竣上言，崇禎四年各省裁節銀共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有奇，此項即臣（陝西廵撫練國事）所請借抵新餉以寬民力者已蒙聖旨免編」。而先前驛遞花費，其實也多是貪官中飽私囊或吃空餉，苦民所得有限又何辜！《明實錄》崇禎7年5月20日，有載「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一闕兵…二曰闕餉……三曰闕官…；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逓，秦晉驛逓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邊大綬雖親自帶隊主持挖掘李自成祖墳，但生平史蹟並不豐，想是旋即明朝、大順都覆亡，清朝與此又無太多直接關係，所以資料相當有限。民間有許多將之寫為傳奇戲曲劇本，自然不可盡信。如於民國時董康收錄自元至清乾隆間近七百種戲曲劇目的《曲海總目提要》卷46的〈表忠記〉：「邊大綬…聞于朝廷，憐其孤忠，授官，仕至山西巡撫」。中研院人名權威，也稱據清乾隆27年刊本《任邱縣志》載，邊大授曾在清初順治朝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署山西巡撫，但起訖年不詳。但細想可知，邊大綬明末時僅官至縣令，未兩年充太原知府雖已屬勉強，但改朝換代之際並非罕見，可山西巡撫一職即便是署理職、未加兵部侍郎銜，也是從二品的封疆大吏，應無此可能的。因此就再查了清季職官表，順治年間山西巡撫各有其人，並無邊大綬者。複查乾隆27年刊本的《任邱縣志》：「(邊大綬)字素一號長白，崇禎己卯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國朝起用，補河南修武知縣，勸農興學著有勞績，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蒞政三年，執法嚴明民懷吏畏，以病告休。所著有虎口餘生錄行於世」，可知邊大綬未曾任過山西巡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中：「九年春…(李自成)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而《任邱縣志》所載是：「(邊大綬)崇禎己卯 (12年) 孝廉授陝西米脂縣知縣」，兩者所載邊大綬起任米脂縣令時間不一。

二、在國學漢字中。

本書為叢書第五集刊刻在乾隆間，其中塘報稿中用「再撅數塚而黑碗見…中閒盤白蛇一條…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盡數伐撅」(如下圖中書影)。稍後，山西太原興縣人康基田(1728-1822)所著，上起唐堯，下迄明亡，計三十二卷的大型編年體山西通史長編《晉乘蒐略》，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嘉慶16年霞蔭堂版中，已做「掘」、「間」，邊大綬為邊大「受」(如下圖右書影)。網路中電子資料庫中的OCR辨識文，也多用「掘」、「間」。

按今日寫作的「間」字，實簡化自古字「閒」。《宋本廣韻》：閒，隙也，近也。《康熙字典》：〔古文〕𨳡𨳢《唐韻》古閑切《集韻》《韻會》居閑切《正韻》居顏切，𠀤音蕑。《說文》：隙也。从門从月。會意，亦形。《徐鍇曰》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𨻶也。至今俗則專以「閒」字為閒暇用解，「間」字則為中間、離間等意思。至於「撅」字，《宋本廣韻》：撥物也；《說文解字》、《康熙字典》：从手有所把也。今則多以「掘」字替代。

本書為《知不足齋叢書》的一種，向以校籌精良、考據嚴謹著稱。從全書中包括前篇黃孝子紀程，都可見許多使用與現代書寫不同，而是能寫實的貼近當時的古字，例如以「畱」為「留」，以「㫄」為「旁」等，而且還很講究的區分了「道㫄」、「依山𠊓水」的不同用字，所以本書也可當作是認識國字古文體的讀本材料。

此處仍要不厭其煩的強調，今日學者、世人，習以便捷的網路電子書資料庫為材料，無法或不願意查找比對原始紙本書文。如同在系列文章中所多次提醒的，其間之弊至少有：1. 電子資料所據文本的考據不一，經常只是手邊有的而非校籌精良的版本；2. OCR文字辨識上的差錯，更是比比皆是；3. 古體、正體、簡體字的時代意義，與轉換間的差別等，更是陷阱。雖然漢字簡化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但是在國學文字義理上，如只是常見的經由程式繁簡轉換而不逐字校對，就常鬧笑話而啼笑皆非了。常見的如後后、餘余、乾幹干、澱淀、範范、裏里、複復、藉借、夥伙等等的天差地遠，也是屢見不鮮。也因此，個人於中國古文學包括詩詞歌賦與文獻等，基本上是不看現代簡體出版品的。經驗中也經常見過許多優良文史期刊上的學術論文的失義，與古籍文獻文物商的論述失真，都是便宜行事或認知不深的錯誤！

