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t1226

《監本四書》 清直隸官書局刊本 十九卷  1函6冊 (宋)朱熹集 竹紙 線裝 半框17.3×13.7。牌記：光緒乙巳年正月直隸官書局刊。鈐印：陳康白印，並有陳康白圈點批註。是書內收儒家經典《大學》、《中庸》一冊，《論語》十卷二冊，《孟子》七卷三冊。

陳康白(1898-1981)是中國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自德國哥廷根大學研究有機化學返國後，歷任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院長，中原軍區軍工部部長。新中國建立後，從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化教育辦公室副主任，到建設哈爾濱工業大學成今日國際一流名校，中國科學院秘書長，直至國務院參事等。陳康白嗜書如命、並精研馬列主義；曾在1944年隨新中國開國上將王震南征過汾河時，在騾子墜河後捨命搶書；於此王震曾贈詩：「死也不丟竹杆子，誓與馬列共生死」。

陳康白是新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開拓者與實踐者。1958年陳康白主持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自然辯證法班的學習計劃，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系統掌握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與研究骨幹。陳康白將中國古典經學文化中的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結合，提出科學家應成為革命通人，即既精通專業技術，又能運用辯證法洞察社會規律。他主張自然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在中國古代經典書籍中的自然觀中已有樸素萌芽，但需轉化為現代科學實踐，直接影響了後續中國科技哲學對東方自然辯證法的系統梳理。本書中有多處陳康白先生圈點與眉批，並有許多以馬列社會主義，及唯物、實踐、辯證、合作社等觀點，來註釋四書中的章句，誠為稀有文物。

本書是見證陳康白以自然辯證法剖析中國傳統儒學四書精神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書中多處經陳批註，茲僅列數則：《大學章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陳康白圈點並批註「要用讀黑格爾邏輯學的精神來讀」。「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則僅圈點「致其知在格物」六字，並批註「唯物主義」。《論語·八佾》「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批註「責備自由主義」。《孟子·萬章下》「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批註「辯證法」。《孟子·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批註「合作社的限制」。於此種種數十則，可進一步瞭解陳康白的思想邏輯。

《四書》全稱《四書章句集注》，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注釋。宋以前《五經》立於學官，唐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官定的經書注釋。宋時程、朱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作為經書，與《五經》並列。光宗紹熙元年朱熹刊刻其書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四書名稱從此確立。元皇慶二年定考試課目必須在四書內出題，並以朱熹的集注為根據，其後一直到明清相沿不改，是為近六百年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圭臬。清初以內府所藏宋淳祐六年丙午補刻燕山嘉氏宣城大字本等，與繼承明北京國子監的板片等相互校考，校訂了十三經。查公藏目錄，名稱《監本四書》的本子並不多，官方或準官方的刊本更是稀缺；直隸官書局刊刻名《監本四書》的也僅此一種。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直隸官書局所刻於光緒乙巳年正月的《監本四書》，也可能是晚清最後一部準官方刻印的經部書籍。同年稍晚，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一摺….。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大約也再無由準官方刻印四書五經等的需求了。

《錢梅太史訂選三蘇神駒》六卷 明劉大易刻二截樓刊本1函4冊 竹紙 線裝 21.4×12.7 10行20字  無界格有眉欄白口無魚尾四周單邊。鈐印：秋塅書房、雪蒼齋。

是書先列三蘇文紀目；次為三蘇考實；再為讀蘇氏譚藪；再為正文。正文分禮集、樂集、射集、御集、書集、數集共六集、六卷；蘇老泉前二卷、蘇東坡中三卷、蘇潁濱尾一卷；內收三蘇文章百餘篇。

梅之煥(1575-1641)，山西總督梅國楨之姪，字彬甫、號長公、別號信天居士，湖廣麻城人。萬曆三十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六年；萬曆間累官吏科給事中，廣東副使，山東學政。天啟元年，以通政司參議召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三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及任。崇禎時起為甘肅巡撫。其所訂選的神駒系列，即為在翰林院供職時所完成。

本書海內孤本且未見公藏有著錄。梅之煥生值晚明、卒於崇禎十四年；動亂之際，相關記載多散逸。順治間有門人萬延刻刊《梅中丞遺稿》，但未提及其著作。相關研究文獻與藝文志也多語焉不詳或無出處考證。目前可證文獻中，僅有民國史志大家、曾任湖北省通志館籌備主任兼總纂的王葆心(1867-1944)在《續漢口叢談》中，明確記載梅之煥訂選過的神駒系列有：「《左傳評選》八卷，《秦漢文神駒》四卷，《史記神駒》四卷，《三蘇文神駒》六卷。皆吾鄉人所不知者。別有《國語神駒》四卷，《戰國策神駒》四卷」。由此可見此非偽書，但明清時已佚失殆盡，是以連吾鄉人也不知。另外，在目前公藏目錄中，梅之煥《XX神駒》的明刊本僅有三種：萬曆34年梅太史訂選左傳神駒二卷，萬曆34年梅太史訂選史記神駒四卷，萬曆35年梅太史評釋駱賓王文抄神駒四卷。公藏的三種明代刊本《XX神駒》，行款形式皆同本藏《蘇文神駒》，其中駱賓王文抄神駒一書未見於《續漢口叢談》；而本藏《三蘇神駒》明刊本則未見海內外任何公藏著錄。        

本書卷首有直隸孫承宗校閱、書林龍田劉大易繡梓，皆一時名家。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直隸保定府人。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科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翰林十年。崇禎年間，官至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忠，清改諡忠定，人稱愷陽先生。孫承宗與梅之煥同在翰林共事六年，也是神駒系列編成之時。

在古籍建刻史上，建陽劉氏以其刻書歷史之悠久，刻書名家之眾，品質之高，與建陽余氏刻書，並稱建陽二大家。劉大易(1560-1625)，字龍田，號爌文，喬山堂創始者劉福棨子，與兄劉玉田共承父志，經營有方。以書林龍田劉大易、劉龍田喬山堂、喬山書舍、喬木山房等名號刻書甚多。〈明覃恩封太翁龍田劉先生墓誌銘〉有載劉大易與建陽余家的余象斗還有姻戚關係，曾有轉讓《書法叢珠》等書版。

本《錢梅太史訂選三蘇神駒》文中，有部分內容文字，不見於、或與流傳本不同，可做為校比用，將於另文探討。

《陳司業集》 經尺一卷(2冊)、掌錄二卷(2冊)、詩集四卷(2冊)。乾隆甲申(29)年日華堂刻本，太史連紙，線裝六冊 27×17。鈐印：鍾穎過眼、俞。詩集末有俞鍾穎跋文。

是書存世極希，復以有完整明黃紙扉頁、御覽朱印、集人圖像等，均為版本收藏之精華。全書文字皆手寫上板，圓潤通熟，版式寬大舒朗，印製水準上乘，為三代精刻佳本。

陳司業即陳祖范(1676-1754)，字亦韓，亦字見復，江蘇常熟人，乾嘉學派在野學者中第一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舉人，其秋禮部中式，以病不與殿試。乾隆十六年(1751)閏五月，帝命保舉經學之陳祖範等呈覽著述，派翰林、中書官在武英殿各繕一部；八月丙申，賜陳祖範國子監司業銜，是為書名由來。

《陳司業集》近乎孤本。國內無公藏，拍場中也僅偶爾有陳祖範詩集、文集、掌錄等零種五六回。目前存世公藏中，僅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有完整本，與同本藏的完整扉頁、御覽朱印、集人圖像等，來自中國近代藏書家徐乃昌舊藏。

清刻本中稱進呈御覽本已不多，有史料證據(註1)如本藏的，更是稀見！清乾隆14年時，帝詔”山林隱逸之數，多於縉紳，右文之盛，前古罕聞”，於是開薦舉經學科，網羅民間經學大家。經多方篩選後，乾隆16年在保舉之四十餘人中，”祖範褒然居首”，”命進呈著述”， “賜國子監司業銜”。有清一朝，僅在乾隆盛世時開過薦舉經學科一次，陳祖范居首相當於特科狀元。國子監司業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副長官，地位僅次於祭酒，清朝置有滿蒙漢三人。

本藏為清末民初著名文人俞鍾穎(1847-1924)舊藏，《詩集》卷四尾有其手書跋文一通：「庚戌元夕題楊子鶴為馬扶羲繪栖霞山房讌集圖和邵青門韻／後人觀覽感斯文今昔俯回王右軍卷裏姓名存若箇人間顯晦本同羣詩／情墨妙留千古鍾鼎山林各十分記取今宵賡往韻一輪明月洗浮雲」。查考該跋文內容，更見趣味，也證本藏脈絡。

俞鐘穎為從明代到新中國間文人輩出、家聲不墜的江南俞氏家族中佼佼者。俞鐘穎，字又瀾，號祐萊，同治十二年拔貢，光緒二年順天鄉試副榜。九年，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總辦章京兼同文館提調。二十二年，外任湖北荊宜施兵備道兼荊沙關監督，調署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曆涉外務，翁同龢、張之洞等皆稱其能。後因母老乞歸。三十三年，複授廣東瓊崖兵備道。宣統二年，升廣東按察使，次年遷河南布政使，平生卓有治績。

