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t1226

百千年來的中國科舉雖在1905年廢止了制式科考，但至今兩岸乃至鄰近華人國家中，從小讀書考試升學到任公職等等，仍多是照著指定教科書教材課綱的記憶考試。如同我們多數不會留存伴隨我們讀書學習過程中無數的課本、考卷般，科舉時代的課卷試本等實本材料今也不多見了。謹於此分享一些曾經所有。

《殿試卷》

路峙應咸豐九年會試中式應咸豐十年庚申恩科殿試原卷，紙本 1冊22折。封面有朱筆第三甲第三拾伍名字樣及禮部之印、尾有印卷官封，冊頁黏糊處及背有“彌封官關防”封條，禮字一百八十三號騎縫碼號等。真本原件殿試卷相當稀少，本件各處關節具全，更如卷前出身交代處的紙丁孔、各黏糊處的關防、騎縫等，及卷背的考官評分等等具在。嘉慶十四年進士路德，曾主關中、宏道、象峰、對峰各書院，與其子孫路慎莊、路慎皋、路桓、與本卷主人路峙等五人先後皆中進士，是關中書香世家之一。殿試卷評分高低依序為以圈、尖、點、直、叉作記，路峙這份考卷的得分並不理想，八位中有七位給點，一位給尖，因此落到三甲。

這份殿試卷中含有兩個隱藏版的科舉歷史文獻中的重點，殊為難得珍貴的文物！

一是本科爲清文宗三旬萬壽恩科，因此在正文結尾處鈐蓋”壽”字朱印。

二是中式會試但參加下一科殿試的實物史料。包括一些學者在內的一般多誤以為舉人入京會試中式後，就可直接參加殿試得取進士功名。但其實自康熙50年年順天科場案後，會試中式的貢士，還需經過一個覆試程序，才能參加殿試的。雖然至清中後期，會試後的覆試基本流於形式，貢士很少會遭淘汰。但還是偶有因故被停考罰科、或丁憂或其他理由返鄉、或主動保留到下一二屆再參加的。其中最有趣的，應是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清光緒16年中式庚寅恩科貢士，但到光緒18年才於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理由在蔡元培《自寫年譜》稱是：”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試”。更多的說明，請見本古籍故事系列中的《朔方備乘》一文。

《鄉試卷》二種

1. 清光緒五年，山西代州五臺縣儒學應試附學生員田榮祖寫本，紙本 1冊44折。此本極完整，前後有第壹場、東場芥字五十號、前後與每6半葉黏貼處的彌封關防、盈字六十二、山西省布政司等印；內有完整的出身交代、草稿、正文等三部分；後有朱筆祈縣書手崔志善等。
2. 第二場五經試卷謄錄朱卷，紙本一冊。前有監試等關防三枚，第十五房、巳二十三號等印記，後有掌卷所、對讀所、謄錄所、彌封所等印。

鄉試是科舉中的最基礎，中試後而成舉人更是功名的起點。但完整的鄉試卷保留存世至今的卻非常稀少，公藏與拍場也僅是偶一為見。

鄉試第一場考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考五經文各一篇；第三場考策試題五道。三場下來共計十四道題龐大數量的答卷，閱卷官員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是不可能一一詳讀的，因此往往首場四書文即定勝負。

由於四書文的問答之間，已有既定的代聖賢立言公式，因此考官可以很安全快速的做出評分。到了第二三場考試的流於形式，則已是士子通知、心照不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閱卷的時間壓力外，考官對答題內容更是戒慎恐懼。考官或因不諳天南地北五花八門的策題內容，擔心出錯而輕則因未察考生文章的杜撰臆造而落為笑柄，重則更恐因未察答題內容的妄議不軌、或涉忌諱，而落得失職丟官甚至問罪的下場。

其它包括鄉試硃卷、寫本硃卷、殿試策、欽命論疏詩題、御覽硃卷、辛卯科十八省正副榜同年全錄、課卷、學憲觀風試卷、歙縣學光緒十六年新進文童三十二名榜單、探杏譜、國朝湖州府科第表不分卷等數十種將陸續增補。

清乾隆間《欽定本朝四書文》白棉連紙 線裝 一函八冊全

實施千百年的科舉進仕，影響中國人的思惟、文化，與社會結構及變遷甚鉅甚大。今日常說的”考試引導教學”，其實在從來的以前都是如此的，尤其是國家考試。也於是從有考試以來，就一直有各式各樣的參考書、題庫與範本等等的，以幫助應考人。科舉時代的寫作範本，大致有三類：1. 官方頒行以規範當時讀書人應有的正確思想：2. 書院、書商等收集的材料彙編成書；3. 登科學子尤其是進士及第後，本人與官府鄉紳等刊刻的應考答作文，做為光宗耀祖及酬謝應答的單行本。

為規範時文(又稱制藝、四書文、八股文等)寫作，引導讀書人思維，並做為官方儒學的理論建設，清乾隆皇帝於甫登極時，即敕令方苞選擇明清時文，編選成《欽定四書文》。其中明朝時文，按年代分作化治文、正嘉文、隆萬文與啟禎文四集；清朝時文則收錄順康雍三朝另編為一集，集中每篇時文後均有評語。此《欽定四書文》後更收錄於《四庫全書》中，且為四庫中唯一收錄的科舉範文集，也是有清一代唯一的官方對時文的指導書。

《欽定四書文》編成時原並未分卷，計共選明朝時文486篇，清三朝時文297篇，於乾隆5年由武英殿刻刊並頒行天下。後於編入《四庫全書》時，全書又再分為41卷。因《欽定四書文》卷帙浩繁，除少數供典藏外，存世的多是以化治、正嘉、隆萬、啟禎、本朝等分為五集刊印流通。其中，《欽定本朝四書文》存世流通非常有限，除故宮級的四庫寫本外；印本大致有乾隆5年武英殿本或同行款體例的模刻本，及光緒間的版本其中以光緒2年崇文書局的為代表。從雅昌、孔網等拍賣資訊可知，近十餘年來未見有足本的《欽定本朝四書文》。

本拍品《欽定本朝四書文》即是清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時文選的單印集，內容包括目錄、大學(冊1)、上論(冊2, 3)、下論(冊4, 5)、中庸(冊6)、上孟(冊7)、下孟(冊8)等不分卷8冊，492葉，開本28.2×18.2cm。這未分卷、冊數、開本、行款等等的特點，都符合初編成時乾隆早期版本的體例。本拍品8冊除第一冊前半的上部有水漬，及少數頁面有文字拖曳與刷痕外，其餘品相均完好。圖中分別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標示為「光緖二年夏月崇文書局開雕」；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標示為「武英殿, 清乾隆5年」；與本書等三種，並列以為比較。另外在放大圖中也可看出，普大東亞圖書館定為武英殿本的刷印，也有小字模糊與拖曳重疊的瑕疵，也或許該本其實為後印、或其實也是翻刻而失察。相較於本拍品的同頁處，字跡印刷就爽朗秀麗更多了。當然本拍品中也有好幾處，尤其是時文後的評跋，見有拖曳與刷痕。三百年的故紙，總是難以說定高下優劣的。

四書文的重要性，在許多研究科舉的文章與清人小說筆記中，都有一致共識：即科舉考試雖然科目繁多，但首場四書題已是決定的關鍵。在清代科舉制度中，鄉、會試都是分三場考試且內容一致。尤其自乾隆中起至光緒科舉改制與最終廢止間，鄉會試的三場都是第一場考四書題3道、詩題1道，第二場考五經題5道，第三場考策試題5道。三場下來14道題龐大數量的答卷，閱卷官員在極有限的時間內，是不可能一一詳讀的，因此往往首場四書文即定勝負。另一方面，由於四書文的問答之間，已有既定且幾乎不變的公式，考生僅能在有限的300到700字間”代聖賢立言”，這讓早已讀爛經書的閱卷考官，可以很安全的做出所謂的公平評分而不出差錯。演變到後來，尤其是第三場的試策，已是流於形式了。原是為了考察考生對時務的瞭解與對策、規劃，試策應是最能看出為官治國撫民的能力才華。但也因考生可超出四書五經範圍的自由發揮與申論，而多數考官其實並不具備天南地北範圍的策題中的相關知識；唯恐閱卷時的疏漏間，輕則因未察考生文章的杜撰臆造而落得成為笑柄，重則更恐因未察答題內容的妄議不軌、或涉忌諱，而落得失職丟官甚至問罪。因此，由於第三場試策的自由度太高、考官風險太大，所以多數考官與士子間，逐漸形成虛應故事的默契，只要語氣平順不驚即可，甚至到晚期經常可見”將原題所問，竄為所答，敷衍成篇”的荒謬空文。 “清真雅正”，是優選時文的條件。撇開以昨非今是對科舉八股的各種批判，《欽定四書文》的選文均須符合方苞所稱「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為宗」，因此也是今日對國文學習寫作的好範本。

