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間的異同

康熙十八年《芥子園畫傳》刊行後，起到了中國繪畫的推廣普及與平民化的功能，三百多年來因此書直接、間接成就了一批藝壇大師，至今仍是許多國畫初學者的重要教材與摹本。在古籍的研究與收藏，精善本與初版祖本，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也是拍賣會上的亮點，雖然就內容而言未必須如此。在近幾年古籍拍會中，宣稱初版且也都或有不同專家背書、或流傳有緒載錄、或名家收藏鈐印的《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本，其間落槌價竟可差到數十倍！！雖然即便同書同版本在時間極為接近的不同拍場中，也經常會有難以預測的從天價爭奪到乏人問津的流拍。

《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究竟哪種版本是最初祖本原版，百數十年來許多專家的見解考證結果並不一致。其中各有所見的，基本多從書體、鈐印、版框、錯訛字等來論定何為初版，但彼此間的見解論證又相互存有矛盾。不同於現代的印書有標著年月日與第幾版第幾刷的資訊，中國古籍則基本闕如最多是能有個牌記但也多不詳盡；因為雕版不拆架隨時可刷印或修改，因此也無從記載是第幾版第幾刷。例如都是宋本的《東都事略》，在臺灣中央圖書、日本宮內廳、日本靜嘉堂分別藏有一本，但是比對三本圖像則存在稍有差別，明顯並不是一版，學界也無從判定熟先熟後。也因此，近世許多學者也提出所謂中國古籍的版本特色，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存在著"同一版本、不同印本"的事實現象。因此除非官方刻書、或民間著名大家的收藏與出版，能留有詳細的書體特徵與可信的早期文字紀錄之外，如擬從數百年的後世來探索，在實務上與科學上，都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目前中外學者，討論比較的聚焦在公藏的部分，多數、曾經、或現在被認為是康熙十八年初版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之鄭振鐸本(鄭本)、上海圖書館顧炳舊藏本(顧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哈佛本)、美國Nelson Art Galler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另有公認質量上乘，但多數不認為是康熙初版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日本大東急文庫本等。另外上海有正書局在1934年，根據早先所得據稱是康熙原版，彩色影印出版的《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及江西美術出版社於2011年影印出版在日本的陶湘舊藏本(陶本)，是在無法取得古籍原本的狀況下，多數學者公認最佳、最接近康熙原刻初版，並據以研究比對的參考材料。

至於研究初版的代表性學者，海外有美國的裘開明博士，與日本的古原宏伸等；在中國，則當然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大師了。裘開明博士為著名的美籍華人圖書館學家、漢和圖書分類法發明者，曾擔任中日古籍典藏質量甚高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裘式利用了扉頁的書體風格、版框高度、鈐印位置等，考據比較了在美國Harvard University, Nelson Art Gallery,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三處，典藏可考的三部一般認定是《芥子園畫傳》初集的最早版本，以英文寫作長篇論文並附書影比較，於1951年發表在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 1951, Vol. 5, pp. 55-69。該文其後多為《芥子園畫傳》初集版本研究的對比論證引述材料，不論是否同意裘氏的論點。日人古原宏伸則在2003年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的《中囯画論の研究》一書中，有大篇幅的《芥子園畫傳初集》解題一文，也是佔學界一派重要說法。但古原宏伸對於該書有如徐悲鴻先生見解般的許多尖銳批判，因此其論證也引發了許多不同意見與爭論。

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多在主人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及錯訛字比對這兩方面，也都有立論有據的精闢見解，但其中卻也見解不一。

其中關於鈐印的有無、形式、與位置，個人以為可能不好就因此據以來判斷版本。就好像我們現在經常會收到許多作者題簽的贈書，除非有加註日期、版本的說明，否則最多只能說那是作者認可的正版書，但無從據以就認定那一定是最初版或哪一版的。同樣的，沒有作者或出版商簽名蓋章的，也大多可能是正版原版第一版的，只是來源管道不同，不能也就據此來說是翻刻盜版的。