跋中所記該圖畫，後為晚清重臣，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官至協辦大學士的翁同龢(1830-1904)所藏並多次為題(註2)。在《瓶盧詩稿》卷八中即有：「題楊子鶴棲霞山館讌集圖」、「己丑南歸曾題數字今再展對」。考其文中人物：楊晉(1644-1728)，字子和，號西亭，師承清初畫家王翬。馬元馭(1669-1722)，字扶羲，號棲霞、天虞山人，清代畫家。楊、馬二人與陳祖範(1676-1754)，大約同時期，也都是江蘇常熟人。而俞鐘穎的堂弟俞鐘鑾(1852-1926)，字次輅，一作養浩，號荊門，一作金門，清光緒二十三年舉人，為翁同龢外甥。俞鐘穎也為翁同龢得意門生與部屬，又是姻親，因此往來密切，也又都是江蘇常熟人。查翁同龢的《瓶廬詩稿》參校者名單鍾即有：俞鍾穎君實、俞鍾鑾次輅等人。翁同龢親筆題寫封面的《倭韓新事》收錄的11 位士人的重要信劄中，也收有俞鍾穎的。

註1。《清史稿 本紀十一 高宗本紀二》：(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壬辰，命保舉經學之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進呈著述，原赴部引見者聽。八月丙申，賜陳祖範、顧棟高國子監司業銜。《清史稿 志八十四》：自康、乾兩朝，再舉詞科，與其選者，山林隱逸之數，多於縉紳，右文之盛，前古罕聞。時承平累葉，海內士夫多致力根柢之學，天子又振拔淹滯，以示風勵，爰有保薦經學之制。乾隆十四年，詔曰：崇尚經術，有關世道人心。今海宇升平，學士大夫精研本業，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大學士、九卿、督、撫，其公舉所知，不限進士、舉人、諸生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選毋濫。尋中外疏薦者四十餘人。帝為防幸進，下廷臣覆覈，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四人。命呈覽著述，派翰林、中書官在武英殿各繕一部。尋授鼎、錫璵國子監司業，召對勤政殿。祖範、棟高以年老不能供職，俱授司業銜。後不復舉行。《清史稿 列傳二百六十七》：陳祖範，字亦韓，常熟人。雍正元年舉人，其秋禮部中式，以病不與殿試。歸，僦廛華匯之濱，楗戶讀書。居數年，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為師，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為汗顏耳。」薦舉經學，祖範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司業銜。乾隆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膺薦時錄呈御覽。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祖範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同縣顧主事鎮傳其學。

註2。《瓶盧詩稿》卷八：題楊子鶴棲霞山館讌集圖。圖為汪東山餞別題者皆同時名輩棲霞蓋馬扶霞所居此非耳目近玩竟作邑中掌故觀可也。己丑(光緒15年)南歸曾題數字今再展對敬步原韻。樓霞山館渺遣文，秋影樓邊己駐軍(東山舊宅毀於粵寇)，側想承平多樂事，仍因遠別愴離韋，康雍耆舊風流盡，中外圖畫學派分(新學行後別有圖籍)，猶有後生知嚮往，遺編常護吉祥雲。

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先後抄寫過北四閣、南三閣7份，其中，北四閣是依次先後抄成的，順序為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南三閣基本上是同時抄寫完成。編纂《四庫全書》時，除了判定“應抄”而抄入全書的3,000餘種書外，還選擇部分書籍列為“應刊”，由武英殿組織刊印，即後世稱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130餘種，前期4種採用雕版，以後各書皆用活字印刷。

由於“應刊”書籍使用活字印刷，每種書僅印刷300部，其中有說20或40部專供皇家陳設外與賞賜外，其餘可予外界流通。後又下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可以據以翻刻。相對於清內府“內聚珍本”，這些五省官書局所印的，一般統稱為“外聚珍本”，流傳也較廣。以上北四閣、南三閣，再加上內、外聚珍本即形成一個四庫本系統。目前拍場與公藏間所見，也多為外聚珍本；如上所說，由於數量稀少，內聚珍本存世、尤其在民間，已是鳳毛麟角了。

乾隆據金簡於38年奏，命選四庫全書中珍本，仿宋人活字，以棗木活字25萬餘個，棗木子1萬個，版框用套板格子24塊，木槽版80塊，開始排印書籍套板印刷，共印300部，其中40部供皇家和諸大臣使用，用連史紙（白紙）印刷，其餘用竹紙（黃紙）印刷，發往外省。此種殿本稱”內聚珍”，前後共印134種2400卷，量少精美，現存世幾稀。拍場中幾乎未見，本藏更又是品項精美、首尾完整，與名家藏書鈐印紀錄。

內聚珍殿本的標準配置為：書前均冠以清高宗御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詩並序，次載提要，首頁首行下列有“武英殿聚珍版”6字。版心或卷末有兩種校對者形式，一是分頁校對，版心下方靠左處嵌入木條印「□□□校」字樣；一是分卷校對，該卷末頁末行下方印「臣□□□恭校」。

乾隆42年據大學士董誥「奏請頒發武英殿聚珍版書於東南五省各一份，情願刊印者，聽其翻版通行」。這種稱”外聚珍”本的，也都是半頁9行，行21字，小字雙行字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現存世稍較多，拍賣會中見到的也多是這類復刻本。

雖然外聚珍是刻版，不同於內聚珍的活字擺印，但不易從一般的活字版框線條特徵來區別。因為不若一般活字印刷的四邊版框拼湊而成造成四角開裂特徵、內聚珍是用一塊完整的版框預先印好，再用木槽擺字，套格印成，故版框完整，四角連屬，因此造成非專業者的鑑定難度。鑑別要點有幾項：

1. 內聚珍殿本也存有文字行列不整齊，參次錯落的活字印本特點，但外聚珍本中的福建本力仿殿本，有些也會刻意刻劃歪斜，但仍能有其它足資區別的，例如；

2. 內聚珍殿本斷板不斷字、字不連屬、字或有壓線。因殿本的版框、欄線與文字是分次印刷的，版框數量較少，多次反覆使用後，多有斷口，但斷口而附近的文字不隨著斷裂。一般刻本如遇斷板時，通常版框與相鄰文字會一起斷開。字不連屬則是活字的特徵之一，外聚珍仿刻本仔細檢查通書時，經常會發現一些字體連屬或交叉的現象。同樣的因為版框與文字是分次套印的，所以內聚珍殿本有時會因疏忽沒有對齊，形成文字壓版框或欄線的現象。

3. 內聚珍殿本也存有活字印本墨色不勻的現象。

4. 內聚珍殿本在每本前都有預先刻好非活字擺印的「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而翻刻本一般沒有十韻詩，有些如最力求模擬的福建本偶爾會有，但與殿本字體仍有不同。

其它如板框大小、字體，與配置配字等，都是鑑定的要點。但其中如福建本因為是影刻本，因此字有大小，行列不齊，與殿本間幾乎微妙微肖而難分，只有從以上的第2, 3點區別。另外古籍善本專家與經常經眼者，也能從字體的刻鋒畢露等跡象看出福建本與內聚珍本的差異。

本人得有稀見的內聚珍二種，

1.《雲谷雜紀》 四卷 (宋)張淏撰。1函4冊，四卷、首一卷、末一卷。線裝 19.4×12.5。配有精木夾板。鈐印：朱文「 夷陵盧氏平生珍藏」、白文「石木齋藏書」。鈐印主人湖北陳東、盧平兄弟與石木齋等，均為著名明清精善本的藏書大家。

2.《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錢時撰。一函五冊 竹紙木活字。此書解尚書經文，頗重視書序，又參考史籍以解題，是其特色。清人自永樂大典輯出，訂為二十卷。鈐印有：朱文長方「小玲瓏山館珍藏圖記」；白文方印「莫棠之章」。小玲瓏山館是清代著名藏書家馬曰琯、馬曰璐的藏書樓名。業鹽徽商揚州二馬，賈而好儒、急公好義、攬才納士、興學濟困，當時泰斗往來於其府邸，《隨園詩話》:「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爭為詩會」。小玲瓏山館珍藏圖記藏書印稀見，是書鈐印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刻本《紫釵記》。莫棠則與其叔父莫友芝俱都精於收藏珍善本與版本目錄學。

此二種本子，在內聚珍本的特徵方面，明顯而兼有。在斷板不斷字方面：於序、狀等頁與全書多見。字有壓線、與墨色不一方面，也在全書多處可得見。部分如上特徵處如下圖。

明清兩朝皇家內府主持編纂、刊刻多種圖書。除有最高品質的製作，包括優質的紙墨與裝幀，字體工整，版式嚴謹，印刷精良。也有廣泛的內容，涵蓋了經、史、子、集等各類書籍。尤其重視儒家經典的刻印，更有做為標準本的功能。明清兩朝動員國家力量完成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更是曠世巨作，在中國古籍的保存上，起到了重大貢獻。

由於是官方背景，由皇家組織負責，反映了官方的學術傾向和文化政策。加上這些書籍通常作為宮廷藏書，僅有少部分會賞賜給有功大臣或作為外交禮品流傳，因而一般讀書人與官員，在那個時期較難有機會親睹，更難擁有。因此，士子間偶有酸葡萄式的詆毀輕蔑內府圖書之言。但放到21世紀的今日來看，這些內府刻書不僅在學術上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明清文化的重要資料，更是極精美、又具高藝美術性的收藏文物。

明清兩朝宮廷內府曾主持編纂刊刻的單位，在明代有文淵閣、南京國子監、翰林院等。清代則有武英殿、文淵閣、四庫全書館等。另外廣義的的講，明代的籓府刻書，清早先的官書局本等，也是有內府刻書般的功能與價值。