存卷15-16一冊，清何秋濤撰。是書為研究中國西北史地學的最早，也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論述中俄關係的代表巨著，是書初名《北徼彙編》，咸豐10年獲皇帝賜名《朔方備乘》。本書為最早的進呈本之零冊，黃衣棉白紙，刻印裝訂極為精良，開本宏大精良，應為宮中舊藏之散落，非後期光緒年間畿輔通志局本 (可證諸於國圖書影，兩種間的字體有不同)、或其它如石印等本。《朔方備乘》原書幾經散落，今能有原裝零冊尚存，實足珍貴！

《朔方備乘》作者何秋濤(1824-1862)字巨源，號願船，世代居住在福建光澤福民坊。秋濤祖長敦曾任直隸博野知縣，父高華系國子監監生。何秋濤道光24年(1844)進士，授刑部主事。咸豐3年(1853)太平軍攻克安徽省城安慶，時任安徽巡撫蔣文慶戰歿殉國後。繼任安徽巡撫高齡已80歲的的周天爵，也旋病卒於軍中。朝廷再派刑部漢左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李嘉端繼任安徽巡撫時，何秋濤曾短暫隨往。不久太平軍攻克桐城時，李嘉端遇事被革職，何秋濤也從此不再追逐宦海沉浮。

據清國史館〈何秋濤傳〉，何此後：”還京師益留心經世之物，以俄羅斯地居北儌與我朝邊卡切近而未有專書以資考鏡，著北儌彙編六卷，繼加詳訂本親訂之書，及正史為據，旁采近人纂輯，自漢晉隋唐迄明，又自國朝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並綜論說，增衍為八十卷。咸豐八年尚書陳孚恩疏薦秋濤暨郭嵩籌，通達時務、曉暢戎機。時秋濤居憂在籍。命先將所纂書籍呈進。九年服闋入京”。 其後，據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咸豐10年正月24日：”諭內閣刑部候補主事何秋濤，呈進所纂書籍八十卷，著賜名朔方備乘。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据詳明，具見學有根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升補，並著在懋勤殿行走，毋庸常川入直”。

著作獲皇帝賞識並御賜書名，官職也自正六品的主事升為從五品的員外郎，更少有的獲在懋勤殿行走殊榮。此時的的何秋濤，應正是人生得意之時。

懋勤殿之名取懋學勤政之意，皇帝常在此讀書，批閲奏本及鑑賞書畫。《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工部卷八百六十二〈宮禁之制〉：”懋勤殿。聖祖仁皇帝沖齡曾讀書於此。為內廷翰林兼直之所。每歲秋讞覆奏本上。皇帝御殿親閱招冊勾到。大學士等面承諭旨於此”。能在懋勤殿行走，表示皇帝有意近身觀察以備重用，經常是仕途輝煌騰達的起點。例如乾隆年間在懋勤殿行走的趙秉沖、金士松、黃鉞等三位，在嘉慶時就分別累官至戶部左侍郎，禮、兵二部尚書，及禮、戶二部尚書與軍機大臣。

懋勤殿在許多時候也算是皇帝的小朝廷，越過程序處理許多皇帝想做的事。光緒變法時，起先其實是獲得慈禧太后的默許甚至支持。但到光緒24年9月時，摩擦開始終致迅速失敗。摩擦衝突的原因之一，即是光緒想開懋勤殿，繞過體制讓一些或無功名或品秩還低無奏事權等支持變法的維新官員，可以直接參與朝政。這些年輕激進官員企圖經由懋勤殿的開設，直接進入決策圈的舉措，驚動了朝中舊體制的開始反撲與壓制。在申報 1898年9月27日第9143號第2頁中有：”力圖新政。天津訪事，友人云皇上銳意維新孜孜圖治，又恐大小臣工未能直言極諫，并准士民上書言事，以收明目逹聰之效，於是伏闕陳詞者日必數十起。嗣因王主事以不畏彊禦荷九重不次超遷，人心乃益加奮。凡有管窺蠡測之見，莫不殷野人獻曝之心，頤供採納以致上書者每日多至百十起。苟有一得上合聖意，無不立見施行，卽如某某等或請變服或請遷都，皇上皆以天度包涵不加罪。現以綜理萬幾勤勞宵旰，擬設懋勤殿爲聖躬辦事之所，卽於己撤各衙門内，遴選識時務之京堂各官，叅預新政。傳聞如是未知確否”。

可惜不久後的咸豐10年7月，英法聯軍攻佔天津大沽一帶，8月咸豐帝逃往承德，接著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並進佔北京。此庚申之變，與同年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江蘇和浙江在經濟與文化遭受嚴重破壞的庚申之劫，造成了國家與社會嚴重的傷害。未久翌年7月17日，咸豐皇帝也以年僅30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

而何秋濤此際，"復以憂去官"至生活貧饔飧或不繼。《朔方備乘》進呈本與存稿也都付之一炬。同治元年，年僅39歲的何秋濤棄世，所著之作散落各處至百不存一。

直到同治1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奏請第三次開修畿輔通志。修書局選在雍正11年時任直隸總督李衞奉旨創辦，位在直隸省城保定的蓮池書院，並延聘書院主講黃彭年主纂編修工作。黃彭年素仰何秋濤文采，並曾邀同諸君重修何墓。此時黃彭年與何秋濤子何芳徠等，又再花十年工夫將散落的《朔方備乘》殘缺稿重修補訂，而於光緒7年刊行了這部飽經磨難的煌煌著作。其後，也陸續有石印本等的發行，例如在申報 1887年7月6日第4頁廣告中有：”石印朔方備乘。本朝東北西北邊各部落及蒙古回疆與俄羅斯國連界處所，地理形勢來未有專書。前輩如程春廬職方龔定菴祠部，皆以鴻材碩學專心考索迄未有成。至道咸間，山石何願船比部名秋濤，殫精博考勒成一書，繪圖列表備極詳確。　文宗知之特命繕寫進呈，並降硃諭褒嘉，賜名朔方備乘，又命在懋勤殿行走。海內榮之咸以不得早觀其書爲憾。比部歿後，以校訂難其人久未刊行，近年都下僅刻其圖表若干幅，已爲書林珍重，然外間仍少傳本。茲合肥李傅相覓得原 書圖表全備，精加編校集資刊成，誠爲考北邊等俄防必不可少之書。第卷帙繁重，購價尤昂。現用石印排次訂成八本，圖幅甚多格外加工，精印庶覽者谿眼賞心。準於七月十五出書，另加文木夾板一副。每部定價六元，躉售從亷另議。惟所印僅止一千部，留心時事者望早賜顧爲盼”。

至於何秋濤究竟是哪年的進士，書有不同說法，在清國史館本〈何秋濤傳〉中所記”道光24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但該年進士題名錄中並無何秋濤之名，而是見於在道光25年乙巳恩科殿試金榜題名錄中的二甲34名。

於是又花了些功夫查找資料，說明如下。在光緒29年1月27日閩浙總督許應騤，〈奏請將澹於榮利潛心實學之已故刑部員外郎何秋濤入祀鄉賢〉一摺中，說”….已故進士何秋濤，由光澤縣廩生中式，道光揆卯科本省鄉試舉人，甲辰會試中式進士乙巳補殿試，授刑部主事“。摺末有：”光緒29年2月30日奉硃批禮部改奏欽此”。此褶解釋了其間時序的不同理由。

一般簡略認知舉人入京會試中式後，可直接參加殿試得進士。其實在清朝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會試中式舉人稱貢士者，還要再經過一道覆試的篩選，才有資格參加殿試。

