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稟留稿 清同光間寫本 (二)

寫本的價值，經常可發現未見刊載的原始資料，或據以校比刊刻印本間的內容差異，而貢獻了許多重要歷史文化的背景與過程。因此，再就《諭稟留稿》手書資料中，摘取並補充一些不見於任何刊印文獻中、或與文獻中有差異出入的鹽務與晚清軍國及與臺灣割讓的資料。

其中關於晚清軍國大事，在《諭稟留稿》寫本中的光緒21年至27年間，依序有：易順鼎(1858-1920)呈文一15半葉、易順鼎呈文二6半葉、上諭半葉、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2半葉、上諭半葉等。

甲午戰敗後，臺灣遭清廷割讓給日本，一時間許多振聲疾呼，誓死稱愛臺保臺與臺共存亡的大員仕紳，卻於日軍登臺後，紛紛逃離或歸順，其時的「台灣民主國」僅僅維繫了象徵性的150天。在眾多只有口號的呼聲中，易順鼎是極少數在危難之中，能以實際行動，兩度往返台灣大陸間，尋求內地援助支持臺灣抗日的。雖終勢不可為，但也是當時鮮有的文人英雄氣魄，惜所存史料相當有限。

據有限的研究資料，易順鼎父易佩紳，咸豐8年舉人，累官至江蘇布政使，母劉氏為湖南巡撫劉崐孫女，可謂家門顯赫。易順鼎才華橫溢、詩文並茂，惜科舉試第並不順遂。光緒元年舉人，6年在京會試落第後，報捐郎中簽分刑部山西司行走學習。於光緒13年易佩紳乞病歸時，易順鼎於科舉無望下，再加捐試用道員，簽掣河南。後得重臣保舉於光緒16年，獲試用道保過候補班、加按察使銜、二品頂戴，惜未久即稱病辭官。直至光緒28年冬，在榮祿的保舉下得實放廣西右江道，才再進入實質官場體系至民國間累官至印鑄局參事並代局長。

在討論這幾篇呈文寫本與故宮本內容中的差異時，可能也須先了解清朝中晚期時官制與文書的體例，其中剛好易順鼎時任的道員一職與文書摺章是較為混亂的。

在官制方面，清中期後由於不斷的內亂外患戰釁，導致國家財政與官員的大量損耗，因此開放一定資格的仕紳殷商，可藉由捐納而得功名官職頂戴等，並於國家財政收入與官員梯隊補充，都是有一定幫助的。在咸同兩朝，捐納的盛行，已與傳統正途的科舉、蔭封、保舉等，同為仕官的重要途徑；再到同光時，取得地方官員初任資格者，納捐者已佔過半數，正途出身者已僅餘約二成了。捐納京官者，除吏禮兩部外可至郎中，地方未入流則可至道員。嘉慶四年，道員被授予密摺奏事之權，是具有此權的最低品秩文官。當然，納捐多是圖得聲名頭銜頂戴，與一些在地方上可享有的特權及保障，而非都在於想實質任官，且一般捐納出身的，也多需先在候補吏員梯隊等待機緣，而非進士出身的能直接擔任官員。歷史上當然也有許多文采武略者，或因種種原因雖係捐納出身，也能成就一世功名。(1)

再說文書，清承明制，官員奏事的正式上秉公文，公事使用用印的題本，私事使用不須用印的奏本。獲授權的官員，則可以不同形式的密摺直接上奏，通稱奏摺。乾隆13年廢除奏本，光緒27年再廢除題本，此後原來的題、奏制式公文書，都以奏摺或其它形式取代了。奏摺也隨不同時代而有許多不同規範，基本上也都是嚴格的，且是直達御前由皇帝為第一人看過後決定處置方式。

但在同光時期，因有慈禧太后先後幾次幕前垂簾聽政、幕後也仍掌權的過程，與同治11年親政條款、光緒12年親政條款、光緒14年歸政條款、及光绪24年戊戌政變等交錯時期，文書典章制度更迭紊亂。

奏摺的處理程序，至關重要，是影響軍國大事與機密的最後決策間心證的形成。辛酉政變時的獲罪贊襄政務大臣，及嘉慶處置和珅的罪名之一，就都有因渠等或擅權或受寵信，而在皇帝先看過前加以紀錄或得知奏摺內容。在辛酉政變前，贊襄政務大臣為降低兩宮的角色，也曾多次斥責包括僧格林沁、勝保等親王重臣，謂摺報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惟用皇上聖鑒即可。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就多見有皇太后與王上等之字樣，但在其後的通行印本中，則就單留皇上二字了。