本人30年間在不經意、也有限能力下，竟也累積蒐集到從明宣宗撰英宗序正統 12年的《五倫書》等多種明內府經廠本，到清入關後的各朝殿本，累已得數十種。將陸續於古籍故事中分享心得。

內府宗室寫本數種，將逐一分別撰文置於此欄目下。

《欽定四庫全書》文瀾閣本《辨惑編》。元謝應芳撰，存卷一死生(全)；卷二巫覡(缺後半)，一冊。每卷首鈐古稀天子之寶，卷尾乾隆御覽之寶。是書為文瀾閣原本非後期補配本。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存一卷，清光緒內府實錄館寫本 1函1冊，包背裝 25×17.3 。朱絲欄庫紙工楷書寫，內夾黃紙補充記事十數張。

《治平寶鑑》存卷七。 清張之萬等撰並書 同治元年南書房進呈寫本 1冊，庫紙，線裝 21.6×14.5。每半頁9行，行20字，四周雙欄，單朱魚尾，朱筆句讀。石青紙面，黃綾書簽，包角，黃絲線裝訂。是書用朱絲欄庫紙工楷寫就，精麗無比，開本敞闊，卷尾屬臣張之萬、臣許彭壽。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命，上書房南書房翰林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前史母后垂簾事蹟，擇其可爲法戒者據事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侍郎張文達公之萬等遵旨成書進呈，懿旨獎其法戒昭然足資考鏡，賜名「治平寶鑒」。是書專供皇太后學習所用、未刻未流傳，僅存少數寫本已成為孤本。

《陸軍貴冑學堂軍學講義筆記》，清光緒33年寫本，光緒帝胞弟貝勒載洵撰並書存卷七、卷八2卷，1函2冊，紙本、線裝、17.5×11.5公分。鈐印：貝勒洵、洵。流傳有緒的罕見存世王公宗室寫本，所用紙冊亦為著名的上等懿文齋朱欄稿本。

清光緒胞弟貝勒載洵撰並書《軍學講義》，存二卷，1函2冊，紙本、線裝、17.5×11.5公分。卷七記光緒33年9月11日至11月7日，卷八記光緒33年11月8日至光緒34年3月7日。

晚清時期尤其在甲午戰敗、庚子事變之後，清廷銳意變革。其中許多新政措施，於今看來仍頗有前瞻遠見、並能接軌世界潮流、且影響深遠；雖可能因為時已晚、且步調過慢等等原因，努力十數年後，清室仍不免覆亡。對於晚清新政的措施與過程，百年來已有不計其數的研究報告，其中自有許多考據詳實、析論精闢的精彩論文；但不可諱言，其中也有許多尤其是網路文章，都是次第襲用、人云亦云的照本宣科。多數文章所引用的，是印刷文獻如報紙、書刊、雜誌等的資料，有時難以考證其實、其詳。於此，可考據的寫本實體，就能發揮第一手原始資料的貢獻價值了。在筆者【古籍故事】的系列文中，陸續已有《山東全省籌備自治公所及自治研究所一覽表》、《山東全省州縣自治研究所學員姓名冊》、《諭秉留稿》、《全晉天足總冊》等篇。此再就本寫本資料內容分享清宗室寫本特色兼談陸軍貴冑學堂。

本冊特色至少有：

1. 為光緒皇帝的胞弟，近支宗室載洵寫本，有貝勒載洵著、及載洵鈐章等，罕見流傳有緒的王公寫本。鈐印有「貝勒洵」、「洵」、「焦陽典藏圖書記」、「書富如海百貨皆有」等。
2. 全書字跡端正清晰、條理段落工整、筆墨用紙精良，寫本所用為上等的懿文齋朱欄稿本。因此除資料性、歷史性外，更有極高的藝術性。清時北方文人雅士間有說：「琉璃廠為都城文物所聚，筆則賀蓮青、墨則一得閣、而紙必懿文齋」。
3. 內容豐富，涉及面甚廣，可為考據當時人地事物的諸多事項，並反映了當時對中國軍政建設的觀念。

本寫本主人郡王銜貝勒載洵(1885-1949)，滿清右翼近支鑲紅旗宗室，光緒28年襲多羅貝勒，光緒34年加多羅郡王銜，為晚清帝室直系的重要風雲人物；有說清室最後三年，中國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宣統生父監國攝政王載灃(1883-1951)與兩位弟弟載濤、載洵(1887-1970)在當家主持的。載洵出身顯赫，為醇親王奕譞第六子，光緒皇帝之胞弟，宣統皇帝之親叔。載洵的父親醇親王奕譞，際遇更是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特殊，奕譞本人雖未曾當過皇帝，但上下直系與左右親兄弟都曾是皇帝；奕譞的父親是道光皇帝、哥哥是咸豐皇帝、兒子是光緒皇帝、孫子是宣統皇帝！

有清一朝，對皇族，尤其是近支宗室的教育訓練，在歷史上是有名的最為重視與嚴謹，也因此除宣統年幼期短無法評斷外，入關後的9位皇帝與多數近支與政的親王、郡王、貝勒等，多是博學多聞又文采飛揚的。本寫本所記的年間，載洵方二十出頭，就已能有完整的學習，與用功的筆記如此。清史等紀錄中，渠時載洵並無正式職官，應該就正是如寫本所載內容，於陸軍貴冑學堂中學習兼辦臨時差遣，並為翌年起為其姪宣統皇帝、其兄監國攝政王載灃，建設海軍做準備。與此同時，其兄載灃也曾在陸軍貴冑學堂學習。載灃兒子、宣統弟溥任在1988年5期的紫禁城雜誌所著《陸軍貴胄學堂》一文中就曾說到：「我父親载灃對於聽講非常重視，每次聽講均詳細筆記，認真做作業。我曾見過他的聽講筆記和作業，在兩年內所用本冊就有一書箱之多」，可知當時倆貴冑兄弟同學，相互砥礪學習。有意思的是，載灃從光緒32年初為學員，到「光緒三十三年他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後，每日上午入值，下午仍按時去聽講」，到了宣統元年該第一期學滿畢業時，載灃已是監國攝政王了，如同史料所稱：「所有畢業學員，當時由總辦馮國璋帶領引見，由攝政王載灃在醇王府便殿接見」。

清室為因應世界變局，並兼顧王公宗室大臣子弟的軍事教育養成，於光绪32年潤4月24日開學了陸軍貴冑學堂。學堂初址在北京東城煤渣胡同路北的神機營舊署所改建，後朝廷又斥巨資二十餘萬兩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建成西式洋樓的學堂新址。陸軍貴冑學堂是在光緒30年由練兵處頒佈的《陸軍學堂辦法》基礎上建立的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之外，一個類似現在的高級將官養成專班，以培訓封建時期主持軍政、管理軍隊的王公貴冑們所需要的智能。

在《練兵處兵部會奏試辦貴胄學堂擬訂章程摺》中，規定的鉅細靡遺，但並未提到王公講習班的專設與實施細節。章程中就學員的資格與上課規定：「陸軍貴胄學堂設於京師隸於練兵處，專考收王公世爵暨四品以上宗室，現任二品以上京外滿漢文武大員之聰穎子弟，教以普通學術及陸軍初級軍事學，並入軍隊觀覽學習統計學期以五年爲畢業」。「定額學生分爲三班，每班四十名各設講堂一律講授功課」。「學生均應住堂，每遇星期准其回府回宅一日，此外不得率行請假，惟兼有差使者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學生備有齋夫伺候周到不得自帶跟僕入堂。堂門啟閉宜有定時，查齋之後大門外鎖，鑰匙交值日員收管非因事不得啟門」。

至於實際的執行情形？從一些史料可知：為免學員間的階級、品秩太大而難為同學，且少年王公也常有公務朝會，不可能如章程原意般的一體住校、全天學習。因此，如在新民叢報第四年第十一號補錄中就有記載：「光緒丙午五月十一日練兵處陸軍貴胄學堂內附設王公講習所開課」，所以這些皇親貴冑是另外開學，且在不同堂室場域學習的。至於上課時間，則可見光緒32年6月8日申報第二張第九版所載：「貴胄學堂學員銜名全單：恭親王、醇親王、愽多勒噶台親王、順承郡王、多羅貝勒載洵、多羅貝勒載濤…，以上三十四員每日未正刻至申正刻在堂聽講」。按今日記時，為每日下午2點到4點為王公親貴班的聽課時間。第二班為「記名簡放副都統景賢、二等侍衛宗室屾林、三等侍衛宗室瑞麟、兵部員外郎巡警部稽查處委員毓年…等二十八員，每日自辰正刻至已正刻在堂聽講」。按今日記時，為每日上午8點到10點，因該是為較遠的宗室不必上朝、或兼有公職的學員的聽課時間。這些具體的聽講時間，印證了上述溥任關於其父親攝政王學習時段「每日上午入值，下午仍按時去聽講」的說法，更是未見於先前許多關於陸軍貴冑學堂的研究論文中。