早先自順治3年開科取士至康熙50年，凡是通過會試的貢士都有資格參加殿試。但康熙50年年順天科場案後，會試貢士需經過一個覆試程序，才能參加殿試。初期覆試嚴謹，至乾隆年間則僅要文詩各一篇，主要是核對答題風格、筆跡等是否有先後太大差別。至清中後期，會試後的覆試基本流於形式，貢士很少會遭淘汰。但偶有因故被停考、或丁憂返鄉、或主動保留到下一二屆再參加的。

這裡要先插入講說康熙50年順天科場案。該場中與浙江海甯查氏隸屬同宗的宛平查氏18歲的青少才子查為仁(1694-1749)，奪魁順天鄉試第一。但該場主試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因革銅商事與權貴抵牾，銅商借機誣告”查為仁之父查日乾請人為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查氏父子二人因此遭繫獄8年。但趙申喬並未遭波及，仍任次康熙51年的會試正考官大總裁，後也累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毅、入祀賢良祠。查為仁其實文采高人，後為雍乾時期著名的文化人，主持水西莊風雅唱和二十餘年。這裡要強調的是，在維基百科、百度百科，與許多網路文章中，趙申喬都誤寫為趙申樓，錯誤一再於網文中相互抄傳。這也是網路文章與學術論文間的最大差異，網路文章可容易知曉大略，但精準間還是要下功夫的。

未在當科參加會試的貢士，有諸多原因，謹列幾個例子如下。

甘肅涼州府鎮番縣人張奮翼(1795-1867) 字翥南，一字秋澗，道光5年鄉試舉人，道光24年會試中式，道光25年乙巳恩科進士。在維基百科中的〈敕授文林郎四川筠連縣知縣翥南張君墓誌銘〉中記載：” 道光乙酉舉於鄉….閱十年成進士，丁未補殿試，以知縣簽掣四川”。但在清《欽定科場條例》中卻是記載：”道光二十四集奏結本年會試應議試卷….二百二十七一名張奮翼，均第一場詩內添註塗改不符。….張奮翼詩內係塗改二字。詩後均註添註塗改故無應。爰照塗改字數不符在十字以內例，各停止殿試一科，受卷官應免議”。

清朝科舉中唯一出身澎湖的進士，人稱開澎進士蔡廷蘭(1801-1859)，字香祖號秋園，澎湖雙頭鄉人。雖在道光24年甲辰科會試中式成貢士，但在覆試中被評為不列等，因此遭”著罰停殿試一科”，因此在進士題名錄中是道光25年的乙巳恩科進士。

本人早年曾收得一份清咸豐九年舉人路峙應咸豐十年恩科殿試的原卷，不但極為稀有，也見證了跨年參加殿試的實例。

最有趣的應是蔡元培(1869-1940)，在清光緒16年二十餘歲即中式庚寅恩科貢士，但到光緒18年才於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庚寅恩科會試時，梁啟超也以廣東鄉試舉人，與蔡元培同年赴京，但梁啟超落第。蔡元培跳科考殿試的理由，見於蔡元培《自寫年譜》中。“廿四歲。紀元前二十二年，西曆一八九〇—一八九一，清光緒十六年庚寅。是年春，往北京應會試…. 會試後，我中式…. 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試”。到了”廿六歲。紀元前二十年，西曆一八九二——一八九三，清光緒十八年壬辰。是年我又往北京，補應殿試朝考。向來電（殿）試卷是專講格式，不重內容的，止聽說張香濤氏應殿試時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時候也沒有拘格式，而且這兩年中也並沒有習字，仍是隨便一寫，但結果被取為二甲進士。聞為汪柳門先生（諱鳴鑾）所賞識。有一位閱卷大臣，說此卷的字不是館閣體。汪說：他是學黃山谷的。於是大家都在卷子後面圈了一個圈，就放在二甲了。朝考後充庶起士。是年回紹興”。

先前常說文物的價值，在於：藝術美學，珍稀性， 歷史文化意義，內容資料性。

在二十一世紀圖書內容多都已經數位化的以前，因資料的完整性需要而重視足本的價值，也因此零本殘頁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但放到今日，零本殘頁已被高度重視、未來將更是增值可觀。其實，早在明清之際，零本殘頁的價值就已出現，例如著名毛晉的「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其時早已不求足本了。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陸心源的皕宋樓等，其宋刻足本完帙亦不過十之二、三。明清之際以論頁計價的搜求宋元零本殘頁，若以相對的時年紀算，今二十一世紀距明清的年代數，已遠遠超過明清距宋元的時間，也因此明清間的許多零本殘頁價值，也將隨年歲比例而放大。另一方面，明清時的零本殘頁，因早期沒有做假的價值誘因，因此反而是提供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好材料，不論紙張、油墨、版式、字體等等方面的，都是重要參考比對的樣本。民國時期羅振玉、陳寅恪、傅斯年、蔡培元等的奔走搶救，在內閣大庫清出丟棄的檔案中，撿出若干宋元版書殘頁，也都是圖書文獻史上的佳話。近年則有將明、清兩朝各年代間代表版本的零頁，集結活裝成冊，頗能一本看出印刷初版風格的變遷。

許多宮廷刊刻、裝幀紙墨華麗精美，與具歷史意義的古籍，因為其文化、歷史與藝美術性，現今都已是國寶級文物。兩岸故宮與重要圖書館，每有大展，都會挑出一二做為代表文物。如今要獲得卷帙浩繁的足本，幾乎已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內容文字，也已都數位化可經由許多管道查找閱讀。老實說，就文字內容而言，也真不須再天價追求擁有足本。因此，略過內容的資料性，而在若有機緣時，以相對經濟的價格得其中一二零本，既可為收藏古籍文化歷史藝術價值的代表；置於書閣、時而親手撫閱，更都是賞心悅目。相對而言，一本數百年的真跡宋元明清古本，遠較一幅同時期書畫、瓷器更能輕鬆入手，甚至比許多家庭中裝飾擺設的物件還便宜，卻能有更多的故事性！

這其中包括許多印刷始上代表性的本子；已難有全本的明朝時期開本宏大、刊印極美的經廠本零本。又如，藝美術價值絕倫的清康熙49年內府五色套印本的《古文淵鑒》，大部頭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宗上諭內閣》《硃批諭旨》，清《□宗實錄》等等的都是值得收藏的零本。

目前所查過的公私館藏目錄與文獻資料，均未見有此版本的著錄。

是書為明中期四川官刻本，白棉紙精印，明代舊裝，明代書簽書目簽均保存完好，書中版心刻工皆為當時良工，為不可多得之罕見的明代傳刻代表本。存45, 46二卷一冊，卷前有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宛陵徐元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豫章陳瑫同校。10行22字，四周雙欄，白口，雙魚尾，版心有刻工名。

查詢全球公藏圖書館中有相同校編者，且行款、年代相似也稱《新刋憲臺攷正OO》的，在中國國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中，都相同的只有《新刋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二十卷, 外紀二卷, 總論一卷、與《新刋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 》二十一卷，二種。哈佛大學藏有另一名為《新刋憲臺攷正綱目點音資治通鑑節要會成》二十卷，是明隆慶己巳3年敬賢書堂刊刻，不著撰人，唐順之删定，張謙厘正的。凡例題:翰林攷正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端下題:書林余應陽刋行。12行26六字, 四周單邊, 白口, 雙魚尾。臺灣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中有《新刊憲臺釐正性理大全》。四周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中縫上記性理大全幾卷，中記篇目名，下記葉次。11行24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實為福建坊刻《御製性理大全》本、且品相差也是殘卷與補抄。至於文獻中主要記錄有，徐元太於萬曆19年在四川巡撫任上刻宋江贄撰《新刊憲台考正宋元通鑒全編》20 卷，《外記》2 卷，《總論》1 卷等，萬曆43年刊自輯20多年心血編成的比喻彙編《喻林》120卷，今都藏國家圖書館。

因此，這冊《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雖是零本，但未見公藏、不見著錄文獻，在版本目錄學上，有較大的補足空白的價值！

此本為徐元太(1536-1617)自校自刻之書，徐元太為萬曆間要員，並在程朱理學上頗有建樹。徐元太又作徐元泰，字汝賢號華陽，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宣城古稱宛陵，今安徽省下轄的地級市，嘉靖44年進士。萬曆13年朝廷命時任順天府府尹的巡撫四川徐元太，以討平蜀酋擁衆殺掠變亂，累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四川至萬曆17年。明實錄中記有：”萬曆14年10月，敘征勦松茂番蠻功廵撫徐元太，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廵撫、仍廕一子”。萬曆20年2月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徐元太為戶部左侍郎。6月命戶部左侍郎徐元太總督倉塲，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書中卷前校刊人銜名中，另有天雄赫瀛、豫章陳瑫。赫瀛字登甫，是直隸大名府濬縣人，萬曆2年甲戌科進士。陳瑫則是江西南昌縣人，豫章指南昌地區爲南昌古稱。