三、在風水地理上。

李自成區區一芥草民，在明末平民起義的數百崢嶸頭目中，能在短短的十數年間脫穎而出，建大順、破北京、亡明朝，自然吸引了許多風水地理的穿鑿附會事後諸葛之說。其中李自成家族的祖墳遭掘，當然更是熱門題材。

其中關於李自成的祖墳所在地，塘報稿中竟也稱”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表示合於風水好地。塘報稿中：「…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風水地理上普遍有說祖墳上長有榆樹且茂盛者，是後代要發家聚財的跡象，但是如長在墳正中則不佳。榆樹有稱榆錢，榆錢是榆樹的翅果，外型圓邊薄中凸，像古時用的麻錢，又同諧音“餘錢”，所以是招財進寶的吉祥象徵。北宋文彥博的〈元巳阻雨〉，即有“欲買春花無定價，東風撩亂擲榆錢”，藉物擬境比情的抽象抒懷之美。徐志摩的新詩《月下待杜鵑不來》，其中也有“風颼颼，柳飄飄，榆錢鬥鬥”，後有趙兆編曲、費玉清演唱，也甚是好詞好歌！

塘報稿中又有：「中閒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這句又衍生了更多風水天像之說。如《筠廊偶筆》、《在園雜誌》等都說，該白蛇即為小龍，代表子孫將稱王為帝；可惜修練未足，只有“頭角嶄然揚起三寸”，即被邊大綬等收入，所以是可惜了的白蛇頭角呈龍形而其身未變！風水地理上也有說“屍骨黃毛，後世成王”，李自成果然從闖將、到闖王、最後也稱帝！

個人也收有些星象命理奇書，只是為中國出版史上留些曾有的紀錄。基本態度就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李自成一芥鄉野，起事成功建立大順、稱帝入京、覆滅了延續276年的大明王朝、但旋又迅速敗亡於清軍並輾轉身死。究竟其祖墳遭掘一事，是幫助其清理墳上雜亂而能出頭得天下，又或是斬了白蛇損其王氣而不能持盈保泰，稗官野史自都各有其說了。

鮑廷博自乾隆41年始刻《知不足齋叢書》第1集，迄嘉慶19年過世，期間刻成27集；其子鮑士恭賡續遞刻，至道光3年共刻成全部30集，每集8冊，計收書207種，裒然距帙。《知不足齋叢書》的特點，是精選世所罕見、且流傳稀少、並首尾完整的孤本、珍本、善本。鮑廷博並都親自讎校，註明該書來源，向為士林及藏書家所重。且“自鮑氏之書行世後，後人踵事增華，相繼而起刊刻叢書之業，遂成風氣”！《清實錄》嘉慶18年6月25日：「諭內閣，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 …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

現代人藏書多數不會、實也困難去蒐購浩浩整部叢書，與大部經史類書。若能有一二冊代表各歷代著名的家刻精品，也是快事。本書即為《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之一冊，完整收錄黃向堅的尋親紀程，與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二事均發生於明末清初，一為家孝、一為國史，兩種都膾炙人口，並有多種小說戲曲形式流傳至今至。本冊即為較祖早的版本，著錄於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頁329, 536中，民間存本非常稀少。行款同該叢書，九行二十一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邊，版心下題「知不足齋叢書」。全書一冊，依序為黃孝子紀程序、黃孝子傳與黃孝子滇南尋親圖冊、黃孝子尋親紀程後、尋親紀程與滇還日記、虎口餘生記序、虎口餘生記一卷、塘報稿等多種，共72葉。因補充為文較長，同一冊中的兩故事，分兩篇撰刊。

黃孝子萬里尋親

黃孝子紀程二卷的大意，在《清史稿》〈列傳.孝義〉中，寫的最為詞簡而意備：「黃向堅，字端木，江南吳縣人。父孔昭，崇禎間，官雲南大姚知縣，挈孥之官，向堅獨留。鼎革後，孔昭阻兵不得歸，向堅日夜哭，將入雲南，親朋、妻子頗危之，向堅決行。至白鹽井，得父母並弟向嚴、皆無恙，留一年乃歸，時為順治十年。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吳人作樂府紀其事」。

百善孝為先，孝道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最核心的價值。黃向堅於時局艱險、路途危難中的萬里尋親，自是傳為佳話。此外，黃向堅也“善畫山水，師法王蒙，有黃公望筆意”。傳世黃向堅山水畫，至今仍常在拍賣會中得見。關於黃孝子紀程內容與黃向堅相關畫作，上文有記“行二萬五千里有奇，向堅次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記之”。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趙晟，在最近發表的論文中，統計黃向堅創作的《萬里尋親圖》繪畫系列作品計有39 件，並有長文逐一描述各作品的內容（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21 年第2 期129-161）；中正大學中文學系的毛文芳教授，也有多篇關於黃向堅萬里尋親書畫圖文研究的論文發表；都可自其中瞭解更詳細。