至於陸軍貴冑學堂耗用經費，第一期班因為試行，且開辦後的學員人數與學習年期，都有調整，因此宮中檔與所見文獻內尚未見完整詳細的記載，但可從第二期班的預算編列知曉大約。據故宮軍機處檔案，宣統2年1月11日御前行走管理陸軍貴冑學堂事務多羅貝勒載潤等，奏為酌擬陸軍貴冑學堂章程等繕具清單呈覽摺件內容，「前第一班係學生一百二十人、三年畢業，通計用庫平銀二十九萬餘兩。現第二班學生定額較前多至一倍，畢業期限定乙五年，且添設蒙旗一班奏年需三萬兩。是此次應需經費不得不酌量加增。現計開辦、活支、額支三項用款，實需庫平銀五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二兩四錢九分三釐四毫。今於無可刪減之中，強為裁削，以五年用款統計預算，至少之數，共需庫平銀五十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七兩七錢一分三釐四毫」。該摺併單中並有詳細的各項預算表附件，例如每人每月”薪公餉雜”項中：「管理大臣500兩，總辦400兩、監督300兩、提調200兩、洋文教習100兩、國文數學理化博物等70兩、音樂教習40兩、體操擊刺30兩、差弁8兩、刷印匠與修械兵各6兩、號兵5兩、醫兵4.5兩、夫役3.5兩、學生含火食9兩等等」，全部人員費用三年即須二十餘萬兩。從上述的摺件併單中，可一窺許多百年前的預算制度與薪資物價結構等。例如：

1. 預算編列到萬分之一兩的毫單位，以示精準與用心；並且都是要按照通行至今的等因如此的程式：先提個前例的對照說明之所以為何如此，然後再說明理由「不得不酌量加增」，接著又考慮到國家財政困難，再提出「今於無可刪減之中，強為裁削」的，主動打個九折(實為原先的89.82%)的預算。古時候銀兩約當現代多少錢，是永遠無法精算的挑戰。許多研究用各朝代時期的購買民生用品與田產房屋來換算，當然可得約略大概。但現代人的生活與物價，各項之間所佔比的輕重不同於從前；除了民生必需外，還有許多休閒娛樂、電子產品、旅行交通等等的支出，且大米、房價、田產等也因時代與政策不同，而佔物價指數及薪資比重的差異懸殊，所以是永遠無法、也不宜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用一斤大米對比一斤大米的方法來等同換算的。總的來講，若只計算最基本的民生花費，一兩銀從清初約略等於今日的60美元，到晚清的30美元之間，到民國初年則波動甚大而難精確，最多只能是百工行業間的必較。
2. 晚清民國間，各行業與階級間的薪資差異極大，高級官員與專業人士的薪資可比基層勞工高出百餘倍，不若現在的薪資結構差比扁平化的一般不會超過10倍。上述資料可看出，洋文教習較國文數學理化等教習為高，是可以理解的因人才稀少；音樂、體操等教習也算是不錯的，因學有專長；刷印匠與修械兵因有專業技能，也較號兵、醫兵、夫役等為高。其中，教習薪資是差弁的約10倍、是夫役的約20倍，則是與今日的薪資結構有相當大的不同。

筆記日記形式的文獻中，經常可以從時人地事的不經意流水紀錄中，找到許多被忽略的史料，也是可用來校正比對歷史的重要材料。此存寫本兩冊，逐日記載自光緒33年9月11日至34年3月7日間約半年時間，內容精采並提供許多資料價值，

1. 關於那時候的北京氣象資料。講義中有光緒33年9月13,15日，及34年1月27日紀錄為「因雨停講」；33年10月17日， 12月13,14.15日的「因雪停講」。北京相對乾旱降水少，加上百年前沒有下水道排水設施，與胡同間的特殊生活方式，因此可能在為數不多的下雨、下雪、或雨雪太大的日子，京城中的許多活動就停頓了。這些記錄也可補充當時氣象資料，江蘇教育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張德二等，歷時12年查找37座城市75座圖書檔案館中8228種圖書文獻，編成的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4冊巨秩，可能是目前唯一且最全的早期中國氣象資料。但即便如此，於該書中對於幅員巨廣的中國中各地區的收錄，也僅能是寥寥數語；例如該書在光緒33年關於北京的記載，僅有一段「二月初四，京之西山雪下很大，約二尺多厚，非常寒冷；順義縣、秋大水」；光緒34年則無任何北京的紀錄資料。本講義寫本，就補充了當時的北京氣象資料。
2. 《清實錄》中皇帝親自或簡派宗室祈雨的紀錄多到難以統計，僅光緒33年上半年間，就已多達數十人次的記載，甚者在33年4月就有「己卯。以京師雨澤稀少，上詣覺生寺祈禱行禮。遣醇親王載灃詣大高殿恭代行禮、貝勒載洵詣時應宮、貝勒載濤詣昭顯廟、貝子溥倫詣宣仁廟、鎮國將軍載𢱿詣凝和廟拈香」，但沒效果，所以緊接著「己丑。以祈雨未應。再申虔禱。遣恭親王溥偉詣覺生寺、醇親王載灃詣大高殿恭代祈禱行禮。仍遣貝勒載洵詣時應宮。貝勒載濤詣昭顯廟。鎮國公載澤詣宣仁廟。鎮國將軍載𢱿凝和廟拈香」。在19與29日十天內，頻繁的兩次各派出6名王公宗室，到風、雲、雷、雨的各寺廟來回祈拜。其中，覺生寺與大高殿等，都是清初起皇帝常去祈雨的地方。時應宮(雨神福佑寺)、昭顯廟(雷神)、宣仁廟(風神)、凝和廟(雷神)則為北京的皇家宮外八廟，也都非常有故事性；因內容多可網上查找，於此不贅。
3. 再來看上課講習的日子。按陸軍貴冑學堂章程，「每逢星期日及端午中秋冬至各節，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孔子誕日各放假一日，年假約二十一日以內，暑假約二十一日以內」。查本藏講義內容，確實紀錄了每週日為「O月O日星期」的停講。清中季以後隨西方傳道士的進入中國，西洋曆法與星期作息，開始逐漸進入士農工商的生活。到了20世紀初，包括所有的新式學堂與一些公私單位，都已明定星期日休息的制度了。講義中也記錄了10月9-11三日「因萬壽聖節停講」，慈禧的農曆生辰為道光15年10月10日，考《學堂章程》中皇太后萬壽應是僅放假一日，可能王公講習所內的都是近親家族，所以前後再多放假一日以為皇太后慶壽。
4. 講義中記錄了12月15日「本年講習所功課以是日為止，由16日起至正月22日止年假共36日。戌申正月24日開學星期二」，這段文字一是明確記述了王公「講習所」的真實存在，二是王公講習所的年假有36日，遠較《學堂章程》中所定的21日為長。
5. 至於講義中沒有說明原由的停講日，就是更有意思的知識挑戰了。分別推測應是如下：北方習俗農曆十月初一祭祖，皇帝祭享太廟，遣宗室近支去祭各先皇陵；因此講義中的「10月1日因公停講」，應是貴冑王公們奉旨分頭去祭陵了。封建時期統治階層除祈求風調雨順外，祭祀社稷也是頭等大事。社為土地之神，稷為穀神；清朝自乾隆起逐漸定制，以春秋二仲月的戊日行祭。查萬年曆，光緒34年的春仲戊日為2月2日，因此講義中的該日所記「因公停講」，應是陪同皇帝祭祀大社、大稷去了。
6. 講義中還有33年11月16-19日的連續4天「因公停講」，文中也未說明所因，想或許在當時是大家所知的日常經常，故未特別說明。果然，經查找資料與萬年曆比對，光緒33年的冬至日為11月19日。《清實錄》記載「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癸卯。…以冬至祀天於圜丘。自是日始、齋戒三日」。於是，王公講習所內的近支宗室，或許就要從16日皇帝齋戒起，開始淨心誠意的忙著準備冬至慶典。而連續四天的因冬至的停講，也較《學堂章程》中規定的放假一日多出許多。在北方的古時候，冬至時分、日短天寒，一年的農耕忙碌也到頭了，人們開始謝天謝地謝鬼神，並準備數九過寒冬待來春，因此發展出了許多應節習俗，也是北方僅次於過年的重要節日。古時冬至是計算二十四節氣的起點，也用冬至所在月來定義十一月。從《周禮》的「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開始，冬至更是中國歷朝來，越衍越盛重的每年國家大典。渠時皇帝要親至北京南郊天壇祭天，儀仗大開、祀禮周備，百官群臣上表祝慶，異常忙碌熱鬧。

關於講義中的課程內容。講義係依日期逐筆記錄，每日課程不同，總和整理在記錄期間內，共計有萬國歷史、外國政治、地形學、戰法學、戰略學、軍器學等課目，此與《學堂章程》中所載課程課目不盡同，應也是為貴冑學習項目之需要不同。

細讀各分科內容，都頗精要，以百年前水平而言，足敷做為最上層統治階層所需知的國際政經制度，與軍事軍政知識。各課程內容循序漸進，並適時補充許多他國經驗對照中國情形的建議。例如在戰略學中，有參酌國外經驗所提出對中國軍建的擘畫，包括建議軍諮府應分設五司；參酌俄德法日軍團及鎮之編制提出中國之道。對中國陸軍教育機關設置，建議「我中國地土廣大，似宜多設監軍以管理各省軍隊教育，如德國之設五監軍是也，至於日本國土幅員甚仄故僅設監軍一人已敷用已」；國軍兵力組成依據國外制度「創設現役、豫備役、後備役、及國民役之制度…吾華若仿照各國以全國人民千分之十為常備軍額數，則非有四百萬眾之勁旅烏能處此競爭劇烈之世界戰」…等等。其中也並能多有自我檢討與警惕，例如：「火藥….傳入西歐，研究製造之法，日益精湛；吾華為發明最早之國，反瞠乎其後，難與並駕齊驅矣」；「中國兵力異常薄弱，戎政素未講求；一但有事，干戈其禍不堪設想」；「中國財政素不講求商業尚未發達，區區歲入之款…欲編列多數之兵，實有無米為炊之嘆矣」；「掌軍教之權者，若非專門畢業確有心得之人，徒誤事機、定難收效。如吾華近來各省督撫暢曉兵事者實聊聊不敷覯，且各省督練處所屬之教練處，自為風氣以教練軍隊」…等等。