徐元太與赫瀛同校並刊印《新刋憲臺攷正OO》系列書刊，也是其來有自。據考《明實錄》，在萬曆10年時，徐元太任陝西按察使，而赫瀛也在萬曆10年至13年時為廵按陝西御史。萬曆13年徐元太巡撫四川時，赫瀛又任四川廵按御史。憲臺始置於漢朝，是御史大夫官署。明代時從三品的巡撫亦稱為大憲台，惟其後多以撫臺、撫軍、部院、帥、中丞、撫憲、撫院等稱巡撫。明清時巡撫也多加有兵部與御史銜，如此時的徐元太，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銜。因此書名《新刋憲臺攷正OO》。

赫瀛的傳世資料非常有限，在今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山石窟上的題字「麥積奇觀」，應即為此人。麥積山的佛教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與重慶大足石刻齊名，均為極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麥積山石窟第四窟中的壁畫、造像、建築等，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四窟第四龕(七佛閣與牛兒堂隧洞上方)龕楣，有「麥積奇觀」 摩崖刻石四個大字，落款「天雄赫瀛書」。

早期史料並不知赫瀛其人，例如在民國馮國瑞編撰《麥積山石窟志》〈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章節中有："麥積奇觀。四字在七佛閣中間，苐四洞之上頂額，每字大可二三尺，嵌以赤金，遠視更顯。書法挺勁如始平公，旁題天雄赫瀛書，不審何代人也”。此處的始平公，指在洛陽市南郊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上，刻於北魏孝文帝太和22年的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書家多認為其書法藝術是龍門二十品中的第一珍品。書家稱此石刻已無古板隸書形，也一反南朝的靡弱書風；書法雄重遒密，有漢晉雍容方正之態，開北碑方筆的典型，而富有陽剛之美。直至近期仍有一些麥積山石窟研究文獻，稱此為某天雄軍節度使所書。其錯置原因，可能赫姓稀見，沒有收入在《百家姓》中，誤以為是唐朝時少數民族的某天雄軍節度使。

此處的赫瀛，應是萬曆年間本書的同校者；其名前冠天雄，也是很有意思的多重巧合。唐大中、咸通年間，在河隴地域設置天雄軍節度使府、歸義軍、涼州節度使府三個高級軍政權力機構。赫瀛為河南濬縣人，麥積山在甘肅天水，赫瀛也在萬曆10年至13年時為廵按陝西御史，這些地方都曾屬天雄軍的範圍。赫瀛籍隸的直隸大名府，在唐天寶初曰魏郡，乾元初置魏博節度，亦曰天雄軍。天雄軍節度使府的治所所在秦州，雖史有不同之說，據《兩唐書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可能在今甘肅秦安縣的秦州，甘肅天水市下的秦州區，但都轄有麥積山石窟的所在之地。

中國傳統朝廷對百姓教化與讀書人的思想，都有規範限制，並昭示與宣講國家準則。明代開國之初，即確立了尊崇程朱理學的政治意識形態，”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成祖永樂13年(1415) 8月，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等人，奉旨纂修撰成刊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賜天下。前者蒐羅宋儒對五經、四書的詮釋；後者雜抄宋儒對於性理方面的詮釋。此書同頒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府州縣學，遂成此後國學與讀書人的思想標準。

清聖祖康熙時，詮擇《性理大全》一書成《性理精義》十二卷：“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覧，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歴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初一日”，此後《性理精義》為清代重要的教材與科考思想標準。

因未見著錄，筆者也比對了本藏與中國國圖所藏善本書號A00894，著錄稱：內府明永樂13年、10行22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週雙邊的《性理大全書》書影，發現其中存有一些異同。二者款式大約相同，兩本行字數也相同。但本藏為白口，雙魚尾，版心有刻工名。較訝異的是著錄為內府本且頒賜天下的，則似不應出現在許多處有每行23字的不整齊。本書既稱新刊憲臺考正，在行字數方面，確實均已整齊較正，但與永樂內府本的文字間有多處增減字。於此不一一列舉，歡迎有興趣的讀者聯繫索要本藏與比對書影。另書中內容文字有些也與今通行本不同，例如國圖永樂內府本與本藏，在卷45頁3均為：”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但在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本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的書影，此處曰做者，於文義上來說顯然應是四庫本誤繕。四庫全書成於文治武功均為鼎盛的乾隆時期，對抄寫繕謄規定也極為嚴格，如”總裁錯至三次，分校、覆校錯至兩次者，均交部察議”。但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其實仍經常會有訛錯、別字、顛倒詞彙者，此將於另文中再述。

本人剛好也藏有一部清康熙54年內府原刊原裝本，1函5冊開花紙線裝的《御制性理精義》十二卷，可與此未見著錄的《新刊憲臺攷正性理大全》零本相輝映。

關於曾經在我國印刷始史、或出版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幾種收藏零本說明中，在為我國研究中國西北史地學最早與完備的《朔方備乘》一書(存2卷一冊)時，發現作者何秋濤在短暫39年人生歲月中，曾在兵馬倥傯的時代短暫任職過太平軍戰亂正酣的安徽。習慣上總會對寫作內容中的觸及人地事物，也都去瞭解上下左右的時空背景。發現在咸豐3年的一年當中，曾任或曾署安徽巡撫的，竟有包括蔣文慶、周天爵、李嘉端、劉裕、江忠源、福濟等，罕見的多達6位！也因此又再對這些人逐一瞭解與研究，有些許心得寫於此。

本文是先對周天爵(1772-1853)戲劇性起落傳奇，所反映時代背景的研究。周天爵重要生平包括嘉慶16年進士，道光18年11月署理湖廣總督，道光20年11月遭革職遣戍發往伊犁，道光21年被赦免罪，道光22年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河道總督，道光23年又遭吏議，宣宗命其以二品頂戴退休，道光30年再起署廣西巡撫，咸豐1年加署理欽差大臣、總督銜、賜紫禁城騎馬，咸豐2年已高齡逾80歲僑居宿州時，再奉欽命協同安徽巡撫辦理團練防剿，翌年安徽巡撫蔣文慶戰死於太平軍攻陷省會安慶戰役後，旋署並即實授安徽巡撫加兵部侍郎銜，但不久周天爵也即病歿於軍中。朝廷追贈尚書銜，更破例特諡文忠給非翰林出身的周天爵！

要知著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中，左宗棠因戰功卓著，而為朝廷恩賞以非進士出身任東閣大學士；張之洞曾任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左、張死後都只有諡給較文忠級別為低的文襄。文忠諡號尊榮，功勳彪炳曾任文華殿大學士，死後並為清代漢人中唯一獲在京師建祠、並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的李鴻章，也只是諡到文忠。因此，周天爵的特殊際遇，就值得研究瞭解！

中國因幅員廣大，所謂的國家，長期以來都是由國與家的兩個不同力量在維繫，國與家在相互依賴又相互鬥爭利益的滾動式調整下平衡。咸豐年間國的軍事與統治力量疲憊，家的保甲團練興盛。江南多省尤其是安徽等地的各府州縣城，國的地方政權與軍事力量幾同虛設，太平軍經常能任意來去兵不血刃的不戰而克。這時地方搢紳的力量開始迅速崛起，團練勇也逐漸脫離了原來應屬於行政體系保甲制度的約束。朝廷於此，經常也是首鼠兩端，既須地方力量的保鄉護民，更畏懼不授管轄的地方勢力壯大。