在明末清初之際，仍是出行困難、旅遊不興之時，尤其是千山險阻、萬水難行的雲貴一帶，因此黃向堅所撰的紀程內容、與所繪山水畫的演繹，也常被視為大西南雲貴游紀的第一人。但據史料，其實在黃向堅之前，至少還有唐韋齊休於長慶年間從使雲南時所記《雲南行記》二卷，但約在明清之際亡佚。另有元大德年間郭松年所撰的《大理行記》等。明嘉靖年間楊慎被謫永昌（今雲南保山）時，撰有的《滇載記》、《滇程記》與《雲南山川志》等。

古時行旅困難，所須手續關卡憑證非常繁瑣。因此文人所紀，多是短日程、近路程的登山臨水，訪寺尋僧一類。北魏晚期酈道元(466-527)的地理名著《水經注》四十卷，經常被視為中國游記的先河，也是集地理知識與壯游見聞的傑作。唐宋後，受當時文風的影響，游記多已少了壯游的探險性質，以寫景、敘事、抒情的文學散文筆法為多。如被視為旅游文學先河與佳作的唐柳宗元(773-819)，在貶放永州司馬時十年間所寫的《永州八記》8篇散文，及許許多多當時文人雅客的詩詞歌賦短文，記載了許多某地的風俗、人物、文化、山川等。“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701-762)，是個例外奇人。據不完整的統計，李白一生漂泊或游旅近30年間，登臨了近百座山，跨越了至少18個省。李白雖未以游記成書，但若能將其有記錄的千餘首詩作，分門別類的集結整理並解說，應該也是旅游文學的曠世巨著。到了明朝後期，有了家喻戶曉、人稱東方游聖、集壯游與地理知識的專業游家徐霞客。徐霞客於30年間縱游舉國南北，足跡遍歷至少16省，撰成了享譽中外的60萬字地理名著《徐霞客遊記》。現今中國的旅遊日定在每年5月19日，也是緣於《徐霞客遊記》的開篇日。

黃孝子萬里尋親地來回二萬五千里紀程，從游紀角度來看，也是豐富精采的。為了尋親，路程在季節不佳、年頭不安、地方不靖的環境下完成，倒也無心插柳的成就了一篇非典型安逸舒適的遊記，記錄了從浙江、江西、湖南、廣西、貴州等地而至雲南的點滴，更描繪與提供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因去返程時的心境與路況熟悉不同，且去時又是生死未卜，因此上卷尋親記程的路線雖可以勾勒，但程站卻有不清。下卷為自滇還鄉，就是逐日而記，內容雖簡但較能考據了。以下略從山川紀聞與情境描述等的角度，摘舉文中片段來補充略說一二。

文中起自“ 順治辛卯臈月朔拜墓辭家…登舟瞬息天涯”，也不知為何選在農曆12月初一出發，往後就是嚴寒難行再加冰雪泥濘的季節。旅途中，“過貴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合下數十大灘，轉上水、抵鄧家埠，適羣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佳水悉成苦況！＂此說路程前段在浙西贛東一帶、又是行舟，地面也算平靜，因此進展也快。途經丹霞地貌、峰林景觀聞名於世的道教四聖山之一龍虎山後，不月即抵南昌一帶，然後捨舟就路。那時已順治8年底，江西省城旁仍“羣盜焚劫、煙燄未息”。中國古時的許多年代，地頭不安寧是經常事，況又是朝代更迭時。其後許多紀錄，或可做為當時治權於地方實質性研究的佐參資料，如文中“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邅囘不前”，便水驛之南岸則是“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目草迷，多漲沙、多流潦、多獸跡”，在鮎魚坡則“聞炮聲，遙望烽煙，知秦關不遠”。到了平越府，則“山勢巍峩，路紆折如羊腸，兩㫄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每受苗害，選山之最銳者設哨備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足骸骨枕籍，商旅絶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劓鼻之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其後，“次關嶺連峯橫絶…休白口坡。自進關來，凡過郡縣衞所開路廣闊，每十裡玄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卽係姦細，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壑陡峙，鐵索架橋素稱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也”，此處之描素，同《滇志》所記載，明代時從湖南境沅州至雲南昆明的入滇古驛道情境，“關嶺，其東路尤為險絕，途中有白口坡…，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栗汗”。