此講義書寫記載的相當用心用功，包括某日科目更改調換、某日改講地方自治時事、某日地形學講義還沒印好等等的，都有詳記於當日的日期之下；並有以當時編書習慣以小字雙行的方式，註解一些外國詞條的意思。由於內容頗多、頗豐、頗有意思，當於日後再就各科目內容，分別輯出歸類排列後，再為文分享。(本文初稿寫於2021年7月，陸續增補中)

清代公文書、官報、與內閣大庫檔案等等文獻資料，曾幾次被毀。包括自清初時期的留存制度更迭，到宣統時為整修大庫時的移出丟棄，到民國年間多次的當成廢紙出售等等。當時習以為常又汗牛充棟以致無心無力保存的文獻資料，於今看來件件都有重要的價值與功能；能補足史書所載的不備、能佐證或糾錯曾經的事實，也能是精美的歷史藝美術品。在近30年的不刻意、也限於能力的有限蒐集中，尚得有許多是存世唯一的孤珍本，其中的內容也能起到對文獻貢獻的價值。由於數量較大，謹因此先大致分類，並舉其中一二，將針對回應或閒暇時逐步補齊每件的資料故事。

清臣的題本、奏摺、奏章、揭帖、元旦進表賀箋等。許多仍保有原書封、匣套、黃綾籤、貼黃、滿漢文、皇帝硃批等等數十種。此間件件有故事，謹先以鐵保奏摺為例。

滿洲正黃旗人，乾隆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吏部尚書的鐵保(1752－1824)，奉敕于嘉慶九年(1804)修成上始于滿洲興起，下迄嘉慶九年間，一百六十餘年歷史中的八旗詩章，編成《熙朝雅頌集》一百三十四卷。本人收有武英殿刻本零卷數本，詳見古籍故事系列中另文。因此見有與此書有關文獻，也就蒐羅了。同時，鐵保與永瑆、翁方綱、劉墉並稱乾隆四大家；鐵保因極工書法，奏章進呈皇帝閱覽等文書，多是親筆寫就的。

《熙朝雅頌集》煌煌巨冊因流傳不廣，史料也少。本人收有嘉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時任山東巡撫鐵保的〈奏為恭謝天恩事。五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前此鐵保在京採輯八旗詩章百三十四卷…命名熙朝雅頌集。硃批：此摺亦刊入書內以垂不朽〉，清楚說明了此書的來龍去脈，與皇帝親賜書名，並親硃批御旨將鐵保摺刊入書內以垂不朽；同時又再賞賜《御製詩初集》一部。於是，鐵保再於嘉慶九年八月三日上〈奏謝賜御製詩初集一部〉一摺，同時也獲嘉慶御批”知道了”。

在清宮中內閣大庫檔中，也許多繪製精美、甚至彩色著色並貼紅黃簽註的文本。因為是要上呈皇帝的，因此內容文書圖繪均戒慎恐懼的盡求完美；也因此不但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更是上乘的藝美術品。本藏有一件清道光二十三年，河道衙門彩繪進呈本12折。清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河南發生洪水，是圖精細的繪畫了黃河兩岸自閿鄉縣至孟津縣的受災情況，並帖箋注明受災日期、範圍及水患情形。有關此次水患情況，以前只見奏摺，未見繪圖。圖中繪製內容及文字說明與《豫河志》引道光二十三年河道官員鄒堯廷報告記載完全一致，也是中國古代地圖繪畫藝術及官繪地圖的代表作。

京報、官報、邸鈔、諭摺彙存、華制存考、內閣官報、搢紳全書、大清中樞備覽、爵秩全函、時憲書等多種。

各類公文書體例，包括

乾隆滾單起、咸同時頒給彙造便民四柱易知單等。順治儉業票起，所有清各朝時期的各種田畝房舍執照等。

《春秋集註、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9行18雙小字，黑口，雙魚尾，雙邊，半框15.2X10.8。

本書特點：

1. 書名《春秋集註》，但內容實為春秋胡氏傳附林堯叟音注。春秋胡傳有林堯叟音注本，本藏應為目前存世最祖版本之一、且可能是唯一。
2. 雖有缺後卷，但前半部齊全。開門見山的元版風格、至遲也在明初；又經明晉王藩府、清楊氏海源閣三代、民國龐鏡塘等收藏，在在都存有重要意義。
3. 明成化年間，上饒婁克讓命新安同知張英，承元本重刻胡氏傳，其所據元本，應即為本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有一部萬曆年間的《閔家三訂春秋胡傳》，更或是據此書翻刻。比對書影中的文字，很容易看出本藏中，通篇仍多用元到明初時常用的異體簡體字、反黑框文陰字等特徵。

一般說經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傳是解釋經文的書籍。《春秋》原來只是魯國的流水史，後有孔子筆削為經，再有左氏、公羊、穀梁成三傳，而為世人所耳熟能詳。但自東漢末何休(129-182)提出”左氏膏育，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與鄭玄(127-200)的”竄膏育，起廢疾，發墨守”等的質疑後，就此百家爭鳴，而不再全以三傳為本。唐韓愈(768-824)曾作〈寄盧仝〉七言詩，描述初唐四傑盧照鄰嫡系子孫盧仝(795-835)的生平，其中就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兩句。《春秋》入宋後，更是百家並起，也都各自為新說新解，於是春秋有三傳而四傳而五傳而…了。甚至更有王安石 (1021-1086)的乾脆主張 ”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

從來都是考試引導學習，入元後的科舉考試程式基本延用至明清，也因此諸經傳解注中，春秋漸以宋室南渡後的《胡傳》與《集註》二書為標準。

《胡傳》為宋胡安國(1074-1138)的春秋傳三十卷，據稱從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開始，直至宋高宗紹興六年(1136)底，歷時三十餘年才完成。

在胡安國春秋傳成書後94年，即端平元年( 1134)時，張洽(1161-1237)的《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也書竣。但張洽的《春秋集註》刊行流通非常有限，據遼寧省圖書館孤本善本叢書所記載，端平二年進本為繕寫本，隨入秘閣，並未刊刻。直到又過了30年後的寶佑三年(1255)，始初刻於臨江郡，但僅5年後的景定元年(1260)即遭毀。又15年後的德佑元年(1275)，再有華亭義塾重刻本，但書雖刊刻、卻鮮為人知。不久後1279年南宋覆亡入元，張洽孫張庭堅於元延佑元年(1314)再有重刊。《春秋集註》海內現存宋本二種四部，元中期後或因科舉官學的逐漸不用，存本也愈稀。

而張洽在《春秋集註》先前完成的《春秋集傳》，則未見刊刻流傳。在四庫全書《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宋張洽撰》中有說，張洽先有春秋集傳，但該書已亡； ”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㑹其精意詮次其説以為集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寛(1301-1372)纂疏為大全，其説專主胡傳，科塲用為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民國以前中國經傳的所謂正統之說，當然是由朝廷所決定的官學版本。其實到今日，華人社會中的國民教育階段，也還是有部定教科書、課程綱要等，基本也是限制了思想範圍。

元仁宗時期恢復的科舉，考試內容與程式的基本精神與思維，一直延續到了明清直至入民國。元皇慶二年(1313)頒行的《中書省奏准試科條目》，採用了朝臣翰林院承旨程钜夫等的建議，”科舉當以經學為主，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

但是程頤雖傳《春秋》，卻僅止於桓公九年，而朱熹則意外的更無《春秋》專書。因此將師承程頤的胡安國的《春秋胡傳》，與師承朱熹的張洽的《春秋集註》，定為程朱之學的正統延伸。其中，胡氏春秋成書較早也較完整，而張洽之書流傳非常有限。國學界雖多將《春秋集注》視為朱子學說的延續，是遵循朱子的思路的，但也有說該書其實”又不以朱氏之說為然”，或有說”學出朱子又集諸家之長”，而承繼了程頤、胡安國的經學之說。總之，當今學界對張洽學術歸屬派別尚有分歧。

元初時二書並重，但實際重胡傳。直到明初議定科舉制度，仍將胡安國《春秋傳》及張洽《春秋集注》列於學官，與朱、蔡、胡、陳並行。至永樂間，翰林學士胡廣(1369-1418)奉命纂修《春秋集傳大全》，用為科場程式，始以胡安國《春秋傳》為主，張氏《春秋集注》式微。到了清康熙間敕撰《春秋傳說彙編》，獨尊胡傳之風漸止。納蘭成德編通志堂經解時，更不收胡傳而收張洽春秋集註。入乾隆後，四庫全書則二書皆收。

在春秋經傳之外，還有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及南宋林堯叟的《句解》。林堯叟句解內容通俗曉暢，尤其是用所謂的”括例始末”，清晰了總結與說明春秋中各公的來去脈絡。