在文宗顯皇帝實錄中，至少就有咸豐元年5月4日對團練的鼓勵如：”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編查保甲完竣。並將採取保甲說。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為除暴安良之善法｡該署撫刊有保甲章程｡以除暴為急務｡自不至文飾塞責｡惟保甲行於無事之時｡團練行於有事之日｡現當粵匪未靖｡保甲釐奸｡團練禦侮｡防守之道｡兩皆緊要｡著周天爵。鄒鳴鶴。督飭所屬實力辦理｡俾宵小無自潛蹤｡閭閻得以安堵｡儻奉行不力｡仍復視為具文｡如所稱賊黨勝而善類衰｡封疆大吏｡將何以辭其責也｡將此各諭令知之”。旋於咸豐2年正月19日又指陳練勇之憂：“諭軍機大臣等。據孫鏘鳴奏。廣西難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處｡其招募之廣勇。及各處壯勇｡均不受節制｡戰不向前｡處不安靜｡並有暗中通賊者｡閒與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潮勇｡尤節節滋事｡….向來召募鄉勇｡最難遣散｡現因兵力不敷｡不能不兼資練勇｡….｡萬一輕信誤用｡貽害無窮”。又在咸豐2年10月29日稱：”安徽巡撫蔣文慶。奏陳召募練勇事宜｡得旨｡安省所募之勇｡因兵力較單｡為不得已之舉｡然此事可少則少｡不過藉茲聲勢而已｡至通省營兵｡豈能盡不可靠｡惟在將領有出色之人｡尚可得力”。

咸豐元年太平兵患初起，朝廷已知國的正規力量難以為之周旋，因此破格徵召了許多或被罷黜或丁憂或休致的官員效力。這些回老家的在籍不在職官員，因十分熟悉地方事務與人脈交通情形，因此較能號召地方縉紳力量，因此也開始破格不需遵從清中期以前銓选制度中嚴格的密其回避。僅在咸豐2年中，就有5月命因丁父憂的前湖北巡撫羅繞典，馳往湖南幫辦軍務。8月命告養親老回籍的前刑部尚書尚書陳孚恩，幫同江西巡撫陸元烺辦理一切團練防堵事宜。11月命丁母憂的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幫同辦理湖南本省團練鄉民。12月命僑寓皖省的前任漕運總督、多省巡撫周天爵，協同安徽巡撫辦理團練防剿事宜。12月再命褫職在籍的前廣西巡撫鄒鳴鶴，赴江寧籌辦沿江防堵事宜。咸豐3年後，更派出許多在職京官回籍辦團勇。這些在職與不在職的簡派團練大臣，除原本就曾居要職，現更奉旨辦差，因此權力也開始擴張，朝廷也非常需要他們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因此常有破格恩給與撫卹。

清中期以前對大臣的諡號規定非常嚴謹，成書於乾隆52年的《欽定皇朝通志》，即有：”按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諡請旨定奪，予諡者交內閣撰擬諡號、工部給碑價、翰林院撰擬碑文。二品以下無諡，其有諡者系奉特旨或效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仰見我國家獎勵臣工之意”。但隨著時代變遷尤其是咸同起的戰亂頻仍，朝廷的許多制度開始彈性化，包括任官資格、官制、獎賞等等(散見另文)。191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晚清遺老徐珂(1869-1928)彙編，共分92類13,500餘條約300萬字，對研究清代文史頗具價值的《清稗類鈔》中就記載有：《給諡鄭重》條的”國朝優恤臣鄰，恩禮醰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開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兩宮垂簾訓政，凡階一品者皆予諡，後遂為定制”。此處所謂易名之典，即死後獲立諡，後人多改尊稱其諡所以稱為易名，語出《禮記．檀弓下》：「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清稗類鈔》中在《擬諡》也說明了給諡的嚴謹過程：”臣下諡典，由禮部奏准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簽，令兩侍讀司之。凡奉旨給諡者，侍讀遵諭旨褒嘉之語，得諡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諡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欽定。惟「文正」二字則不敢擬，悉出特恩”。這裡其實也說明了，能得到何種等級的諡號，經常也會受當時內閣大學士是哪些人的影響，因為上呈皇帝的諡文選單是由他們擬定的。當然大學士會揣摩上意，有時皇帝也會直接跳過程序，給予特諡。而特諡，其實並不限於以往所稱的只有文忠，包括其它諡號也在範圍之內。例如《清稗類鈔》中在《特諡》條：”凡逕由上諭發表，曰加恩予諡某某者，謂之特諡，如張之洞之文襄，孫家鼐之文正等是也”。本文中的周天爵也是由皇帝直接跳過內閣特諡，但《清稗類鈔》未在此條舉出。在另條《諡重文字》中，則有以稀見特例舉出：”國朝諡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若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諡文。惟康熙丁未，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卜，亦不由玉署而來，予諡「文忠」，實為異數。其後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為僅見”。文中金甌之卜指拜相，語出《新唐書•崔琳傳》：”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文中的玉署則為翰林院別稱，語出唐吳融《聞李翰林游池上有寄》詩：”花飛絮落水和流，玉署詞臣奉詔游”。

一般認為諡號尊榮排序的前三名為文正、文貞、文忠。其後的文榮、文肅、文穆、文憲、文敏、文清、文襄、文靜、文和、文達、文懿、文定等等的高低，則有不同說法。一般也都知有清一朝獲諡文正的只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8位。但獲諡文貞與文忠者，則未有定說，網路文章中各有出入。因此查找了宮中檔與人名權威資料庫等其中的內容，得知獲諡文貞的，有清一朝也只有王崇簡、陳廷敬、李光地、張玉書、何桂珍、張錫庚、崇綺、熙源、志銳等9位。獲諡文忠的，也剛好只有索尼、傅恒、林則徐、周天爵、胡林翼、沈兆霖、駱秉章、文祥、李鴻章、榮祿等9位。以上未計由明入清的南明王朝部分如楊廷麟、陳永華等的文正；梁朝鍾、路振飛等的文貞，與姜曰廣、吳貞毓等的文忠；及清遜帝溥儀於民國年間諡文貞的如朱益濬、張人駿；及諡文忠的如梁鼎芬、升允、陳寶琛等入。

再仔細分析清朝10帝之中給諡文正、文貞、文忠的次數，咸豐並未較多。8位獲文正的僅杜受田1位；任內未給文貞諡；9位獲文忠的也僅林則徐、周天爵2位。胡林翼雖死於咸豐11年8月，但咸豐帝已於稍早7月崩於行在承德避暑山莊，所已算是同治的。

杜受田(1788-1852)是咸豐帝帝師，在道咸兩朝歷任過工、吏、刑、禮四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咸豐2年7月死於視察山東江淮災區途中的淮安清江浦，死後諡文正，恰符慣例禮法、也是實至名歸。杜受田與林則徐(1785-1850)及周天爵(1772-1853)，生卒年代幾乎相近。杜雖生年晚，但因科舉成績優異，發展較為順遂。杜在道光3年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傳臚，選庶吉士留翰林，散館授編修任山西學政，旋於道光15年即進京直上書房授皇子讀書。在杜的推薦與影響下，咸豐帝特別重用林、周兩位道光時期的重臣。

細查資料，又發現林、周兩人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竟然有著許多共通點。1.都是嘉慶16年(1811)的同榜進士；2.都曾任封疆大吏；3.也都曾遭革職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4.也都又再復起任地方督撫大員；5.又再都告老返鄉；6.大平軍起後，又再都受咸豐帝命於退休中抱病、抱老再起；7.然後又再都病歿於軍次之中；8.咸豐帝於兩人死後，也都諡予文忠、開復任內一切處分、並恩蔭其子。

但咸豐帝對兩位歿於王事的功臣，加恩撫卹的程序與強度並不同。對林則徐是合乎慣例，對周天爵則是破格。

道光帝在30年正月於圓明園去世，咸豐帝繼位，命道光29年9月返閩退休養病的林則徐病中復起，但在路上不堪顛頗，林於道光30年10月19日病死於廣東潮州府普寧縣。可能因當時咸豐帝繼位未久，因此給諡程序仍完全依傳統體制。道光30年11月先由禮部上奏請旨定奪稱應否與諡，咸豐帝硃批著與諡後，12月內閣再撰擬文忠、文襄、文毅、文肅四字進呈，咸豐帝圈文忠。這些程序完全同於上文中引述的《清稗類鈔》所紀載。

查清內府朱絲欄寫原纂進呈本中：”林則徐浮見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林則徐…力疾從公，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加恩晉贈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赴。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女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賜祭葬予賜文忠”。由此可知，林則徐係翰林出身(二甲第4名)，加恩後官至一品，因此禮部循例請旨並獲文忠之諡，也符合”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之體制。