文中也可見當時西南偏鄉地風土世俗與自然生物，例如在曉上桃子巖時見“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在渡大溪三道碕岸沅靖粤西之界，“有異花紅紫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入西溪柳寨時，雖是語言隔閡但少數民族長久來的好客傳統已見一般，“俱係苗地，苗民椎髻懸環、語言鴃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畱客作供；具釀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經見者”。

黃向堅的尋親去程，備極艱辛、前程未卜，如在出豐城臨江界時已是“人在途時遇雨雪，踵趾破裂、痛楚頻頻，倒地身如泥塗，自顧堪憐，往往僵臥道㫄”，而“前途戰爭靡息、行旅久絕，路有虎狼之虞，身有疾病之憂”。於寓湘潭縣城外時，“左足血瘀腫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幾廢”。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時，“四望荒山，田多草萊、髑髏徧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圍亦可駭”。因此去時紀程應非當下寫成，也因此路途中的些許站程行止或有可做為再研究的材料。例如，“(順治九年)初九日，踔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的一段，快速帶過。但且其間旅次順序，似與今日相關地理位置有所不順通，或許當時道路交通的狀況、兵災盜匪的阻撓或地名變更等的混淆。

但文中簡短帶過“蔴哈葛鏡橋犵狫寨對岸，削壁陡絕，鐫神畱宇宙四大字在上”，則可能是聽聞而未實際登臨。神留宇宙的石刻，在今日貴州平越縣南二里的仙影崖，上有張三豐遺影，與明郭子章於明萬曆31年所題該四字。郭子章(1543-1618)，江西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於萬曆27年授右副都御史、貴州巡撫後，翌年即平滅了盤踞播州29世800餘年的楊氏土司於萬曆24年時任世襲播州宣慰使土司楊應龍所發起波及四川、貴州、湖廣多省的叛亂。一般史稱此為平播之役，與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合稱萬曆三大征。郭子章“治黔十年，穩定黔疆，振興文教，政績卓異，被譽為黔中名宦之冠”。明代是全真道傳入西南地區的重要時期，據稱張三豐是在貴州平越高真觀悟透成仙之道，因此民間有稱張三豐是「武當山得道，福泉山成仙」。犵狫是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名，麻哈州則是明清兩代貴州的一個土司治理地區。葛鏡橋現今也還在，位於中國貴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教場村，橫跨麻哈江的一座三孔石拱橋，始建於明萬曆46年，民間於2006年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時艱辛困難的工程，民間總會有神蹟之說的，稱張三豐感於葛鏡的積善造橋，於是以法術將豆腐點化成石料，幫助葛鏡屢次失敗後的建成。村寨地名或會更迭，但舊橋與舊石刻，應無遷移。以現今地圖來看，不論是從距離或方向而言，從葛鏡橋是看不到每字只有50公分見方的神留宇宙刻字的。

今日的旅游行程與景點，許多都已大眾化的平凡無奇，於是也興起了重走古書中故事路線的游風。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章回小說中路線，距離現在年代已太久遠，不只地理上滄海桑田的更動，情節中也是杜撰許多而不可憑。因此，黃向堅的萬里尋親往返路線，倒是可參考的壯游路線。

游紀經常是歷史、地理、博物學中的重要參考材料與佐證。因為這些周邊旁物，經常不是游紀主人為文的主旨，順筆寫下與無心紀錄的，多數偽假的也較少。個人看行旅記事的文章與相片，更喜觀察主題外的風土人情與生物自然，也常有意外收穫。事實上在今日網路的普及與寫真，全球許多新物種的發現，也是生物學家們，透過第三人在社群媒體分享的相片與記事而循線追索確立的。

諭稟留稿，多半是官員商紳家族所留公文手抄紀錄，因是第一手的資料且存世稀少，因此彌足珍貴。諭為上對下的告示，稟則為下對上的報告。本抄本厚達210頁，並於卷首黏附鮑槐記片單1張，書中並夾有附片3張，分別為鮑氏祖墳圖、為寬恩免傳准予銷案以免訟累事、選充地保以衛地方事等。時間起自同治10年至光緒28年間；地緣主要在浙江衢州、紹興二府下的諸縣城與上海間；事由則為鹽務訴訟館裡、宗族田產家財祭祀、與國家地方政事等。清文獻中，地方公文資料留存甚少，詳細內容多已不可考，因此本諭稟留稿也就彌足珍貴了。

留稿中詳細記載了同治光緒年間，浙江衢州府江山縣、西安縣等經商，包括鮑公益、鮑祥泰、鮑誠、胡義隆等等十數百人與官府間的往來公文，關於鹽業管理、訴訟、與利潤分配等事；也包括了浙東鹽務中紹興府的山陰、會稽、蕭山三縣。兩浙江淮地區是在清季中葉後，鹽業鹽務獲利最豐，糾葛紛爭與管理條例變更最劇之地。本寫本資料中，即有大量關於鹽務的累年訟案、管理等諭稟資料。