自林堯叟《左傳句讀直解》形成後，存世本有《春秋經左氏傳句解》與《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兩個系統，並流傳海外，影響深遠。朝鮮世宗22年(1440)集賢殿編修《春秋經傳集解》時，取林堯叟《左傳句讀直解》補杜預原書之缺。中國則在明萬曆22年(1594)有吳興閔光德、閔夢得所輯《春秋左傳杜林合注》，其中的內容與體例，均頗爲相似，有說是來自朝鮮本的啟發。

但可惜與不解的是，關於如此重要在解釋春秋占一席之地的林堯叟，個人的生平資料，卻相當缺乏。版本的著録，更是歷來衆説紛紜，未有定論。一些清人藏書目中，有林堯叟音註的宋本的紀載；但現存世實體本中明確標註林堯叟三字者，在各館藏說明中或定為宋本或元明本，其間有相當大出入。因此本藏的存在，在國學史料上，就更有價值。且目前存世的明初以前明確刻有林堯叟注的版本，行款都為11, 12, 13, 14行等，本藏9行者更是從未得見。

林堯叟的《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現存世最祖宋本，在兩岸與日本藏有有10行本與14行本兩類。目前學者認為10行本的刊刻較14行本為早。但10行本的不嚴謹規範及錯訛字，都較後刻的14行本為多。10行本中音註的墨圈，或有或無。

《直解》系統則有12行本與13行本。但以上各本都是附在《左傳》中，都有缺漏錯訛。宋元本中，在春秋胡傳中附林堯叟音註含括例始末的存本極少。因元朝定胡傳與集註為科考程式，加上林註單行本與張洽集註本的流傳較稀、見者有限。於是那段時間雖然書名多作《春秋(胡)(胡氏)傳》，也間有稱《春秋集註(注)》者。

今存世可考者，在公藏中定為元本的有二種：山東省博物館的元刻《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三十卷，14行18字，小黑口，四周雙邊。北大與臺灣故宮藏同本元刻《春秋胡氏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林堯叟音注。15行經20字傳28字，黑口，四周雙邊。體例為列國紀年載十二公前，音注附經文下，小字雙行，括例始末及被釋字出以陰文。但正本內的各西元年同時期無各國年代對照，亦無音註。入明後有永樂四年廣勤書堂的《春秋胡氏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林堯叟音注， 16行29字，黑口，四週雙邊。查看書影約同北大與臺灣故宮版的元本，臺灣故宮版本項中也稱翻刊元建本。

本書則先前並無著錄，至明成化年間，上饒婁克曾讓命新安同知張英承元本重刻胡氏傳。查書影知其所據元本，應即為本藏，同為9行18字內容亦同。目前公藏中相同行款的有：1.成化18年徽州府同知張英退思堂《春秋胡傳》三十卷刻本，首有”明成化壬寅年(1482)餘幹劉憲重刻春秋胡傳序”。2.鄭州市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1571)興正堂刻本《春秋胡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林堯叟音注，雖也是半頁9行8字，小字雙行同；但為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與本藏版略異。首有”明成化壬寅年(1482)餘幹劉憲重刻春秋胡傳序”，卷三十末頁有”隆慶辛未年孟夏興正堂刊”牌記，該書古代諸家書目亦未見著錄。3.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明萬曆21 (1593)年《閔家三訂春秋胡傳》，首亦有劉憲序。該書亦為9行18字，但是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

從書影中可得知，本藏應為春秋胡傳附林堯叟音註的最祖本，承元啟明入清；又經晉藩府、海源閣三代收藏，且無其它著錄與公藏！本藏元版書風明確，字大墨黑又疏朗漂亮，通篇多用異體字、簡化字，無避諱。明成化本明顯草率，反陰白字或有或無，更有許多錯訛，例如隱元年的楚武王熊通錯作九年。到萬曆年的閔家本，就是標準的明中後期風格了。

以下自左至右，本藏、永樂本(無各國紀元對照)、成化本、萬曆本。

本藏豐富鈐印有：

冊一在春秋集註序，有晉府圖書、楊氏海源閣藏(白)、楊、鏡唐審定等四方藏書印。在春秋提要篇，有協卿讀過(白)，鏡塘長物(白)兩方藏書印。

冊二春秋集註諸國興廢說，有鳳阿，保彞私印(白)兩方。春秋集註卷之一，有晉府圖書、鏡塘長物(白)、嬴縮硯齋藏書三方。

冊三卷二隱公中卷二，有陶南山館藏書印一方。

這些藏書印標示了本書的另一重點，曾經在藏書史上非常有名的明晉藩府、清海源閣三代、與民國龐鏡塘(1900-1977，三朝三完整體系。

晉府是明朝最早的籓王府第之一。洪武3年4月7日朱元璋封嫡二子朱樉為秦湣王、嫡三子朱棡為晉恭王、嫡四子朱棣為燕王。朱棡於洪武11年4月16日就藩山西太原府，其子孫襲封十二代十一王，晉藩五代晉靖王朱奇源又冊封了26位郡王，綿延直至崇禎17年明朝覆亡時的晉王朱審烜。自晉恭王朱棡起的歷時五代，到晉世子朱奇源，都崇尚文藝、收藏精富。史載朱棡雅好文藝，學文于宋濂，學書于杜環，搜羅書畫典籍甚豐。明初的一百多年，是晉府收藏的鼎盛時期，時人有”明代藏書周晉二府”之雅說。至今如《天祿琳琅書目》《善本書室藏書志》等中，也多有記錄為晉藩藏書。明朝藩府富可敵國又權勢顯赫，自會有重要文人大儒相隨，例如初代晉王朱棡氏師從的宋濂。因此其藏書與刻書的質量上乘與精良，向為版本界所高度重視。今日公藏中的宋元珍本，許多都有曾入晉府的紀錄與鈐印。

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名滿天下。又因與江蘇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同藏宋元刻抄本與珍稀孤本較多，故有南瞿北楊的美稱。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因山東屢遭戰亂匪劫，海源閣藏書多散逸，倖存者也或賣出或輾轉入公藏。本書特點為歷海源閣收藏三代，藏書印齊備且有不多見的。除有開門見山的”楊”朱文圓印、”楊氏海原閣藏”白文方印兩方外，更有楊氏二代楊紹和的”協卿讀過”白文方印，及楊氏三代”鳳阿”朱文圓印、”保彞私印”白文方印、”陶南山館”朱文方印三方。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UBC)圖書館，是北美地區東亞圖書文獻收藏重鎮之一。該館的兩大中文特藏為蒲阪和龐鏡塘藏書。蒲阪藏書為何炳棣教授在1958年自澳門富商姚鈞石先生購得，大部分是來自徐信符在1937年抗戰起到港澳避難時售出的南州書樓善本舊藏。龐鏡塘喜愛收藏古書和名人字畫，曾收藏書籍多達9萬餘冊。龐鏡塘藏書，是來自曾就讀於UBC該校的龐次女龐禕於2000年過世後，其子方志豪所捐贈。雖數量不多，但精善本列入中國善本書目與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就超過30種。在UBC圖書館專題介紹中指出，龐鏡塘藏書的一個最為顯著特點，就是版本價值極高，許多都是珍稀本，甚至是孤本。但在該專題中展示多種龐鏡塘藏書中，缺了本藏中的「鏡唐審定」一印！另外，龐鏡唐藏書來自海源閣的不少，例如在UBC圖書館中集有明正德五年(1510)《圖註八十一難經》八卷，為楊氏海原閣舊藏後入龐鏡唐，鈐有海源閣印：”楊”朱文圓印、”陶南山館”朱文方印、”保彝私印”、”楊氏海原閣藏”白文方印。龐鏡塘印：”嬴縮研齋”、”嬴縮硯齋藏書”朱文方印、”鏡塘讀過”白文方印。所鈐諸印與本藏，頗多相同，可能也是當時來自海源閣的珍稀本之一。

《農桑輯要》七卷，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官修農書，對中國的農桑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畫時代關鍵作用。即便在全球角度，當時也是最為先進實用的農桑實務手冊。

該書至晚於至元十年(1273)已刊行頒布全國使用，曾刊刻萬本以上。但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令開設四庫全書館修四書時的500年後，傾朝廷之力，竟全國無所得元、明時期的遺本！只得從在《永樂大典》中已改為二卷的底本，重新校改並編回七卷本。該四庫本以武英殿聚珍版刊刻後，自此成為今日數十種通行本的底本，而不復見元時原貌。

1979年上海圖書館釋出元後至元5年(1339)《農桑輯要》七卷大字本影本，於是有了用以比對元刻本與清殿本差異的依據。其後陸續有些文章發表，也包括較早、較深入的如1988年繆啟愉校釋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與在此基礎上的2008年馬宗申譯注《農桑輯要譯注》等書。其間有些酌採校元本、與格致叢書胡文煥本等，做了比較與註解說明。近年隨著更多版本的發現與可及，就有了更多材料可以更全面與更深入的探究了。