但周天爵非翰林出身(與林則徐同科，三甲129名，該年三甲計142名)，且死後咸豐帝又跳過內閣擬請程序，直接破格給諡文忠，實為罕見。清國史館傳稿在〈周天爵列傳〉中：“周天爵山東東阿人，嘉慶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選用”，可知周未曾入翰林，理應不得諡文字。又，”周天爵…著追贈尚書銜、照尚書例賜恤，並著加恩諡文忠，無庸俟內閣照例擬請。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赴。應得恤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候補守備周光碧，著俟服闋後，以都司升用，以示朕篤念耆臣，逾格褒忠至意。尋賜祭葬如例，子光碧，山東候補都司，光岳，(文)舉人＂。到了民國時期清史館本傳稿在協修姚永樸編撰的〈清史臣工傳 周天爵列傳〉中，則稱：”周天爵…九月卒於軍，遺疏入。贈尚書銜、賜祭葬，諡文忠。故事非翰林不得諡文。天爵未交閣議，由特給，異數也”。

查找研究史料，經常會有在蛛絲馬跡中有所發現的歡喜。在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中留存的清朝國史館傳包中，有多本名為周天爵列傳的傳稿。逐一比對各本，發現內容文字間有著些許差異，如編號4822最末寫「文舉人」；在1879號最末雖仍寫「文舉人」，但在「文」字上畫圈；在1357號卷114最末，則只寫「舉人」。又再按各傳稿封面留存的訊息，查找各傳稿關係人先後順序。傳稿4822號有前纂修官錢桂森纂輯，提調官何廷謙覆輯，總裁賈、倭，副總裁朱、愛等閱的字樣，應為最早本約在咸豐10年，因其中錢桂森係於咸豐9年起任國史館纂修官、何廷謙於咸豐2年起任國史館提調、賈楨與倭什琿布則於咸豐10年起任國史館總裁。而傳稿1357號卷114本，前有前纂修官楊泰亨校輯，總裁寶、沈，副總裁毛、宗室靈等閱的字樣，應為較晚本，因楊泰亨於光緒15年始任國史館編纂。在這些不同傳稿本間，文舉人與舉人，僅是一字之差，清國史館也斟酌再三。也可知清國史館的嚴謹或繁複，對一個臣工的紀錄內容，也需經好幾回合、前後可達數十年間的校對修改繕寫後，始再進呈存史。

林則徐、周天爵兩位人生際遇相仿，今人仍多知林則徐而較陌生於周天爵。林則徐後人也多活躍於文史資料中，周天爵的後人則少有紀錄。查到的文獻檔案中，只有咸豐2年5月13日時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欽差大臣的賽尚阿具奏”為請將聞風脫逃之湖南提督余萬清查辦以肅軍法事(附件:報守備周光碧患病懇請回籍調理片)”中，有：”山東候補守備周光碧前奉諭旨發往廣西軍營聽候差遣，於上年八月到營，歷經奴才委令監造礟位，並各處防堵。自逆匪竄出永安，復令帶勇清查州屬地方，事迄回省。茲該守備到粵以來，即不服水土，感受風濕，時常患病，現在病勢日增，醫治不能速效，懇請回籍調理。應准其回擊調理，一俟就痊，仍歸山東原省候補”。清朝綠營官階品秩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及百總。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周光碧於咸豐3年由父蔭由守備升都司。

《唐詩諧律》二卷，沈寶青選輯，原裝原簽，書品完好，紙墨上乘，原裝二冊，27.4×15.6。書前有“意如室選本 唐詩諧律 西園居士署”、“光緒十有六年槧于歸安官舍”牌記。

清中期後唐詩選本中，較著名的包括此本沈寶青的《唐詩諧律》；通選四唐，不致偏頗。書首沈寶青序，就上下平卅目次作兩編，依韻選聲，不按五言七言分；得五百名世之篇，辟五音，無相奪倫，和聲以應，雖一字不甘苟且，擇句維嚴。

本書為沈寶青任歸安(今浙江吳興縣)知縣時刊刻。沈寶青祖父沈練任安徽績溪縣司鐸時，於道光20年(1840)時編寫的《蠶桑說》，是古蠶書中流傳最廣的。

守儒家之禮、受釋氏之戒、修老君之道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離散型宗教信仰，一直華人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寄託。三教和一的精神與內容實踐，結合了中國醫學、養生修行、禪宗理學等，強調天地人精氣神合一的性命雙修。

本書《性命至理》應是三教合一的論述精髓之一，可惜遍尋全球圖書目錄資源，未見此書的著錄。本書中的少部分內容，夾藏錄於光緒19年後到民初間一些全真教的善書寶卷中，其餘至今未見。在絕大多數圖書內容都已大量數字化的今日，這種情形相當罕見。本書是目前所知性命至理論的最早版本，且兩岸公藏體系未存！

本書內容與相關責任者資料：性命至理論序一篇，序末有光緒甲申(10)年 月 日南星道人謹書。性命至理論之論性、論命各一篇，文前有：退安祖師指示性命西江月調一則 後學悟真子註觧；文末有光緒甲申年冬月南星道人沐手謹書。書另收韓湘子嘆世情等二十餘首。僊姑勸婦女一卷。宋仁宗皇帝問羣臣跋等。書前牌記：光緒丙戌(12)年 月 日重刊 性命至理 版存上海翼化堂流通。

退安祖師即是袁志謙，先天道十二祖，因此本書內容為先天派核心思想的早期重要論述，但卻未見著錄與流通？！

翼化堂則是張雪堂(1837-1909)於清咸豐七年(1857)在上海豫園創辦，搜攬“古今聖賢訓世巽言，佛者慈悲法語”，印刷成書。累傳養子樹森、樹森嗣子張竹銘。張竹銘習醫，熱誠好道，曾先後創刊《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1936年許得德、張竹銘、汪伯英等，發起成立丹道刻經會。張竹銘擔任副會長，翼化堂善書局更偏重關於仙道丹經方面的出版，與創始人張雪堂先生最初辦書局時三教無偏無黨的宗旨有所不同。翼化堂善書局與仙學院、《仙道月報》等均於1941年間因戰事而結束。

根據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的詞條：「先天派或稱先天教或先天道，在清代官方文書檔案中，有青蓮教、金丹道、齋匪等稱號。係指奉行三皈五戒，吃長齋，修煉九節玄功。清末民國時期著名的同善社、一貫道、歸根道、圓明聖道，都是由其教分出，它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民間教門。先天派祖脈源流，初祖是達摩，…，十二祖袁志謙…，十五祖林金祖。其後派下分裂傳教，咸豐年間萬全堂派閩浙領導李道生派李昌晉、黃昌成來臺灣傳教。收有弟子黃玉階等人，並設立福林堂、報恩堂等十餘間齋堂。光緒4年(1878)新竹太和堂主陳運榮赴大陸乾元堂接祖脈，自稱乾元堂派，收徒江昌裕等人，開展出六也堂、元亨堂等」。先天、龍華、金幢三派是目前是華人世界中最重要的三大齋教之一。齋教即所謂在家佛教，信徒素食，不穿僧衣，不圓顱。先天道尊禪宗達摩為祖師，以無生老母為信仰核心，為自稱九祖的江西饒州府人黃德輝(1984-1750)於清康雍年間創道。初為弘陽教或稱混元教，後改名青蓮教；道光年間青蓮教被朝廷查禁，再改名為先天教。儒家的三綱五常、佛教的三皈五戒、道教的三清五行，都是先天道的要求。

本書中所收韓湘子嘆世情、僊姑勸婦女等文，是以詩歌戲曲方式寫作，為唱道情的一種。唱道情原是道士佈道、道教濟世度人時唱的道歌，後來逐漸發展為一種民間說唱與南北戲曲。在元明時期的雜劇、小說中，道教八仙中的呂洞賓、鐘離權和韓湘子等仙人，已存有被刻畫為說唱道情的仙真。本書中所收唱道情的文字十分流暢輕快，例如中韓湘子嘆世情的起首：韓湘子、吹玉蕭，聲音朗朗透九霄；聽慈航、渡東郊，來嘆世情助一潮…

