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皇帝本紀二卷》

《聖安皇帝本紀二卷》 顧炎武撰 清都城琉璃廠留雲居士排字本。本書為《明季稗史彙編》之一種，版本款式同日本京都大學藏本。書名稱“聖安皇帝”，又以史書記帝王之事體例稱”本紀”，為清初禁毀書籍之一。流傳有限，又是較少的排印本！

此版行款9行19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價值遠勝清光緒29年字小行密的鉛印本、與其後的種種石印等版本。中國古籍中，木活字排印本的珍稀與價格，遠高於多數的刻本，及西方鑄造技術的鉛印本。本書另一特殊之處，是將有書名牌記的首頁，以金鑲玉保護於第一葉內。

聖安皇帝即明安宗朱由崧(1607-1646)，又稱弘光帝，南明政權的首位皇帝，為明神宗朱翊鈞之孫，原封福王。明思宗崇禎帝殉國後，朱由崧在南京及帝位，僅一年即為清軍攻陷俘往北京、翌年遭處決。其後南明永曆帝上廟號尊為明安宗，史稱聖安皇帝。

明末清初改朝換代之際，許多關於南明政權的紀錄，由於政治因素於清初遭毀禁。其後清政權穩固後，統治者又為安撫士人，默許了一批筆記性質的書籍出版，但這些出版的內容與考據之間不免紊亂。例如與本書內容相關的《甲乙事案》與《聖安皇帝本紀》之間的混淆。

《甲乙事案》記自甲申崇禎17年4月，到乙酉南明弘光元年11月魯王監國止，故稱甲乙。全書仿朱熹《資治通鑒》綱目體例，史實之後繼以“發明”、又作“附錄”，史料豐富，有補於南明歷史之不足。作者文秉(1609-1669)，為著名的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玄孫、相國文震孟仲子，自是門第士家言之有物；但因其為東林後裔的身份，史家認為其言論不免有門戶之見。清道光年間刊刻的《荊駝逸史》中的六卷本《聖安本紀》，即出自《甲乙事案》，且內容一致。

上書《甲乙事案》等與刻于《明季稗史彙編》中顧炎武所撰《聖安皇帝本紀》二卷本的本書，是完全不同的書。《南疆逸史》、《聖安帝紀略》則大約近於本書《聖安皇帝本紀》二卷本。在朱記榮刻《亭林全集》中，則記此書為《聖安紀事》二卷。顧炎武(1613-1682)，世人多尊稱亭林先生，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三大儒。顧炎武著作豐富，其中更以《日知錄》32卷視為平生得意之作。

這些混淆在清季時，可能因政治敏感而有意無意的錯亂，也因書坊為經濟利益考慮，而經常拼裝作偽、冒名混充各種筆記小說。歷史上不論統治者的族裔與施政如何，每個朝代的覆亡，都會有一批忠心的追隨者，奉前朝為正統而不仕於新朝，更有殉國殉君者。顧炎武即為此中的明末文人中之一，清末民初也有如王國維(1877-1927)等一批著名的學者。

在《聖安皇帝本紀二卷》所屬的《明季碑史彙編》的中，此本為不尋常的出版者為無可追索的”清都城琉璃廠留雲居士排字本”，也說明了此書在當時也還是灰色性質如今日的地下刊物。由於原料供應與工匠的限制與行業聚集的風氣，在清初之前，中國北方的刻書業並不如南方發達，尤其在明朝時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盛興於江浙地區的家刻、與福建建陽的坊刻，是中國出版的重鎮。這也可證諸於《明實錄》宣德四年正月21日的記載「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往福建市書」一節，連孔聖人後裔想買書，還要舟車勞頓的老遠跑南方。清三朝起，北京坊肆刻書逐漸活躍，尤其是琉璃廠地區的興起。在乾隆開館編修四庫廣徵天下圖書後，琉璃廠更成全國書肆與古籍善本交易的首席重鎮了。琉璃廠的圖書出版及文化相關包括筆墨紙硯等，都曾創造輝煌的歷史，許多更是傳襲至今的中華老字號。琉璃廠的書坊與出版種類，五花八門的雅俗共存，從殿堂聖人之說、到市井無稽之言都有。當然其中也有許多是精英薈萃，如程偉元的萃文書屋，在乾隆56, 57年擺印曹雪芹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就是至今非常有名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間，因清政府廢科舉考試，加上新文化知識的傳入，與西方高速便宜又效率的先進鉛印、石印技術的引進，上海地區的新式出版物快速崛起，琉璃場遂漸淡出印刷出版的市場，而成為重要的文化場域與文物交易中心了。

讀書的樂趣，經常能在細節中推想作者的心境與當時的環境背景。比較本書即顧炎武所撰《聖安皇帝本紀》二卷本，與文秉的《聖安本紀》六卷本，就可看出其間的偏差。

首先，史書上對弘光帝朱由崧的生母有不同之說。有說是福王朱常洵的正妻姚氏，而又有資料記載朱由崧是庶出長子而非朱常洵的正妻姚氏所生，而常說是鄒氏於1607年所生。在本書中的開宗第一頁，就乾脆抹去爭議，而以空白□帶過。同樣不知基於何故，在頁十一，「戊子追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也以□代過姚氏。另外，更有趣的是，本書中如遇「清」或當朝尊稱時，也都以□遮蔽。照理來說這種遮蔽不認本朝大不諱的做為，是可殺頭的重罪，但卻能白紙黑字的流傳。因此此書版本要不是極早在清政權尚未穩固時的本子，就是某種耐人尋味的地下刊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