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古籍賞析與價值 (二)

今日稱古籍者，常有與善本連用為一句成「古籍善本」，這其中是可以有多重見解的，且會隨時代而有不同。古籍較易理解，年代夠久即是，今日許多公藏單位與民間交易，已將1949年前的書籍文獻都列入古籍之列，有些有再分一般（或普通）古籍，與善本古籍。但何謂善本？就複雜多義了，端看從哪種角度出發理解。

善本最早應指可信度高的本子，宋以後到民國初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善本常是指文學上校勘精良的本子。但隨著年代演進，多數古籍的內容與校勘業已完成大概，且有精良的新印本；因此明末清初起，善本逐漸也開始從文學價值的定義，到晚近今世更是尤為著重在文物珍稀性價值的定義。

善本一詞，至遲在成書早於《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名相王溥修成的《五代會要》三十卷中的後跋，即見有「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度沿革燦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版於吳，而五代會要未甚傳。彥博家藏善本比至蜀，請官參用正史考覈訛謬、且刻以傳。慶曆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事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文彥博題」。可見當時的善本之說，應是用於考據校正的信本。

二十世紀晚近學者中，學習歷史出身、文學史大家、後成古籍善本校勘一代宗師黃永年先生(1925-2007)，對於古籍文獻與時俱進的看法，就頗值得參考的。據傳黃永年先生，於195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論文講唐代河北藩鎮，就敢挑戰當時如日中天的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1890-196)的看法，而為學界所矚目。做為中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古籍組委員的黃永年，在晚年演講訪談時，多次提到現今善本的觀念，應可分為文學校勘性的、及文物歷史性的，而不須拘泥於「三條九性」之說。其中，文物性善本的範圍，更會隨著時代的推移而逐漸擴大，且是今日古籍藝術市場中的主要定義，即珍稀性。黃永年先生的舉例十分貼切，例如從文學校勘角度來看，南宋建陽坊所刻錯字多的就不能稱善本，可今天如中華、商務、再造善本等書局，即便是新印但卻是高品質的點校本，於文學上就是善本。再從文物性來看，南宋時建陽坊本滿大街，當時既無文學性更無文物性，可是到了明清時，宋、元本別說是足本了，即便是南宋建陽坊本的零本殘頁，也都是金價難求了。許多國學大家也認同，宋元本的國寶價值，至今幾乎完全在於文物歷史性了。若論內容與校籌，許多宋元明初的大部類書叢刻等，固然是廣搜博採，然而百腋之裘，僅嘗一臠，究未能窺其全豹，且更常每書僅其鱗爪，文字舛譌，訛奪混淆。

時至今日，許多明本已擠身等價宋元本之列，清本也由於清初本的毀禁，清中後期本的毀於戰亂，而也都稀少難求了；許多民國時期的精刻印本，如今也早在文物藝術市場中列為善本了。晚清民初版本目錄學權威大家葉德輝先生(1864—1927)，就曾多次在他至今仍為古籍研究所經常引用的《書林清話》、《郋園讀書志》等書中，也多次提到明清本的優越性，“自康雍乾嘉以來，累葉承平，民物豐阜，士大夫優遊歲月，其著書甚勇，其刻書至精，不獨奴視朱明，直可上追天水”。葉德輝先生的藏書，“旁及輿地、星命、醫術、堪輿、梵夾，無不貫通”，也如在本人前篇所提現代藏書可關注的方向。由於古時圖書稀少且流通有限，許多是倚賴心記傳抄的，因此錯誤自然會經常發生。所謂＂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晉師三豕涉河"、“狀月牡丹"等的謬誤荒誕，也就屢見不顯了。

中國古文經常是用字簡單又多意義，加上各時代背景的解釋用法不同甚至迥異，又沒有標點句讀段落的區隔，以致造成今日許多學者強行解釋，而成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莫衷一是。尤其是所謂版本先後的問題，清中期以前上溯明元宋的本子，其實多數都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證據其版本先後，學界與拍賣行業經常也是各說各話。在收藏時，只要能把握沒有可證明是偽造做古做假的特徵，即可概括認定。就如同時至今日已是精確無比的科技，在親子鑑定上，也只能說99.99%無法排除親子關係，而無法說100%肯定一定是。也因此，若從文學與校勘性的角度來看，許多傳統善本所定義的版本、朝代界限，或是足本等的要求，於今已不足行的了。古籍的文物歷史價值與在圖書出版史上的代表性，可能更是重要的。