佛教經典浩瀚，從最早的口述耳傳到文字，從西晉以後的寫經和隋唐年間的石經，然後到了北宋開始有計畫與系統的修造刊印完整的大藏。其後經過宋遼金元明清，與高麗日本等的多次修造，形成了今日佛教經典總集的漢文大藏經。宋元間刊刻的經卷是大藏經的肇始，歷經近千年的日月精華，能留存至今的已是鳳毛麟角了，不但是佛界至寶，也是學界的重要研究材料。數十年收藏過程，因緣際會地陸續得到宋元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種各一：宋《思溪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首尾全、原裝駝色護衣封面、卷末釋音；宋《磧砂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卷存15折；元《普寧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首尾全、藍色護衣封面及封底。此3種存卷本在目前能查得的海內外公藏書影中，不是缺失就是後期的鈔配補本，因此更顯珍貴價值！

宋朝開始興盛的佛書流通與印刷術發展之間的相輔相成，是中國文化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期。一般歸類到宋元朝時期的大藏經有非常多的講法，個人認為基本可歸納為3大體系，即蜀本、閩本、與浙本。

蜀本的代表是《開寶藏》，算是中國有系統雕印大藏經的開始，並從官刻開始演進到私刻、從北宋遞修到南宋初，影響並擴及到遼金、高麗、日本等的大藏經修造。

閩本的代表是《崇寧藏》，開始了民間募資私刻大藏經，也開始了便於閱讀的經折裝形式。

浙本的代表是《思溪藏》、《磧砂藏》、《普寧藏》，從南宋到元朝，奠定了此後直到明朝主要大藏經的風格版式。是目前佛學與版本目錄學研究的最重要材料，但也因各公私藏本間的配本補鈔雜亂，經常可見各有其說。

稱為蜀本體系的，已知最早約在宋太祖開寶四年(971)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以《開元釋教錄》經目為底本，於四川成都開雕的《開寶藏》。成都當時為益州，是中國製紙與雕板印刷的先進地方。在盆州雕好的大藏經板運到開封，時宋太宗令在太平興國寺譯經院的西側創建印經院，合併譯經、印經兩院為傳法院，開始印刷大藏經。此後《開寶藏》陸續有修訂，較重要的有咸平修訂本(998-1003)、天禧修訂本(1017-1021)、熙寧修訂本(1071)等。在太平興國寺時期的經本，是由朝廷官員主持。後有說因王安石變法，國家財政困難，在熙寧四年(1071)，神宗詔令廢止官辦太平興國寺印經院的活動，大藏經雕印工作轉由開封府崇化坊顯聖寺之聖壽禪院的比丘來負責。靖康元年開封陷落，二年(1127)顯聖寺聖壽禪院毀於兵燹，敕版大藏經版為金兵所奪，《開寶藏》至此告終。北宋各時期印出的大藏經，其卷末都有「奉敕雕造」的刊記與「奉敕印」的印記。《開寶藏》刻成後，早在在北宋端拱年間，即已東傳日本、高麗，其後陸續各版本也都陸續擴散。因此，在《開寶藏》的基礎與覆本上的《金藏》、《麗藏》等，均可視為同一體系。例如1933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約在金皇統九年(1149)到金大定十三年(1173)間，在當時山西解州天寧寺刻成的《趙城金藏》，除千字文編次略有更動外，基本上是《開寶藏》的複刻本，也是卷軸式裝幀，每版23行，每行14字。

再是閩本體系的《崇寧藏》與《毗盧藏》。《崇寧藏》是於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至徽宗崇寧二年(1103)在福州閩縣易俗里白馬山的東禪等覺院雕印的。全藏6,108卷，千字文編次由天至虢。《崇寧藏》首次採用了經摺裝，也是中國第一部私刻漢文大藏經。《崇寧藏》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17字，天地各畫一線，各函並附有音釋一帖。此後的《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洪武南藏》、《永樂南藏》等7種版本大藏經，基本就都按此版式不變了。因東禪等覺院在崇寧元年(1102)獲徽宗頒「崇寧」匾額，再於次年賜名新雕印成的大藏為《崇寧萬壽大藏》，因此而為名。《毗盧藏》，又稱《開元藏》，由也在福州閩縣城東芝山的開元寺僧人勸募，於北宋政和二年(1112)開雕，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或二十一年(1151)間完成。全藏6,132卷，千字文編次由天至頗。現在存世有限且主要都在日本。目前一般稱《福州藏》，包括《崇寧藏》，與《毗盧藏》=《開元藏》二種。

至於浙本體系的，可包括從南宋到元朝間的《思溪藏》、《磧砂藏》、與《普寧藏》。都在今江浙一帶雕印，因彼此間風格版式幾為一致，從很早起就有相互借用配補的情形，今日全球多數公藏機構的存本，也幾乎都有各藏間配補的情形，許多已難分彼此了。

《思溪藏》一般通說為南宋靖康元年(1126)，浙江湖州路王永從兄弟合資發心由圓覺禪院刊刻。初版1435部由千字文天至合，大約完成於紹興2年或至紹興10年間 (1132-1140)，此時期本一般稱為《思溪圓覺藏》。此後大藏仍有陸續修補刊印，一般認為年代約在南宋理宗嘉熙3年至淳佑10年(1239-1250) 間，也有考據說在宋孝宗淳熙2年(1175) 時仍有在刊刻，此時期本一般稱《思溪資福藏》。其原因是雕印所在的同一處圓覺禪院，在宋理宗寶慶2年(1226)時改湖州為安吉州，不久後思溪圓覺禪院又擢升為思溪法寶資福禪寺。也因此有不同稱呼以區別前後時期的經本。

《磧砂藏》即《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約在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至理宗紹定四年(1231)間，於蘇州平江府陳湖磧砂延聖院(後改名磧砂禪寺，在今江蘇吳縣陳湖)開雕。至晚在端平元年(1234)時已有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錄。寶祐六年(1258)後，因延聖院火災和南宋垂亡，多數經板已燒毀，刻印事曾中斷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繼續雕刻，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編次從天字至煩字共6,362卷。

《普寧藏》是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從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始，到至元二十七年雕印完成的。千字文由天至感，計6,004卷。其後在大德十年(1306)起，陸續再雕印秘密經多卷成6,010卷。一般認為《普寧藏》基本上是依據《圓覺藏》複刻的。目前的考據也認為，《普寧藏》的28函秘密經實與《磧砂藏》是同版的。《普寧藏》的版式間也是如其它藏有出入而非完全一致的，在每冊首尾經題下有千字文，或有無冊次的，或有無刻工名的，甚或有18字的。

至上(20)世紀末，公藏中較多與較可信據及中日學者研究較集中的，也就是浙本體系中的《思溪藏》、《磧砂藏》、與《普寧藏》三種。其中《思溪藏》中的最大宗是晚清民初時，楊守敬自日本所購回。《磧砂藏》主要是民國初年在陝西開元寺、臥龍寺所發現的宋元版。《普寧藏》則是20世紀80年代在陝西法門寺與山西崇善寺發現的為主。

由於3種藏經的時空跨距不算長、卻又經宋元改朝換代的戰亂兵燹，加上版式基本一樣，因此其間混亂情形嚴重。

現有公藏中的《思溪藏》，存世可信的宋刻宋印實本至少有3種以上形式。

《磧砂藏》應是最複雜的，後來傳到各地的《磧砂藏》，至少在《大般若經》等的部分，多是用距離磧砂延聖寺較近的妙嚴寺本配補的，但卻仍然也是宋刻宋印、也有元刻元印的。《磧砂藏》的版式基本都有思溪藏的系統風格，也有說宋刻部份係依前思溪版，但到了元雕部份則係依普寧寺版。現存略有殘缺但較完整與較早的是陝西開元寺和臥龍寺的經本，1915年開元寺所藏經卷移送至臥龍寺，1928年再將兩寺經卷移至陝西省立第一中山圖書館，即今陝西省圖書館，此為陝西本。1930年代朱慶瀾將軍在抗戰前的艱難中，在上海組織人力物力並補配鈔，影印了五百部，此為今日主要流通的參考。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於各種大藏經的補製重印非常完備，其中《磧砂大藏經》40冊的前37冊乃依據上海影印版本，並增入美國葛思德藏本之經號1487, 1503，合計蒐錄1534部；37至40冊為選錄《趙城金藏》中未見於《磧砂藏》的佛典。另外有中國國圖中來自1966年北京柏林寺大殿佛像損毀所散出的兩千餘冊的《磧砂藏》，但其中許多是在明洪武間刷印的，也有明宣德七年間北京居民董福成請印的字樣。真正精華的《磧砂藏》，還是在民初動盪間流到了海外。1920年代美國商人Guion Moore Gest即經由美國駐華公使舘裏當過海軍武官I. V. Gillis，在中國購買了大批善本，包括從北京大悲寺搜得的5348本《磧砂藏》，其中據考證至少有七百本是宋刻宋印，及一千六百多本元刻元印，目前收藏於美國Princeton University的Gest Oriental Library。目前普遍參考的出版印本，是依開元寺藏經，補以資福本、普寧本、和永樂南藏本等種，於1930年代影印出版。有說這套影本中，《大般若經》部分採用了國圖中《思溪藏》的部分，可是早期配補國圖本《思溪藏》中所用的，卻又是來自《磧砂藏》配補的，其中又有平江府磧砂延聖寺的宋刻本，與湖州妙嚴寺的元刻本等種種許多之說。