一般在科學研究上，當只有兩個樣本時，僅能知道彼此的差異；須要有更多樣本，才能得到更多全貌。而且，

1. 上圖的後至元本晚於最早成書的至元十年本之間達66年之久，其間該書已做過許多次的修訂重編，詳如文後說明。因此後至元本不足以當作校檢的依據。
2. 先前文獻與繆、馬二書等，均是重新打字排印後至元本中的文字，七萬多字的原文繕打過程中或有誤植，且馬書更用簡體字更難以比對原文。繆、馬二書也都又自行更改了在後至元本中的目錄章節條目，使閱讀比對困難、且易生誤判，說明亦如文後。
3. 北京圖書館2005年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系列中，《農桑輯要》七卷本，即是直接影印上圖後至元本，較能正確逐一比對原貌。該書首稱：「據上海圖書館藏元後至元五年刻明修本影印」，此句耐人尋味。目前只能確定該書前確實有(後)至元五年O月的字樣，但不知何時印刷、也不知所謂明修的程度到哪？先前各說與繆、馬二書，多未強調這是元刻明修本。
4. 清殿本所從的《永樂大典》卷639、640現已佚失無存，也不知當時所據者為元何本、與為何要改成二卷本？
5. 從勉強能上推到後至元五年本，到清修四庫殿本的450年間，竟無永樂本改版以外的其它本可考？
6. 二十世紀後，更多的古籍與藏書被發現與公開，於是有了更早於後至元本，與介於元、清間的明本，能在校比研究間，起到更多更有意義的判別。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有杜善長序言的元延祐三年刊《農桑輯要》七卷大字本，早於後至元本。本人也幸得到一部書目中曾有明確記載，但卻不見於國內公藏中的，明張師說序、陳無私訂的《農桑輯要》七卷本(下稱明張陳本)。該書首尾完整，含序言、目錄。據著名中古農史農書權威日人天野元之助(1901-1980)稱，該明張陳本是據元本校刊覆刻，最較接近早期元刻本的。

因此，元延祐本、與明張陳本的現時可及，除得以在古籍校讎版本學上提供重要工具外，也能從中了解中國農桑的發展演變歷程。於是閒暇中對比了德國延佑本(依書影)、後至元本(依中華再造善本書影)、本藏明張陳本、與清殿本，主要四種本子間的差異，並旁對繆、馬二書與一些文獻。雖無直接證據，但從對比中的許多處的出入差異來看，明張陳本所據的本子，可能更早於延佑本、後至元，或至少是元朝某時期的不同版本。限於篇幅，謹先略舉其中一二以為此文。

背景概要

《農桑輯要》七卷的成書與演變過程，非常有趣也更有研究意義。在蒙古滅金取得中國北方之地，但尚未一統全國時，已深謀遠慮的擘畫了未來治國方略。修成《農桑輯要》一書並廣頒實施，確定未來國家經濟基礎，將不再保守堅持原來的草原遊牧，而是採用漢人的農桑定居。因書成初期，蒙元尚未滅宋，因此書中內容自然是以當時所領之地的北方作物為主。在統一全國後，就適時的陸續增補了許多內容包括南方作物等。因此，有元一朝，此書既做為官書，就自然會有多次的因時改版，以符合國情須求。

當時的大約年代背景：

1234年，蒙宋聯軍滅金，蒙古草原帝國取得中國北方版圖；

1260年，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大汗，稱大蒙古國皇帝；

1264年，改年號為至元元年；

1265年，設勸農司，至元七年更名司農司；

1271年，至元八年，改大蒙古國為大元大蒙古國，定都於漢地大都，建立元朝；

1276年，至元十三年正月，攻陷臨安，南宋投降；

1279年，至元十六年，消滅南宋最後殘存勢力，統一全國。

《農桑輯要》一書早在至元年間即由專司農政的官方機構，廣採古籍內容編成，至遲在至元十年時，有正式紀錄的全書修成與刊印。元祖雖為蒙古人，但對中原文化與漢籍的熱愛及利用，卻也是很深入的，尤其是重視經世務實技術類之書與人才。元朝改行的三級科舉考試程式及主採朱熹之說儒學文化的制度精神，基本一直延續到明清直到1905年中國科考的結束。雖然元朝的科考起到了穩定漢人精英階層的作用，但元時更重視工藝技術人才，因此又有九儒十丐之諷。這些筆者在古籍故事系列孤本類中的《春秋集註》的書話，另有說明。

《農桑輯要》中，主要引用了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並有西漢劉向的《四民月令》、《禮記》中的《月令》、《周禮》、《大戴禮記·夏小正》、秦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十二紀》等等。

其中，《齊民要術》，北魏時期的原稿早已失傳，到宋仁宗時曾重新編校，形成了新的版本，並收入《太平御覽》中。日本現還有殘卷的北宋天聖年間崇文院刻本《齊民要術》，及南宋張轔的龍舒刻本，但在我國於元明間已全都散失了。在蒙元之初時，官方民間應仍有些較早的《齊民要術》版本流傳，又因《農桑輯要》中所引《齊民要術》內容多是全段或全篇引錄的，不同於其它農書的斷取。因此《農桑輯要》在某些方面，也能起到校補《齊民要術》的作用。中國古農書如《齊民要術》的重要性，早已是眾所週知的。即便在影響人類最重要的理論之一的達爾文的演化論中，也多次提到他參考了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在作物改良、育種與馴化等方面的經驗，起到了對他的演化論發想的助益。從字裡行間與內容來看，學界認為達爾文參考的中國古書，主要就是《齊民要術》、《本草綱目》，也有說《山海經》、《吕氏春秋·十二纪》等也有可能。

《農桑輯要》七卷本是現存的最早官修農書，其後則是清乾隆時的官修農書《授時通考》。雖然唐代的《兆人本業》、北宋《真宗授時要錄》應是更早的官修農書，但早已無從可考。

一般後朝修前朝史時，多無好話、吝於讚譽。但元初重農務本的功業，即便在明修元史中也稱：「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在《四庫提要》中也稱：「蓋有元一代，以是書為經國要務也」、「書凡分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十門，大致以齊民要術為藍本，芟除其浮文瑣事，而雜採他書以附益之」、「詳而不蕪，簡而有要，於農家之中，最為善本。當時著為功令，亦非漫然矣」。

《農桑輯要》曾刊印過上萬部，這在中國印刷史上也是罕見的。中國古籍通常僅印刊數百部，少有過千上萬的。雕版印書的一個特性是，刷印過多版面會磨損，因此數萬部的刷印過程中，在元時肯定也是要經過許多再鏤版重刻的。

在《四庫提要》中稱，「至順三年印行萬部」，但卻在修四庫時竟舉國無得元、明遺本，因此只好用已改動卷數的永樂大典記載為依據底本。但為顯示人臣的勤工與博學，於是引「焦竑國史經籍志錢曾讀書敏求記皆作七卷」為由，大費周章的改回七卷本，並改了一些文字內容。於是元《農桑輯要》七卷本雖得重現，但顯然已非原貌了。

曾經萬部的書竟然一無所存，其間原因耐人尋味。可能，一是在科考的年代，讀書人原本就不重視、甚至輕視實用務本技術類之書；二是既然改朝換代了，明朝自當推廣本朝的農書，不好意思再因循前朝教本了。

《農桑輯要》在明朝，嚴格說也僅重校訂刊過一次，即是本藏的張陳訂本！有說明朝曾有三種本子，包括洪武本、胡文煥本等，其實是勉強之說不精確的，具體說明如後。自元至清殿本間的版本，有好幾篇文獻多大同小異的因循人云，但存有不少偏失與錯誤。因此也再細察有關圖書，包括鄭振鐸的《西諦書跋》，日籍著名中國農史學家天野元之助的《中囯古農書》、《中國農業史硏究》、《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等的實本內容，歸納如下：

1. 元至元十年(1273)本，最祖本、早已佚失、無存可考。
2.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一統全國後的改版已是修訂本，印數為一千部。錢曾《讀書敏求記》的著錄即應為該時期的小字本。
3. 元延佑元年間(1314-1320)，因仁宗不喜小字本，詔令江浙省臣端楷書寫，在杭州多次印發，每次多達一千五百部，總數可能達萬部。此見於《中國古農書考》及許多文獻與個別書目中，但也多是傳載而未見實物。
4. 英宗至治二年(1322 )印行了一千五百帙。明宗天曆二年(1329)，又在杭州就原版印刷了三千部。文宗至順三年(1332)，再印一千五百部。惠宗後至元五年(1339)再次重印，今上海圖書館藏本應即為此。
5. 清江蘇寶應劉岳雲家藏某校元本，僅殘存卷二、三，且已於中日戰火時佚失；其後傅增湘、盧文弨等的校元本均屬同出此。
6. 明洪武間本。此說經查閱《中國古農書考》，其實是高麗恭憋王二十一年在朝鮮慶尚南道開雕刊印的。先前多數文獻斷章取義的僅作洪武五年本，其實不能算是明朝的本子。
7. 明陳無私訂本。前有張師說序，稱據元本覆刻，並以農桑通訣諸書為之少加校補，但不知所據是元朝的哪種本子。本書國內早已無公藏。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收藏本，是收輯在後來存古齋藏版的張師說《田園經濟》中的前二冊半中，而非如本藏單行印刷、九行二十字、四冊本。《中國古農書考》推想此明張陳校本是根據元刊本校刊的，也是最接近元本的。
8. 明胡文煥本。胡本存有多種，但許多學者認為，實是翻刻自陳無私本。《中國古農書考》中更稱”盜用上述張師說序…錯字之多令人吃驚”。日本存本在胡文煥所輯的《格致叢書》冊76-78中。1998年版鄭振鐸《西諦書跋》中有：「胡文煥校補、明萬曆二十年文會堂刊本，得之於傳薪書店。附註：此則錄自《劫中得書續記》第三十七則。原書今不知歸何許」。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本在黃省曾著、胡文煥甫校《新刻農圃四書四卷》中，是十行二十字本。
9. 此後便是清乾隆甲午年武英殿據珍版叢書冊617-620。再之後就是以此為底本的至今各種本。