關於鈐印章判別的文章相當多，於此僅舉一例就部分論者所以判別的卷一李漁序言末尾處的鈐印與否，比對公開資源可及的三種本來略加說明。圖中左為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標注康熙18年的原版、圖中右為同館藏但標注為嘉慶22年本、圖中中為本人所有的原刻後印本*。在圖左哈佛本可見有“李漁之印”、“湖上笠翁氏”兩方手鈐朱印。圖右則是有刻於板上隨書刷印的陽文“湖上笠翁氏李漁之印”、陰文“白髮少年場”兩方印。裘開明博士定為美國公藏中最祖本的Nelson Art Gallery本，與據康熙原本彩色影印的有正書局本本，則就都是同圖中本人所有本相同的格線中段留白。有些學者據以此判定先後，但從此比較來看實在真不好說。非常可能原版原先就是刻意留白的，好讓書主人隨書手鈐朱印以示珍重，這在舊時中國刻書也是常見的。也有可能是其後印量大，為求方便而補鑲於版上兩印文，但後續刻版轉移他人或其它原因而被移除。

至於用錯訛字來推斷先後或正版翻刻，就更可能更有討論商榷餘地了。我們在一般寫作出版的常識經驗中，都是初版初稿經常會有錯訛字，後版才再有校正與勘誤表。因此，錯訛字的未校正反而有可能是最祖本。校正勘誤後的當然也有可能是原版主人所為，或翻刻者的粗糙所致，這在古籍版本中都是經常所見的。其實古時文人於書畫中的錯訛字，是屢見不鮮的；除為避諱、為炫耀耍帥、或暗喻的故意外，更有許多是明顯的疏忽錯訛。中國古籍中原刻初印本文字有訛、奪、衍、倒之病的，已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了多例。例如在林堯叟的《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現存世最祖的宋本中，在兩岸與日本藏有有十行本與十四行本兩類。目前學者都認為十行本的刊刻較十四行本為早，但十行本的不嚴謹規範及錯訛字，卻又都較後刻的十四行本為多。例如十行本中音註的墨圈，或有或無；十行本中在隱公元年吴的注文下，將自大伯作吴，誤為自大伯祚吴，如此等等。另外，個人也收有民初藏書家徐世章舊藏並鈐印兩方的元刻元印《太平廣記》零頁一張，內容為杜牧十年之約尋春已遲的軼事，該頁尾有附田「畫」詩如圖。其中田畫之人，今多做田「晝」，但在古籍版本與史料中，田畫、田晝多有混用。例如元脱脱的《宋史》中為田晝；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中前為田晝、同書後録卷第六又作田畫。因此錯訛字有時反是較早本之證，未便就是翻刻。

目前的研究論文中，以錯訛字比對，可能未便周全之處大體有：

1. 統整各家所見，陶本、顧本、與最近橫空出世創下拍賣天價的容庚本較似同，但鄭本與之異同錯訛字將近40處，因此認為國圖所藏的鄭本非祖本。但學者又同時肯定陶本與顧本中，卷二中的第32, 33頁碼連碼錯誤，導致實為40頁但頁碼最後虛編到41頁的錯誤，是刻工疏忽，主人無暇一一校點所致，所以就是為原刻初版的證明。同樣有錯訛疏失，但卻有厚此薄彼的推論？頁碼疏失是原刻無心之過、錯訛字卻就是翻刻粗糙？而且，如果單以此論頁碼錯編為證，翻刻的的蘇州文光堂本，在卷二該處也留有編碼錯誤，但文光堂本卻不修正其它錯訛處？
2. 容庚本中列舉了7處文字與陶本、顧本同，不同於國圖的鄭本；但陶本中的卷三第一頁的“刃”字，在容庚本圖錄中的刃字右邊也多了一點，較似國圖鄭本及美國哈佛本中的多了一捺但磨損成點？另經比對，容庚本與三種美國公藏中定為康熙本的書體字型也都不盡相同。
3. 基本上，在多處不一致的文字中：陶本、顧本可歸為一類；哈佛康熙本、國圖鄭本極近似為一類；容庚本兼有二者但多似陶、顧本；哈佛所藏的另一種嘉慶本則與以上各本的異同均有較不一致的或有或無，例如卷3第1頁、卷4第23頁同鄭本；卷5第21, 27頁同陶、顧本；卷5第13, 14頁又與上述兩類皆不同。