關於宋元間的幾種大藏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梅研究員、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李際寧研究員，及幾位佛門出家人學者與宗教組織，早先有許多用功極深的研究探討比對與發表，有興趣探究者於網上多可尋得相關論文。

宋朝時中國的印書已有規模的流入日本。由於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加上佛教寺院的特殊地位，與基本上在本土沒有大規模的兵燹，因此許多中國古籍在日本保存的相當完好。現藏中國國圖所稱《思溪藏》的，主要就是清末著名的歷史地理、金石文字學家楊守敬自日本所購回的。但真正精華、且確實宋刊宋印者，則是21世紀初，由某未知來源(有稱係自韓國)，經拍賣公司與私人管道分批流出。其中絕大部分已由中國國圖在2001年從中國書店海王邨拍賣公司，與2002年從翰海拍賣公司，先後分作5批，收購了其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357冊，少數卷本則仍流入民間與私藏 (註1)。

在筆者探究所收藏的《思溪藏》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本時，就曾好奇：1. 如此珍貴又大量的國寶級文物，怎會反向從日本流回中土？2. 本批《思溪藏》如真是宋版宋印的，應該至為珍要，但卻又不是楊守敬的初衷最愛，而是忍痛受之的 (註2)；3. 國民政府遷台時，帶走了楊守敬的大部分重要藏書保存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但此批文物中卻只帶了《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二冊，而卻留下了那數千卷的宋刻宋印的經本？

在查閱國圖書影時，發現楊守敬那批經本，蛀損嚴重，且其中缺失、版本不一、補鈔配本等等的情況，均都大量存在 (註3)。後讀到李際寧的文稿，發現果不其然而能了解起初的疑惑了 (註4)。原來那批《思溪藏》不但有品項、版本與補鈔間等等的缺失，且楊守敬所稱的「不知何時又缺六百餘卷」，剛好又都是最重要的經首從千字文天到李107字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600卷。 基本上，目前研究者多不直接採認該批藏經為所謂《思溪藏》原本。

到了本(21)世紀，中國的拍賣公司也已逐漸發揮了已存在數百年西方拍賣公司在文物保存與研究的貢獻價值。隨著拍賣公司市場力量的功能彰顯，許多新現蹤的古籍善本文獻的橫空出世，大大的提供了更多文物保存與研究的空間。漢文大藏經有系統集結並刊印於宋朝起，到了宋元間的從《崇寧藏》、《思溪藏》、《磧砂藏》、與《普寧藏》時，基本已完整的形成了一直延續到今日的架構。佛學兩界對此幾種藏經甚為重視、也研究甚深，但至今卻仍還存有許多見解不一之處。例如在各種經本的首尾內容、刻工頁數、字體墨跡、開本大小、裝禎形式等方面，還存有不同之說。另外在卷首卷尾部分，經常也是各種藏經比較的依據。陝西本《磧砂藏》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卷尾，多無釋音，偶有如卷318則是在卷尾"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一十八 陽八"句之前，而本藏則是釋音在後。

又一般通說宋元大藏經是每行17字，但比較本人所藏與較早期的公藏本書影，卻都發現偶有每行18字者。遺憾的是，目前研究宋元大藏學者的論著中，未提到此間微細差異，但卻可能是對複雜的宋元經藏本間鑑別的重要線索。本人收藏中首尾完整者的兩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均有偶見每行有18字之處。仔細查閱中國國圖書影，在善本書著錄版本項為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萬壽大藏本》《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中，就有每行18字的出現。再查更完整的日本宮内庁書陵部収蔵漢籍集覧，其中說明為北宋末刊，福州東禪等覺院、開元禪寺，南宋後期修京都西山法華山寺石淸水八幡宮舊藏大藏經(或称一切經)1454種5733卷附字函釋音532卷，藍色表紙(30.2×11.2㎝)、折本黄染厚手竹紙、中央打付金泥「大般若經卷」等的書影，更發現偶見的每行18字之處，與本人所藏本竟是在完全相同之處！也因此，本人的收藏有可能是更早期罕見的《崇寧萬壽大藏本》。以上種種，在本人所有的三種代表性經本中，可明顯看出其彼此間存在的差異，可提供為研究比對的材料。

註1，李際寧 2003 〈新入藏思溪版《大般若波羅蜜經》的經過及其文物版本價值〉，《文津流觴》9期，後收錄於李著《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中囯佛教學者文集 2007。文中有：「《大般若波羅蜜經》共有 600 卷，在原收藏者那裡本就殘缺，在送到我館以前，有一批已經流散在外，而在本館操作入藏的過程中，曾經因為經費緊張等原因，一度停止購入，又致使部分經冊再次流入民間。真是一波三折。但是，天隨人願，最終大部分還是入藏本館，而在這些殘本中，我們居然收集到了卷 1 和卷 600 這兩頭的經卷」

註2，雖然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曾說「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但此批《思溪藏》並不是他的首選。在《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的書末手書，與《日本訪書志》文中，都有提到，這批書原是為當時以二等公使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黎庶昌經辦的，「…期三月付書。及逾期而書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購定日本翻明本。久之書至，星使以過期不受，欲索還定金，書估不肯退書，難以口舌爭，星使又不欲以購書事起公牘，囑餘受之，….，乃忍痛受之」；「是經日本有兩部，一藏近江國菅山寺，一藏山城國天安寺，此即天安寺本也。自天字起至最字止，凡五千七百四十卷，間有抄補，系元祿九年以菅山寺本照錄重修，不知何時又缺六百餘卷」“

註3. 著錄出版發行項為〈福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的《思溪藏》計4,648冊，經檢視其中書影，發現至少在《大般若波羅密多經》600卷的部分，許多是缺卷、鈔補、配補，可能多不是原始本，且即便鈔配補本，也蛀蝕嚴重。例如卷8-9, 11-13, 316, 319等，卷末有「山城國綴喜郡薪村 靈瑞山酬恩菴沙門宗桂奉書寫之」兩行文，知為後期的補鈔本。如卷317, 319等，卷尾有「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一力刊經一部六百卷」之印文，明顯是是稍後的磧砂藏本。但磧砂藏本卷末多有音釋，但思溪藏本中不論鈔補或配補磧砂藏本的，又多不見卷尾有音釋。至於善本書號03130稱《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則存有35卷，並無《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存本是自千字文翔字《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開始，其間有印本與補鈔本，各本字體不一，有的卷末有「一切經南都善光院」長方印文，並於卷尾題「為助觀善祐信士 京松任屋首清」；也有卷末分別題有不同日本人為某某信士助願而書之字。再是著錄版本項為湖州思溪圓覺禪院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則僅存卷131，及著錄版本項為北宋福州等覺禪院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僅存卷22, 246, 539。兩部字體均較通見本圓潤，也與所知的《資福藏》不同。

註4. 同註1李文。文中：「本館所藏楊守敬購回的《思溪藏》，原藏殘損較嚴重，並有不少缺佚，其中最嚴重的是作為大藏經經首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 卷全部沒有了」；「楊守敬收藏的《思溪藏》書品較差，不少經冊已經蟲蝕嚴重，儘管經過“元祿九年丙子（1696）二月日重修”，但是依然有一些經冊在以後又被蟲蛀」；「作為一部大藏經，經首的《大般若經》往往最重要」；「《大般若波羅蜜經》共有 600 卷，在原收藏者那裡本就殘缺，在送到我館以前，有一批已經流散在外，而在本館操作入藏的過程中，曾經因為經費緊張等原因，一度停止購入，又致使部分經冊再次流入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