舊時代的中國較重視技藝而偏廢科學，許多傳統工藝品與器具的精美，至今難模擬再生；許多中草藥與醫者，也確實活人無數，但也多無所傳。這些精湛技術的本身經常是密而不宣，而且沒有科學上講求的”能讓第三人可經由相同條件得到一致結果” 的可重覆性。在藝文鑑賞論斷方面，舊時的中國更經常是靠菁英學者「觀風望氣」的「眼力」，一言以定真偽高下；追問之所以，則回以抽像的神、韻、玄、秀等不著邊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描述；再問，則責以資質駑鈍不堪教化而去。確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期以前，學問知識是壟斷在老師、學者手上的，公共圖書館資源也不發達，因此都是所謂大師們說了算。但事實與真實卻絕非如此。現在圖書資訊與公共資源非常普及，加上數位化與人工智慧的加持，許多過往須在校園殿堂中學習的，已經可以在網上遠距自學了，即便是在科學領域上的許多原理與實驗，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的著名大學與研究中心，也提供了超越課堂上單獨教師能力可準備的影音模擬教材，學習起來事半功倍。教育部2021年11月的高教創新電子報中，有一篇「Google破壞大學學位計畫－是機會還是威脅？」的文章，就值得閱讀。事實上，如Google等平台工具加上近年的如ChatGPT等AI工具，早已取代了絕大多數人的許多傳統生活與學習的經驗，例如即時線上導航取代了紙本地圖、線上翻譯取代了查找字典等等的。先進的科儀如高階多光譜掃描等非破壞性的檢測紙質文物的油墨、染料、紙張等，也已成熟的可取代經驗感官來判別年代真偽。

但是在許多的研究領域、與專業族群中，傳統工具、方法、與實務經驗，仍然會是長久存在的並能補科技的漏差。但這些須倚靠實體書本累積過眼經手的訓練，幾已不復存在今日的課堂中了。如今於古籍版本的判斷鑑別上，個人所接觸中與許多現今的藏書大家所推崇的頂尖者，多是上世紀改革開放後在國營古舊書店工作的師傅們，他們的功力遠勝於學院派中的大多數，這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新中國的社會體制。1956年由北京的88家古玩店，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北京市文物公司開始，1958年上海也將相關行業緊縮為古玩市場、國營舊貨商店、古籍書店等9家商店。大約同時期，天津、廣州等重要文物聚散地，也陸續完成文物商店的整編。1960年國務院批發的《關於改變文物商業的性質和管理體制的方案》，將全國各地的文物商店，一律改變為實行企業經營管理的國家事業單位，自此全國文物有系統並大規模的集中起來了。文革期間，更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物向國家集中的歷程；於古籍善本面，更可能遠超過乾隆修四庫開館徵集民間圖書的質與量。雖然文革後清退了許多，但仍有許多珍品仍在國營文物體系中。這些文物後來也直接供應並成就了於今在全國各地博物館、圖書館中的豐富珍貴館藏，也是一種貢獻。由於實體真品文物豐富多樣、又與市場緊密結合、加上國有體制的工作保障：因此在半世紀間，造就了一批學有素養、業有專長的文物鑒定人才。國有古籍書店，更是養成了一批經年累月與古籍為伴、經眼過手間即知來歷的佼佼者；個人的藏書啟蒙與學習，也多是來自京滬兩地古籍書店的老師。但在上世紀末，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後，民營拍賣公司逐漸崛起，國營文物商店的家家底也日漸稀少，逐漸形成了今日以拍賣公司主導的局面。

現在的學生乃至一部分的專業研究者，甚至幾乎沒有摸過實體古籍，學的多只是書上的口訣，殊為可惜！雖然圖館公藏仍有許多藏書，但不是嚴格限制翻閱，就是要戴上手套隔靴搔癢的意會，或偶爾的展出也是只能隔著玻璃櫥櫃看。其實許多於圖書版本上有代表性的本子，至今仍相當普遍且不貴，仍可以輕易在坊間購得一系列並整理成實體教材。相比於從事科學領域的研究教學，經常能有數百成千萬乃至上億經費，購置儀器設備，且未多年即能再獲汰換更替，真是天壤地別的差異對待。於此，其實只要有心，公私部門撥補少許經費，就能輕易解決的了。在大陸就有許多類似科普的文普教育活動，提供能親手觸摸、親身體會的學習場域；京滬寧等的幾家書店，除平常開放開架古籍，也定期辦有民眾體驗活動。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現在是高手在民間；藉由傳播科技，更可以穿越時空的跨域交流。跑江湖與賴以維生的書販，與精研學術的專家，都是可以學習與知識的來源。就如以城市交通管理而言，學者專家高瞻遠矚的規劃固然重要，但可能遠不及整天在街上跑出租車的司機更瞭解該城市的實際交通狀況。如果學者官員與商賈小民能共同參與，就更能調合兼顧理論與實務了。每個行業領域都有其擅場，就像洪亮吉在(1746-1809)《北江詩話》卷三中說的「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掠販家，其實於版本珍善的鑑別功力，可能勝過收藏家、考訂家、校讎家、賞鑒家。許多學者也認為洪亮吉的原意，對這所謂的藏書五家，只是描述舉例，而並沒有高下之分的。

在今二十一世紀多元價值共榮並存的今天，各行業的人都可以欣賞與交換跨行的嗜好。現今網路資料發達，檢索幾家著名古籍拍賣會的圖文說明，與一些著名學者專家文章，就可以在相對比其它同時代古文物便宜好幾個零的價位下，開始擁有百年以上古籍而進入收藏之列了。

(更新於2022.02.01)