本《諭稟留稿》寫本中有抄錄重要諭文、稟稿，許多與現流通印本內容有出入，更有些鹽務事項未見文獻記載。清光緒20年中日戰釁，7月易順鼎奉父命墨絰從戎入劉坤一軍幕，期間多次上書朝廷力陳建言。寫本中有兩通稟文，即為光緒21年4月間的請罷和議禠權奸、與敬籌戰事疏。這些重要呈文，《諭稟留稿》寫本內容與後人採集成書的易順鼎《魂南記》中所載，有許多差異出入。庚子國變期間的一些上諭錄存，也與現行資料與文字或文意上的差異，僅擷取數例與比對基礎，提供如下，詳細當再另文寫就。

目前通見的易順鼎稟本，為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於1965年編輯發行《臺灣文獻叢刊》時，採集易順鼎兩度來台日記與所著詩篇《魂南集》，並「再自故宫博物院輯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錄出先生上都察院書兩通，作爲附錄之一」而成為叢書中第212種《魂南記》。但在該叢書中第210種自故宫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取與臺灣有關文獻編成的《淸光緖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中該時段資料，則僅書「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而未有詳文。其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1997年重印臺銀本《臺灣文獻叢刊》第210種，改名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時，又直接照抄錄該段文字「見本叢刊第二一二種魂南記」，但省文獻會其實並未有所謂的本叢刊第二一二種之書，顯見未有校勘！為求慎重，於是找出所據最早本，1932年故宫博物院於1932年時就所藏清代軍機處檔案輯編的88卷《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的對應文獻，做為與《諭稟留稿》寫本比較之基礎。

致於庚子國變中的部分上諭檔，正史軍機檔留存有限，研究者多參考清佚名《西巡迴鑾始末記》。主要有中國歷史硏究社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年4月3版一冊，內有庚子國變記、拳徧餘聞、西巡迴鑾始末記三種；與西巡迴鑾始末記一卷，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於2000年由中國書店2000年出版，但中國書店版第22頁後有缺失資料；及吉田良太郎、八詠樓主人同編1973年的《庚子國變記六卷》，羅惇撰中國歷史硏究資料叢書。上述三種，內容基本相同。

在如上圖文中首段的差異，即可看出寫本中的為較早手稿。寫本中原先為”仰祈聖覽”，後因由督察院代遞而改成”敬祈代奏”、”臣”改為”職員”。較不尋常的是，當時馬關條約已於當年稍早的3月23日簽訂，正式國書寫的是「賠款庫平銀貳萬萬兩」，但在故宮本中卻是用慣稱的二百兆！「兆」在中國古代已有多重意義，可能代表百萬、萬億、億億等。在清朝許多的時候，兆代表的是百萬，所以二百兆等於二萬萬等於二億。另外在故宮本史料中，易順鼎的呈文一律未見皇太后字樣，但在《諭稟留稿》寫本中(如右圖截錄)均先尊皇太后再寫皇王，此間奧妙就自有說法了，當再另文解析。

(1) 例如電視劇理常見的人物，岳鍾琪(1686-1754)，捐納同知出身，累官拜陝甘總督、爵封三等威信公；李衛(168-1738)），捐納員外郎出身，累關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署刑部尚書、除直隸總督。到了清朝中晚期，更因戰亂兵患建設等等因素，建功績業而名成一時的，也不再只是僅限依循承平時期的科舉任官路線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三次會試未第，本不再留戀功名而回鄉講學，後知遇於兩江總督陶澍等人邀入賓幕一展才華，從此開創了一世功名。左宗棠雖未得進士、也未納捐，但是以彪炳戰功，也得跨越傳統障礙而入軍機、授東閣大學士。至於一般網路文章中，許多描繪左宗棠同進士出身等戲謔之傳、與在督戰新疆軍事緊要時請辭官回京會試等之說，其實都並不可考。正史中如清實錄、清史稿、湖南地方志等，都並無此等記載！於此，再以信史資料補充官於左宗棠任大學士的過程。清制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即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據《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2年10月25日：「庚子｡諭內閣。昨因肅州克復…因思陝甘逆回擾亂｡十有餘載｡勢極狓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勦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復堅城｡關內一律肅清｡朕心實深嘉悅｡自應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左宗棠著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該大臣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著改為以等輕車都尉世職」。在故宮的軍機檔中，隨後即有同治12年12月05日左宗棠的奏謝天恩改賞世職恩事摺相呼應。故宮軍機檔中有同治13年3月10日左宗棠奏謝優敘恩由，此為皇太后四旬大慶恩敘事，與大學士無關。然後在《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7月12日：「命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為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其後故宮軍機檔中就有同治13年7月25日左宗棠奏謝授大學士恩由摺，均未提到授同進士出身等事。《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13年8月8日：「吏部以大學士左宗棠應授何殿閣請｡得旨。左宗棠著授為東閣大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