因此，所謂《芥子園畫傳》初集初版的本身，可能就有好幾種同時存在的印本形式，理由在於除上述各所謂的祖本間存在差異外，該書的成形過程、與中國古籍雕版刻書的特性也是可能原因。1. 一般所認知，《芥子園畫傳》的刊刻印行是因緣際會而成書，李漁見婿沈因伯以家藏畫稿請王氏兄弟增補之書，"而不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缺陷事哉？急命付梓“，又是厚達五冊200多頁的刻版，錯訛難免；2. 出版後一時風行，後也有二、三集跟進，但時間跨距太長，市場需求又急切，因此修修補補的，包括版頁鏤字抽換、鈐印變更等等的，也是在所難免；3. 有些學者認為主事者恐未擁有或親見過書中的原畫，僅憑有限的二手材料，其間沿用誤植處，不論有無心或有意，都會表現在書中的錯訛；4. 中國木刻雕版的書籍印製中，刊刻時的一頁多版以方便印印刷，尤其是餖版套印的實際需求，及刻版後的版頁抽換或鏤字挖補更改等，都是容易也是常見的。

現今歐美日主要圖書館、博物館的重要典藏，大多都已製成高清的數位影像檔並開放公眾可及，加上影像比對辨識的科技高速進展，許多文書已可倆倆比對到是否出自相同，並可非破壞性的分析紙張油墨等。筆者曾據以比較公開資源中的其中一二與個人藏本，發現其間相當發散，各版本間各有同異並存。初步結果顯示，幾個不同藏本間雖有些頁面看似不同，但經影像數位分析，顯示僅是比例改變與油墨濃淡的同版源，原因可能是木質雕版固有的熱漲冷縮、潮濕乾燥的特性所致，也與刷印年代前後及不同刷工的手法有關；因無其它祖本的實務比對，從公開的數位影像間接比對的結果，也不能就此定論。

基本上，筆者認為本文中所提到的幾種公私藏本與拍品，都非常可能是初版祖本的一種，只是印行先後與印刊人的不同，其間或有幾處的版頁抽換與修補填字，但卻都更彌足珍貴的提供了相互比較參酌的材料。事實上，目前各學者所持包括鈐印、錯訛等共計五十餘關鍵比對處，在幾種可稱康熙初版中，每部五卷二百多頁中，幾乎沒有一部是能完全符合各家之說的，都有相同與不同之處。因此，個人以為只要能與某些初版的重要特徵關連到即可了。如定要強相比較高下先後，嘗試定某於一尊，可能就治絲益棼了。這其中的珍稀初本，當然也應包括全球公認最權威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兩館至今仍標示該館藏為康熙十八年的版本。更且，中國國圖的還是國學大師鄭振鐸的舊藏本，哈佛燕京的康熙本，在目錄上標示有張大千先生的題簽，都可視為最祖本之一而並存，而與各公私藏本間相互輝映。

*後記，早期收有的《芥子園畫傳》初集五卷，曾經兩岸專家看過，推定是原刻原版，但為後印，以致部分頁面因版面磨損而模糊，較似中國國圖的康熙本。另有二集八卷，為金陵文光堂版。三集四卷中，草蟲花卉譜二卷為金陵文光堂版；翎毛花卉譜二卷則不好判斷係原版或金陵文光堂版。專家所推定其中的初集五卷為原版的理由，除版面行款特徵外，也從市場現實經驗面來看。因早在康熙中晚期時，《芥子園畫傳》即已有翻刻本梓行，且其中有許多極接近原版或更佳的品質。本人所有的初集五卷中，許多頁面已是字跡模糊難辨，但仍然刷印刊行，其間原因就頗值得推敲。因為在該書後印的同時期，已有品相較佳的商品。理論上除因家族藏版或供留存或供比對或供研究等原因之外，刻版磨損的成書除非是原版外，在當時應難有市場競爭性而不會刷印的。但時至今日的數百年後，許多這種原刻後印或孤零散本，在當時的商品性較低的刊本，反而成為圖書版本校勘研究中的一種新興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