中國自古以來鹽業都是重事，攸關百姓民生與國家財政。明清後各項專賣捐輸條目繁多，學界已有長足的研究，也就不多贅言。基本上，清朝中期以前主要承襲明朝制度，即將特許鹽商編成綱冊，基本上是世襲壟斷的專賣集團把持，通稱綱運制或鹽綱。清道光、咸豐時，內憂外患、中外戰爭不亂，國弊民疲，加上私鹽買賣十倍於官鹽，鹽務管理更是朝夕更變。道光、咸豐間，江淮一帶已推動以票鹽法取代鹽引綱運制，官紳商民只須納稅後就可承運鹽務，逐漸消彌了鹽商的壟斷與財脈。惟到同治中期，江淮督撫曾令鹽商一次性鉅額捐輸以籌軍餉，並允以不再開放新商戶而恢復保障總商大戶的世襲壟斷。但到光緒朝時，又認為同治年間的捐輸，鹽商所換得的壟斷性鹽票獲利太豐，又再廣開鹽票捐輸自由買賣。其中關鍵在於鹽票價碼與市面行情間之差距究竟如何，經查許多研究論文中的數字，出入頗大、莫衷一是而無可比對。目前可考信史有故宮軍機處檔摺件中，同治年間任職江南道、京畿道監察御使的許廷桂，曾奏請敕兩江總督增添鹽引票等款修築隄工事的內容。該奏摺稱：「臣聞淮南票鹽每票一張私售銀八九千兩，各商獲利甚厚。前年協賑天津，酌添引票，各商納銀後摯，踴躍爭先。擬請速敕兩江總督查照，增添引票二百張，每張收銀六千兩，較私售票價減去三分之一，各商必樂從，一兩月間計可集銀百數十萬兩，儘速解赴河工以供修堤之用」。

明清時鹽商中有再分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其中當然以總其成的總商獲利豐厚，許多更是富可敵國、權傾一時的。也不知何故，明清時鹽商中以出身徽州所轄六縣的最多也最強，發達後多移居江淮富饒之地，揚州、杭州等處更是當時富商巨賈的首選。根據兩地地方志所記，出身徽州六縣的佔江淮鹽商的總商中過半甚至近三分之二。徽州鹽商中，有幾支大家，其中有鮑氏一族，百年來開枝散葉的在江淮鹽務上舉足輕重；先後有鮑志道曾為兩淮總商、鮑簡錫曾總理浙鹽、鮑紹翔先據西安鹽引，後再轉至浙西江山業鹽。據史料、地方志、族譜，與許多現在剖析教導經商之道的文案，多記載有關歙縣著名鹽商鮑尚志，安排其子鮑紹翔杭州學做生意後，於嘉慶道光年間，鮑紹翔在浙江江山縣經營鹽業富貴有成，而致“顧人多忌之，輒藉端欺陵，爭論不休者凡數家”，從縣衙、府道、到巡撫憲臺，大小官司纏訟十幾年未休，但鮑紹翔總是可以“先後曆十餘年而志未嘗稍挫焉”，鮑氏晚年曾示以兒孫“餘每逢強敵，必有相與成之者，天下事知非可以一手一足自持也，汝曹當深念之”。本手寫抄本中，許多都是衢州江山縣、紹興會稽縣中鮑姓某某等的鹽業事，與鮑氏某族人支系的田產祖墳祭祀等，頗有參考填補歷史資料價值。

又，本書中更許多細目未見史料，例如光緒13年紹興府的「山會蕭三縣肩課改歸商邑更訂章程十三條開摺恭呈憲鑒」的詳細抄錄，其中包括「錢清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蕭山境內一千六百八十引；東江場肩鹽年銷山陰境內一千四百五十引、會稽境內一千二百八十引….」等等具體數字與分配及管理規定，為多數現有關於清季浙東鹽業研究資料中所闕如的。

本書後段則為軍國大事抄件，包括有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候補道易順鼎上書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文等等的抄記，並有硃筆眉批。文中並抄有「上諭現在中外大開戰 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剿獲勝，降旨嘉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督撫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另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條)，「上海道余(聯沅)現奉南洋大臣劉(坤一)、兩胡督憲張(之洞)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各國公通…」等多段記事。內容雖多與《西巡回鑾始末記》同，但文字與時間與該書及史料記載有些許出入，也可做為晚清更子國變的校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