元朝雖遊牧民族出身的，但是在農書的編修方面，許多至今仍是經典。有元一朝官修與民刻農書十餘種(有說數十乃至百餘種)，其中綜合性的《農桑輯要》、《農書》等，不但在元初的十三世紀已編成，且在中國農書與中國農業上，都影響深遠。內容更突破了先前《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等範圍較侷限在如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技的，而是面向全中國範圍。

元在統一全國(1279)前就已至晚在1273年完成《農桑輯要》刊刻頒布。國家一統後，王禎在宣州旌德縣(今安徽旌德)、信州永豐縣(今江西廣豐)等縣尹任上，藉著“親執耒耜，躬務農桑”的南方中國農桑經驗，在《農桑輯要》基礎上，约在元大德四年(1300)，寫成浩浩13萬餘字的《農書》，並有許多插圖闡述農業機械，成就了全球農書史的卓越領先。可惜得是，今通行的以四庫系統殿本為基礎的《農書》，也是如同《農桑輯要》般，是重新自《永樂大典》整理組成的，而非原貌。

《農桑輯要》與《農書》一直到至晚明嘉靖時，仍存有元刻元印本，也因此在今日的版本考校上，形成了四庫體系與嘉靖體系二類。《農書》原書中分三個部分：《農桑通訣》、《農器圖譜》以及《穀譜》，可能最早時是獨立的。本藏明張陳本前張師說序言就提到：「世乏善本哉，若農桑輯要一書，輯者既不詳，翻者亦不校，恆多闕畧，致害兼該。玩索者既畫於中途，流布者自難於遠到，不幾於愈久而愈失耶？余是以徧覓農桑通訣諸書，為之少加校補潤色」。這段話也可看出，到明嘉靖時《農桑輯要》與《農桑通訣》仍存有元本。

在對四種本子的比較上，先說在篇章方面。

清殿本更動了元本的卷篇章節已是眾所週知的。例如將在元本中卷二的耕墾篇置為卷一，下分耕地、代田、區田三章。卷三栽桑篇、卷四養蠶篇、卷五瓜菜篇與果實篇等等，也都調整了。

但前人文獻中因未見過元延佑本、與明張陳本，可能也沒有完整的後至元本書影，因此未發現的差異、與推論可能失真等，仍存在有許多。甚至在繆、馬二書中，自行更動了目錄條目，雖繆書有詳盡說明，但對未能細讀細察者，易產生誤解。以下舉幾處為例：

一、 清殿本在卷二均列在目錄與內文，都有〈論九榖風土及種蒔時月〉、〈論苧麻木棉〉二章。但在延佑本、後至元本中，則其實並未見此二條於目錄中，而是在卷二終了之後，再增列的六頁〈論九榖風土時月及苧麻木棉 孟祺〉。而本藏明張陳本中，則甚至在目錄與內文中，都沒有收此二章；在卷二本文到最後的「皆免飢殍」即止，頁末左下接有一「終」字。對此的合理解釋，應是最早的版本中，可能根本未收錄此二條。到延佑本時新增了這兩條；但為方便沿用原來書版二未改目錄，是再另補鏤版刷印該二條裝訂補充於內文中的。證據之一是，延佑本中總標題的條目文字，與後來清殿本的不同。再則從客觀因素來說，至元十年即當南宋咸淳九年時，元軍取得襄樊之戰的勝利，意義上才算是過了天險長江。(在金庸射鵰三部曲中，武林俠侶郭靖和黃蓉兩夫妻死守襄陽城數十年的小說背景即指此)。因此之前，蒙元僅據華北之地，因此官方農書應無推廣南方作物的理由與篇章。到延佑年間，孟祺等增添內容向北方推廣原在南方成熟的作物，也是與時俱進的合理。再到了後至元本《農桑輯要》一書已成熟時定型時，就正式納入目錄中了。也因此，很有可能明張陳本稱所據的元本，是更早於延佑時的本子，成書時蒙元推廣的農桑要領仍主要在華北地區。

二、在後至元本原目錄中有「辛膻腥麝香等物」單獨條目，其文字內容在本文比較的四種本子間，均併入在雜忌章節中。但繆、馬二書目錄中卻直接將此條刪除。繆本有解釋說，該條是後來補頁者乖謬的將這七字添加於目錄中以補空行。但此說將造成既知後至元本是明補修本，但又如如判斷哪些是補修的。馬本則甚至未解釋而照繆本刪除。本藏明張本則是同延佑本般，辛膻腥麝香等物是併在雜忌中，並無單列目錄項。延佑本與明張陳本，養四眠蠶單為獨篇，後接蠶事雜錄篇(內有稙蠶之利、晚蠶之害、十體、三光、八宜、三稀、五廣、雜忌等8章節)。在後至元本，該8章節是置於養四眠蠶篇中，而無另起蠶事雜錄篇。延佑本與明張陳本在此篇目相同，但明張陳本的說明文字不同於其它三本，也應是另有所據其它元本。至於內文，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均為：忌酒醋五辛膻腥麝香等物…忌不淨潔人入蠶室。明張陳本：忌酒醋五辛膻魚麝香等物…忌不潔淨人入蠶屋。

三、在延佑本，修治蠶室等法中，作「炙倉」。後至元本、清殿本中，均作火倉。而明張陳本的目錄與內文中，則無此單獨章節，內容是放在蠶室章中，但簡化了許多。在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中，蠶室章中的「務本新書蠶屋北屋…卻用磚坯蓋塞了泥封固密」這段文字，未見於明張陳本中。因明張本目錄頁面完整，內容語氣連貫，無脫頁空白行，因此該段文很可能是在早期的初版時較簡約，其後增修時添加了許多說明，而分量增加了，所以單獨列為新條目。

又，在火倉章中，「此火既熟絶無烟氣一兩月不減」。後至元本此處減字作滅字，清殿本作減字。繆書中稱，一兩月不滅不可能，應該是如清殿本中將此字改為減字才對。在未有其它參考本存在的當時做此推論，也是繆氏用功見解之深所在！現有可查的延佑本中，也作滅字；但明陳張本則是減字。因此可能最初版時是正確的減字，到延佑、後至元某時刻工疏忽改減為滅而錯傳。也因此，火倉中這兩項間接證據，似又可再次推斷，很有可能明張陳本稱所據的元本，是更早於延佑時的本子。

四、在古籍流流傳刊刻的過程中，許多個別字會做更動。有些是將早期所用的古字、異體字的改成當時的通行的今體字；有為避諱；也有刻工錯手；也有經過考量後所校正的更正確用字。在以上四種版本間，如此不一的地方有許多，也是可以逐一研究的課題，本文也僅先舉其中一二。延佑本、後至元本、清殿本卷七尾〈歲月雜事〉篇中，「八月收薏苡收角蒿收韭花收胡桃收棗開蜜下旬造油衣收油麻秫江豆備冬衣刈莞葦」；但明張陳本中「葦」作「蔁」。「蔁」較「葦」罕見，應非刻工錯刻；加上全書其它應作葦處如葦簾等，明陳張本中也均作葦，所以應該此處就是蔁！

更具體的證據：在《農桑輯要》七卷中的卷六中，已有「葦〈荻附〉新添葦四月苗高尺許選好葦連根栽成土墩如椀口大於下濕地内掘區栽之縱横相去一二尺〈欲疾得力則密栽〉至冬放火燒過次年春芽出便成好葦十月後刈之」，也就是說：蘆葦在四月份長到一尺多高時，選擇好的蘆葦連根拔起，種成像碗口大小的土堆。在濕地上挖坑種植，坑與坑之間相隔一到兩尺。想要蘆葦長得快且茁壯，可以種得密一些。到冬天時，放火燒過。第二年春天，蘆葦發芽，就會長成好的蘆葦。到十月份就可以割了。既然在教導種植時，已說了十月收割，怎會又在此說「八月…刈莞葦」？

複查﹝元﹞俞宗本撰田家歷中，與本書同為「蔁」。說文解字玉篇曰：蔁、桺根，卽蔏陸也，是古書上說的一種草，當不同於葦。

葦，蘆至老熟時稱葦，一般與蘆葦合用，屬於禾本科蘆葦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學名Phragmites australis。葦雖在中國廣泛分佈，但特別常見於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等濕地地區。

蔁，則屬於豆科胡枝子屬，多年生草本或半灌木狀植物，學名Lespedeza spp。蔁在中國主要分佈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地方。常見於山地、草原和荒地上，主要生長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用於牧草、綠肥、防風、固沙、和生態修復等方面。

五、另外，在卷三中〈論桑種〉：「博聞録白桑少子壓枝種之若有子可便種須用地隂處其葉厚大得繭重實絲倍每常」。這句話的意思是：白桑樹很少結果子，需要壓枝繁殖。如果有了種子就可以直接種植。種植時需要選擇陰涼的地方，這樣桑葉會長得又厚又大，結出的蠶繭又大又重，絲的產量比平時高出一倍。德國延佑本、後至元本與清殿本等均作「絲倍每常」。本藏明張陳本為「絲每倍常」，也較符合原書已無存的校元本中所記載！

國內已無公藏存本的明張師說序、陳無私訂的《農桑輯要》七卷本，雖無法斷定其所據的是何時期的元本，但從許多的編排與文字內容，可以看出不同於元延佑本與後至元本，一些間接的理由，顯示很可能是更早於現存的其它版本，謹此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